一
《热风》是鲁迅最早的一本杂感集，其中的文章，大部分发表在《新青年》《随感录》一栏，一部分发表在《晨报副刊》。
《新青年》辟了《随感录》栏，在那里发表文章最多的是陈独秀和署名唐俟的鲁迅。陈独秀的随感大都是政论；鲁迅则偏重于社会批评或文明批评，使读者想到题外之旨。例如：“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只要‘人’之父！”(《随感录二十五》)“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随感录三十五》)“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么？”(《随感录三十八》)再加上淡淡的尼采风的文笔，是颇有感染力的。应该说明的是，这些随感在文笔上虽然还有尼采的影响，但思想上已经改造了尼采。“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光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也在内。”(《随感录四十一》)不啻对“超人哲学”的批判。
每一种文体的兴起，除了时代这个重要原因以外，与报刊的适应性也很有关系，鲁迅在写了文气浩荡，逻辑严密的《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同时，又适应《新青年》《随感录》的格局，写了如此短小精悍、含蓄凝炼的杂感文字，致使鲁迅杂文风格为之一变。到了《华盖集》时期，他将汪洋恣肆与含蓄凝炼两面合而为一，又发展了讽刺幽默的特长，从此奠定了鲁迅式的杂文风格。
因此，《热风》无论对了解鲁迅在《新青年》时期的社会批评，了解鲁迅思想与尼采的关系，了解鲁迅杂感文体的过渡的特征，都是重要的。
二
鲁迅作为伟大的思想家的特点，一是他的启蒙主义，一是他的社会思想。因启蒙主义而及于社会思想，是合乎逻辑的。鲁迅一直致慨于中国缺少社会批评或文明批评。很可以看出他对研究社会思想的执着。《热风》中收录的文字，大部分都是研究中国当时社会思想的，也可以说是这种研究的开端，“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当然，用鲁迅的话来说，这些“多是小问题”；“其他大事，则本志(《新青年》)具在”。虽然是所谓“小问题”，但却反映了社会思潮。风俗得失，是颇足以觇民心的。鲁迅从社会批评入手，希望由“国民性”的奋起，从而改革政治，这正是他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的特色。当然，没有人民自己有了的政权，社会思想的改造是很难大幅度的收效的；但即使人民自己的政权，社会思想的改造依然是一个艰巨和重大的任务。而没有社会思想的改造，革命往往会功亏一篑的。这就是为什么鲁迅在晚年还注意到中国国民性弱点的原因。鲁迅在一封信中说：“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见《鲁迅书信集》1064页)《热风》一书中，有对于所谓“合群的自大”的批评，例如，那种迹近阿Q式的自负或自轻自贱：“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外国也有叫化子……”；“中国便是野蛮的好”；还有对于赏玩别人痛苦的“暴君下的臣民”的心情的揭露，等等，凡此种种，都是鲁迅对“国民性”痛切的针砭。当然，如《题记》所说的对旧官僚而发的议论，是不与此例的；对国粹家的批评，也多半是指依附统治者的知识分子。
在五四时期，批判的理性的准绳，还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鲁迅将打拳、静坐与扶乩视为一器，就不免有这样的局限。
三
《题记》提到在“五四运动以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的确，从1920年初到1923年底，除了小说创作依然蓬勃(杰构《风波》、《故乡》、《阿Q正传》都写在此时)和翻译外，杂感是写得少了，不足十篇，其中如《知识即罪恶》、《以震其艰深》这样有重大影响的只有二三篇。
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我觉得与《新青年》团体的分化有关。“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虽然是“荷戟独徬徨”——并不放下武器，但作者并不讳言，“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同上)这也可以从作者这时期的创作大都沉潜于经验的探索这方面觉察出来，这正是一个思想家处在低潮期常常要做的工作。
二，作者当时对五四运动的意义还缺乏正确的估价，忽略了它的伟大的时代意义，他甚至产生过这样的错觉：“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鲁迅书信集》28页)基于这样的认识，当然不能以此作为鼓舞的力量。
三，《新青年》团体分化这个事物发展中的曲折的变化，是对鲁迅的进化论的考验。鲁迅当时除了从实践中导致的朴素唯物论以外，在理论信仰上的进化论以外，还没有别的学说支持他。李大钊那时正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尽管未必精当，但一些基本观念还是正确的，可是，鲁迅却“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马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那时自以为尚非错误。”(《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毫无疑问，后来在写以上这几句话时，他已痛感到这是一个错误了。这也是使他在五四运动后几年中，社会批评骤减的一个原因。因为他在迷惘于思想武器的探索中。直到与敌人对垒的女师大事件发生时，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重又燃起了他的热情。
四
《题记》中还有几段话是颇值得玩味的：那就是对胡适的微辞。
“但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
在《新青年》团体中，胡适是最早分化出来的。差不多还在五四运动高潮中，1919年7月他就发表了《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年12月，他就抛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纲领(《新思潮之意义》)，后来，终于反对爱国学生运动，劝人踱进研究室。在大敌当前时，说一个人“最要紧的是救出自己”，中国这条船翻了可以不管。美其名曰：“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说什么“救国千万事，何一不当为？而吾性所适，仅有一二宜。”(《爱国运动与求学》)这完全是对五四精神的反动。
当时有一个北京的学生写信给胡适，说：
“自来谈新文化的人，必要连带想到提倡的人，而阁下与陈君(独秀)之名，亦随借此发达。但新文化之胚胎虽在五四之前，而文化之进步确在五四之后，故数年以来，报章上亦常常看见阁下赞美五四之事。如去年五四纪念，阁下引黄梨洲之学说为五四张本，即其一例，故社会上一般青年对于阁下是很崇拜的。……至云上次学生游街一事，外国人不知道(为)什么，原无足怪，今足下亦不知道为什么，未免太无常识了。……以身居大学教授之人，其常识乃至于此，可为中国文化前途悲也。”
这里，虽然寥寥数语，将胡适延誉于“新文化运动”的动机和面貌勾画得很清楚了，很可以作为鲁迅以上的一段话的印证。
然而世事反复如螺旋，又不仅一个胡适而已。
鲁迅说：“自《新青年》出版以来，一切应之而嘲骂改革，后来又赞成改革，后来又嘲骂改革者，现在拟态的制服早已破碎，显出自身的本相来了，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又何待于纸笔喉舌的批评。”对此，鲁迅是十分感慨的，甚至不再想收集《热风》中的文字，准备一任其消灭了。因为当时的所谓“战友”已二次转舵。
但是，“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又引起了鲁迅的悲哀。因为，鲁迅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存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不但如此，“五四”以后思想界还出现了一股很大的复古倒退的逆流。
这段话闪耀着辩证法思想光辉，由时弊所产生的攻击文字如果还有它的现实意义而不仅仅是历史意义的话，这说明这时弊还或多或少的存在。鲁迅将时弊和攻击它的文字作为彼此依存、制约的对立面的统一。消失了一面，另一面才能消失它的攻击的意义。此外，鲁迅把自己的文章并不当作万古不变的法则，认为只是事物进化过程中的中间物，待到进化过程进到高一级的形态，他就认为自己的文字就尽了使命。当然，即使攻击的时弊消失殆尽，鲁迅用文字的战绩还有它的历史价值，它的审美价值。它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为什么题为《热风》呢？
因为作者“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有人将鲁迅“有情的讽刺”看作“无情的冷嘲”，认为他的话很冷。实际上，他的心是灼热的，如果心里藏着冰块，他就没有讽刺了。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话也就是一种“热风”。
本文作于1925年，作为对战斗的回顾，其中有着对生活经验的沉思和总结，有着十分耐人寻味的哲理的探索，这些，是读《热风》这部作品时不能不吟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