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有着深刻的感印。他除了对新文学的杰出贡献外，著有《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编有《唐宋传奇集》等，都是前无古人之作。字里行间，洋溢着爱国的热忱。他在《中国地质略论》中，直率地说：“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为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由是，他发出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呼唤。
鲁迅在他早期所写的一篇介绍西方文明的论文中，以一种爱之深而恨之切的心态，对老大中国文明的负面影响作了无情的抨击：……上极天帝，下至舆台，则不能不因此变其前时之生活；协力而夭阏之，思永保其故态，殆亦人情已。故态永存，是曰古国。惟诗究不可灭尽，则又设范以囚之。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繇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其颂祝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可无俟言。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倘其嗫嚅之中，偶涉眷爱，而儒服之士，即交口非之。况言之至反常俗者乎？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
(《摩罗诗力说》)作为对比的是，他找到了以拜伦为首的摩罗(撒但)诗派，奉为圭臬。裴伦的名言是：“苟奴隶立于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这便是拜伦式的人道主义。鲁迅嗣后倡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成为他的精神纲领。这便是一种跨文化对话。鲁迅赢得了文化上的凯旋。
鲁迅是近代中国真正介绍外国文学的第一个人。他在这方面的贡献，约占他著作文字的一半，计共翻译了14个国家90多个作家两百多种作品，翻译作品的国别包括英国、德国、奥地利、荷兰、俄国和苏联、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东方的日本等等。若加以缕分，计长篇小说2种，中篇小说2种，短篇小说50五种，戏剧四种，童话37种，诗歌34首，散文22篇。若从他的著作、书简、日记中涉及的外国作家来说，共有25个国家和民族，共计253人之多。
仅从这些统计数字来看，就知道鲁迅跨文化对话的广度和深度。“五四”以后，泛起一股复古思潮，当时舆论界以“青年必读书”请名人作答，胡适、梁启超开的古籍书目都是一大串。正是在令人窒息的复古气氛中，鲁迅一反其道，提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鲁迅的理由是：“看中国书，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此论一出，“署名或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入一大捆”，甚至影射他“卖国”云云。其实，鲁迅这番议论是痛苦的经验。
“青年必读书”的论争，是鲁迅在中西文化选择中的答案，也是鲁迅在跨文化对话中的亮点。
宝爱祖国文化，并作出研究贡献的鲁迅，对异族文化一向主张开放的策略。他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著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现今在坟墓上不待言，即平常的绘画，可有人敢用一朵洋花一只洋鸟……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熏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寻味。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彷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坟·看镜有感》“将彼俘来”与“彼来俘我”是两种文化选择意识的区别，其共同点是都没有主体意识，都缺乏跨文化的平等对话。当一种自大主义破产以后，便跌入事大主义。
在跨文化对话中，主体意识是重要的一环。正是在主体意识指导下，鲁迅提出了“拿来主义”的命题。鲁迅作了一个譬喻，说有一所祖传大宅子，子孙们要继承遗产，第一种人怕污染，不敢走进去，第二种人是激进，要放把火烧掉，以示自己的清白，第三种人进去以后，大吸其剩下的鸦片。这三种人，在文化选择上，鲁迅说他们是孱头、昏蛋和废物。鲁迅要文化选择者走出这三种人之外，“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我曾在《鲁迅：中西文化冲突中的选择》一文中说：“拿来主义”作为文化选择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所以重要，因为它始终处在主动性的地位，对外，它能区别奴化文化和先进文化；对内，它能摆脱受挫意识所导致的受动地位，而确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拿来主义“不仅标志着民族文化意识的新觉醒(”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从而发出了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同步的呼声，而且标志着当时半殖民地中国在西方文化冲击下被压抑的自桎心态的彻底消息，恢复了自信心和自尊心，这是一个民族要站起来创造新文化必要的心理前提。”在西方文化深层结构的参照下，鲁迅十分重视别国的择取经验。我在论文《鲁迅：中西文化冲突中的选择》中说，鲁迅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是西方文化，即如他多次提出的“壕堑战”，他说，“欧战时，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而开他几枪。”(《两地书·二》)这种战法，便是从功利出发，从实际考虑而不是从形式出发，这对在逆境中保存自己的实力，既抗战又自卫大有益处。它一扫那种墨翟遇歧途而哭，阮籍遇穷途而哭的忧患意识和悲剧心态(《两地书·二》)，这对形成鲁迅型的坚韧性格产生过积极影响。
鲁迅在跨文化的对话中，特别重视外国择取的经验，例如日本是最善于择取别国所长壮大自己的国家，但是他们也有主见和分寸，他们有遣唐使，“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庭中仍无太监，妇女也终于不缠足。”从这里，看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准。
跨文化对话，媒介人物的审查十分重要。鲁迅多次提到美国传教士斯密斯在晚清写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认为有助于探寻我们文化深层结构的征结。鲁迅说：“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例如斯密斯谈到中国人有“瞒和骗的才能”和缺乏同情心，亦即鲁迅再三强调的“缺乏‘诚和爱’”。斯密斯还着重谈到中国人的“面子”问题，认为这是“打开中国人的许多最重要特性这把暗锁的钥匙”，“而其中的学问常常完全超出西方人的只是和理解之外”，并证明了西洋和中国人必须承认的差异。这种差异，显然属于跨文化对话的重要主题。
鲁迅十分重视斯密斯的文章。因为斯密斯有谈到中国人的面子的文章，鲁迅为此专门写了《说“面子”》一文，认为面子是“中国人精神的纲领”。鲁迅有许多文章都生发了社会心理的主题。
在跨文化研究中，有两个命题值得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许多消极面也不是与生俱来的，例如骂粗话、乱扔垃圾、闯红灯等，这些关系到人的素质。仿佛积劳成疾一般，久而久之，成为一种惰性，竟代代相传下去。鲁迅说：“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中外文化之交有差异点。其差异出自本民族的生存条件，文化源流等等，但也有同一性，因为都是生长在地球上的人。有了同一性，比较遂有了基础；有了特异性，比较遂有了根据。跨文化对话正是建立在同一性和特异性之上。
在介绍异国文学时，鲁迅主张“硬译”。他认为这样“不但输入新的内容，也输入新的表现法。”鲁迅的这种翻译思想，为很多人所不能理解，认为与可读性抵牾而未曾采纳，殊不知鲁迅有更广的视界，为跨文化对话提供了依据和更远大的目标。PB2/D/2010/212净书尺寸：170mm×240mm版心32字×31行5宋体行距*3/5版本S92上海复社图文制作中心鲁迅论集二样稿鲁迅论集
§§杂文导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