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作为伟大文学家的鲁迅同时是位伟大的思想家，而他的思想家的特点大都是通过文学来表现的。直面生活，直接发表自己的感受，以一种康德所谓实践理性而不是思辨理性来表达他的思想。但是，鲁迅的智慧却处处明显地使人感觉得到的，他谈历史，论世事，攻击时弊，臧否人物，不但谈言微中，而且入木三分，为常人所不能道，具有一种迫人的智慧力量。
一
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具有高度的哲学思维。他早年的几篇论文，如《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残篇）都具有哲学意识，应该在中国思想史上占一席重要地位。即如他晚年所写的《“题未定”草（六至九）》也完全可以算是一篇用文学形式表达的哲学论文。他的最著名的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具有高度的哲理性。他发现的一切反动统治者的“吃人”意识和被奴役者的“精神胜利法”，这一惊人的发现，是一种超人智慧的典型表现，在这里，他追索到了历史深层中的某些原理和原因。
让我们来听一个鲁迅所讲的故事吧：
“记得十多年前，在北京认识了一个土财主，不知怎么一来，他也忽然‘雅’起来了，买了一个鼎，据说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驳，古色古香。而不料过不几天，他竟叫铜匠把它的土花和铜绿擦得一干二净，这才摆在客厅里，闪闪地发着铜光。这样的擦得精光的古铜器，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第二个。一切‘雅士’，听到的无不大笑，我在当时，也不禁由吃惊而失笑了，但接着就变成肃然，好像得了一种启示。……觉得这才看见了近于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换了术语来说，就是它并不‘静穆’，倒有些‘热烈’。”
这种见解摆脱了为历史的尘土所掩盖的表层，而直接看到历史的原貌，因而蕴含着哲学的意蕴，散发出智慧的光芒。观察事物的客观性是鲁迅思想的显著的特点之一，他几乎从不被一切假象所蒙蔽，他不易受骗。在他的思想介入社会的过程中，在他自称的“社会批评”或“文明批评”的文字中，他“睁眼看世界”，表现了唯物主义的大勇精神，鲁迅的许多深刻的见解大都来源于此。
首先，他对客观实在作了辩证性的理解。他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自然界是“‘榛楛弗剪’，然而这才是深山大泽”。这十分符合生态平衡的规律，社会里的人际关系也是一样的，“古今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你要处在这个社会，只好与一切人打交道，要想逃避也逃避不了。狂与狷都不过是心造的幻影。鲁迅论文的标准，也是放到关系之中来鉴衡：“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因此，编起文集来，鲁迅主张“如果多少与社会有些关系的文字，我以为都应该集印的，其中当然夹杂着许多废料。”因为凡是与社会有关系的文字，它总能在或一方面映照出那社会的面貌。“废料”本身便反映了它与全体的关系。因此，鲁迅在自己所编的杂文集中，不仅不惜引用着对手大段的文字，而且不惜大量附录着对手的文章。这样，便反映出鲁迅与对手攻战的全貌。他认为，这种附录“一样和本文都有价值的”。编集如果不收对手的文章，“抗战之作”“就都好象无的放矢，独个人在向着空中发疯。”这是十分明白的，因为失去了对方，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存在。“一任鬼蜮的伎俩随时消失，也不能洞晓反鬼蜮者的人和文章。”
鲁迅认为：“中国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这一点的，所以历史里大抵有循吏传，隐逸传，却也有酷史传和侫幸传，有忠臣传，也有奸臣传，因为不如此，便无从知道全般。”而后者的功用，“与铸了魑魅魍魉的形状的禹鼎相同。”这便是历史的真实，有作为的史家总是严峻地来对待这种历史的真实，所谓：“史笔如刀”，甚至不避个人杀身之祸的风险；严峻的史笔之所以可贵，就因为它体现了关系的全般。鲁迅以其如炬的智慧的目光的烛照，他看到了历史本身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大力提倡要写出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的真实来。
客观实在既然是一种关系的辩证的反映，其本质的展开便是一切都处在相互联系之中。联系最基本的环节便是因果联系。鲁迅很早就认识到这点：“物质全界，无不由因果而成”，因此，历史就有了它特殊的效用，因为历史无不呈现出一种灼然可见的因果联系。例如，俗谚所谓：“作恶者必自毙”，便是一种因果关系的典型表现。因此，鲁迅认为“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看一个人的已往的经历也有一样的效用”。经历一多，“便能从前因而知后果，我们预测时时有验，只不过由此一端”。鲁迅的预言常常表现了他的惊人的智慧，因为后来事实证明，常常不幸而为其言中。
鲁迅总是将事件放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考察，就因为历史中体现了因果联系，可以因前因而知后果，这样读史便可以鉴往知今，“试到中央公园去，大概总可以遇见祖母带着孙女儿去玩的。这位祖母的模样，就预示着那娃儿的将来。所以倘有谁要预知令夫人后日的风姿，也只要看丈母。不同当然是有些不同的，但总归相去不远。我们查帐的用处就在此。”当然，历史不是单纯的重复，历史里的因果关系还常常表现着“原因在结果中与自身的同一”（黑格尔）。例如鲁迅在1936年谈到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时，追溯到异族入侵和单一的农业经济所导致的狭隘目光这两种致病的原因，阻障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以致使历史上满是血痕”，但是竟支撑到今日，又显示了人民的坚韧的力量。黑格尔说：“在对立中，相异者，不是任一别物，而是与它正相反对的别物，这就是说，每一方面只由于与另一方面有了关系方得到自己的性格，此一方面只有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来，方能自己映照自己。”映照出鲁迅智慧的，正是他的对立面。鲁迅正是与形形式式对立面的攻战中，形成并发展了自己的智慧。
因果既是一种联系的关系，也是一种过程的展开，世界上任何事物的运动和联系都是一种过程的展开。人类的活动便是在这过程中一种流动的物质力量，它终将随着历史长河的向前奔腾而消失其长住性。鲁迅对此有甚深的感触，他认为：“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正因为如此，鲁迅把自己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肯定下来，认为自己的一切活动都不过是历史的中间物。他无情地讥笑那种一味希望自己不朽的人的言动实质上只是使自己速朽。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于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鲁迅参悟到这点，因而获得了一般人所难于企及的历史意识和宇宙意识。
二
在我国，智慧的通常表现常常在攻战的战略方面，例如诸葛亮的足智多谋，特别通过小说《三国演义》的神化，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智慧的典型之一。鲁迅的智慧表现在实际攻战中具有一种高超的战略家的气度。周恩来甚至称他为“最好的战斗的战略家。”
在中国国民性中，惰性与暮气已几乎成为积重难返的积习，在强大而顽固的旧势力面前，斗争常常不是速战速决，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的坚韧不拔的过程，甚至要花去多少代人的生命和精力。因此，鲁迅提倡的韧性的战斗精神，是符合客观的实际情况的，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略思想，是一种过人的智慧的表现。当旧中国“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的时候，真正拥有智慧的哲人决不会主张速战可以速决，只有用与客观相持的持久的战斗的办法才能保存自己的实力，获得有利的战机，从而取得最后胜利。
敏于思考的鲁迅在申述自己的战略思想时善于引类取喻，获得一种先声夺人的说服力，并由此征服读者和听众。鲁迅特别赞扬了运动会上“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的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落后的竞技者仍能坚持到底，因为在这里，潜存着一种不断进取的潜力，而这种潜力当它凝聚到相当程度的时候，将是不可战胜的。落后的竞技者仍非跑到终点不止，这正是锻炼自己意志的过程，克服自己不足的过程，是为下次竞技取得经验和积蓄力量的过程，它必将凝聚为一种不可战胜的爆发力。鲁迅慧眼识英雄，不是已经成功的英雄，这是通常人都会识别的英雄，而是从目前还是失败者的处境观察到一种潜藏的发展的力量，这就需要不寻常的智慧。
鲁迅正因为对我国当时的国情有甚深的了解，因而当有些爱国青年志士准备仗三寸剑，不惜以生命孤注一掷与强敌周旋到底时，鲁迅却谆谆告诫：“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
鲁迅提倡“壕堑战”，他一面战斗，一面也编文学史，编笺谱，欣赏艺术，屡屡更换笔名，改换投稿的地方，以挣脱文网，躲避文祸，取得胜利。
但是对用假名攻战也有书生气十足的人提出异议，朱希祖即认为人应该“坐不改姓，行不改名”。认为有人用假名是“不负责任的推诿的表示”。鲁迅以具有智慧的洞察力加以驳难说：“夫朱老夫子者，是我的老同学，我对于他的在窗下孜孜研究，久而不懈，是十分佩服的，然此亦只于古学一端而已，若夫评论世事，乃颇觉其迂远之至者也。他对于假名之非难，实不过其最偏的一部分。如以此诬陷毁谤个人之类，才可谓‘不负责任的推诿的表示’，倘在人权尚无确实保障的时候，两面的众寡强弱，又极悬殊，则须又作别论才是。例如子房为韩报仇，从君子看来，盖是应该写信给秦始皇，要求两人赤膊决斗，才算合理的。然而博浪一击，大索十日而终不可得，后世亦不以为‘不负责任’者，知公私不同，而强弱之势亦异，一匹夫不得不然之故也。况且，现在的有权者，是什么东西呢？他知道什么责任呢？《民国日报》案（指该报编辑邹明初以‘侮辱官员’罪罚金三百元——引者）故意拖延月余，才来裁判，又决罚至如此之重，而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负片面的责任，如孩子脱衣以入虎穴，岂非大愚么？朱老夫子生活于平安中，所做的是《萧梁旧史考》，负责与否，没有多大关系，也没有什么意外的危险，所以他的侃侃而谈之谈，仅可供他日共和实现之后的参考，若今日者，则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区区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此我所以指窗下为古人之坟墓，而劝人们不必多读中国之书者也。”这是表现鲁迅的智慧的极其精彩的文字，这里我们可以比较鲁迅与朱希祖两人不同的思维特点以及他们智力的表达方式。朱希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不能说没有智慧，然而按他的推论历史上许多事都无法索解。而鲁迅真正读活了历史，直面生活，惟其如此，他能以战略家的眼光来判断历史，指示现实。他能将假名之类的手段放在特定的关系中来考察，而不拘泥于假名到底用什么好之类本身的争执。朱希祖就缺乏这样的眼光，尽管他书读得不少，而鲁迅，特别作为改造社会的战略家的鲁迅，显示了他的真正的智者的风范。
三
人生哲学从来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轻思辨、重实践，有它的局限，也有它的优点。鲁迅不能说没有理论思辨的素养，但他也更多地将自己的理论思辨衍化在人生哲学之中。他从具体的社会心理入手，以此来把握人生哲学中种种规律性的现象，他在这方面所达到的惊人的智慧，至今还难于逾越。他感慨于“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他又引古人的话：“中国之君子，明于礼文而陋于知人心。”这是因为儒家的道德规范控制和掩盖了人们的心理活动，鲁迅则自觉地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刻的研究。
鲁迅对旧中国的统治者和他们的统治思想，都有着深刻的观察和尖锐的揭露，用鲁迅的话来说，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亦即看透了在虚伪的圆满和美妙的面纱掩盖下的百孔千疮。他看出当时许多中国人不过是“做戏的虚无党”，这是因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因此，“将这种特别人物，另称为‘做戏的虚无党。’”也因此，鲁迅说：“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提倡读经之徒的心理也是一样，他们都是一伙有权有势的聪明人，是阔人，因此他们读经的主张能得到响应，“决不是笨牛，否则，他早已伏处窗下，老死田间了。”鲁迅反诘道：“现在岂不是正值‘人心不古’的时候么？则其所以得阔之道，居然可知。他们的主张，其实并非那些笨牛一般的真主张，是所谓别有用意；反对者们以为他真相信读书可以救国，真是‘谬以千里’了。”鲁迅又说：“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况且即使将来没有‘正人君子’之称，于目下的实利又何损哉？”鲁迅对当时统治阶级卫道者的心理真是揣摸得剔肤见骨。因此，他常常能使对手“麒麟皮下露出马脚。”
对统治者心理的变化和心态的发掘，《鲁迅全集》里比比皆是，从中引出的对普通人的教训，是鲁迅人生哲学的极其重要的部分，他常常把这类观察概括为一个民族去向的高度。例如，《扣丝杂感》中有一段可以名之谓“包围论”：无论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的水泄不透。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在外，是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至于幻得怎样，则当视包围者是三棱镜呢，还是凸面或凹面而异。假如我们能有一种机会，偶然走到一个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见这时包围者的脸面和言动，和对付别的人们的时候有怎样的不同。我们在外面看见一个猛人的来信，谬妄骄恣，很容易以为该猛人所爱的是这样的人物。殊不知其实是大谬不然的。猛人所看见的他是娇嫩老实，非常可爱，简直说话会口吃，谈天要脸红。……但同时也就发生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而晦气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矿物呀，则于是乎遭灾。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凡知道一点北京掌故的，该还记得袁世凯做皇帝的时候的事罢。要看日报，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直要待到蔡松坡云南起义，这才阿呀一声，连一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但这一出戏也就闭幕，袁公的龙驭上宾于天了。包围者便离开了这一株已倒的大树，去寻求别一个新猛人。鲁迅说：“我曾经想做过一篇‘包围新论’，先述包围之方法，次论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因为猛人虽有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次更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结末是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所以这新论也还没有敢动笔。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幸勿以我为懒于筹画，只开目录而没有文章。我思索是也在思索的，曾经想到了两样法子，但反复一想，都无用。一，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不要先‘道清’。然而虽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会先就改变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样。二，是广接各样的人物，不为一定的若干人所包围。然而久而久之，也终于有一群制胜，而这最后胜者的包围力则最强大，归根结蒂，也还是古已有之的运命：龙驭上宾于天。”这就是说，包围者之所以得逞，被包围者之所以难于解脱，难逃悲剧的命运，归根结底，是封建时代统治方式的必然结果。
鲁迅对统治阶级统治心理的研究，是人生哲学中极为重要的课题，因为它关系到被统治者的命运和心理素质的形成。当然，对一般老百姓，鲁迅也以过人的智慧，洞察他们的心理，同情他们的命运，唤起他们自我觉醒的意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从小民当时所处的弱势中鼓舞起他们的信心，当然他们的弱势也使他们精神上的得失向双面发展。例如，“‘不相信’就是‘愚民’的远害的堑壕，也是使他们成为散沙的毒素。”又如：“人而没有‘坚信’，狐狐疑疑，也许并不是好事情，因为这也就是所谓‘无特操’。但我以为信运命的中国人而又相信运命可以转移，却是值得乐观的。”在鲁迅看来，他们思想的消极面里却埋伏着积极的东西，积极面里又有消极的影响，这完全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法。
四
鲁迅的智慧的特点在哲学思维方面表现为对辩证法的参透，但他并不上升到理论思辨的领域，在书斋里苦思冥想。他总是直面惨淡的生活，揣摸着民族性格和社会心理。一刻也不停地探索着他眼前所经历的国人的灵魂，不管其中积聚着多少历史的尘垢，凝集着多少泪痕和血迹、可笑和可鄙。他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不能摆脱这些老中国的儿女们给他留下的心灵创伤，有一段话说出了他贯串一生的心态：“我知道伟大的人物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得天眼通，离人间愈远遥，而知人间也愈深，愈广；于是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师。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立论都公允妥洽，平正通达，像‘正人君子’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因此，鲁迅的智慧不是天上的玄思，而是立足大地。这些特点也就决定了鲁迅这位伟大的思想家采用了文学的形式。事实上，正是在鲁迅的杂文里表现了他惊人的智慧，他与论敌对峙中总是机智敏捷地捉住对方的要害，以一种雄辩的铁的逻辑战胜对方。鲁迅能从最普遍的现象中提出关系到民族去向国家盛衰的命题。鲁迅的智慧的表现方式不是一种滔滔不绝长江大河般的水流，也不是一种娓娓动听的琴弦，而是一种警句式的箴言，是一种惊心动魄的启示录。鲁迅常常以最精炼的文字传达他沉思的结果。这些格言式的警句概括起来只有一二句话，十几个字，它却可以扩充为千万言；最少的文字却具有最大的思想容量，下面这些例子在《鲁迅全集》我们随处可以找到：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战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
阔的聪明人种种比如昨日死。
不阔的傻子种种实在昨日死。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原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
大抵如是。大抵！
防被欺。
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凡为当局体“诛”者皆有“罪”。
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
多有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诚然，“无毒不丈夫”，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如果联系到鲁迅的写作时代和写作背景，那么这些箴言式风格的散文，它将如何有力地点燃读者心灵之火。在这里，热情受到了冷冻的压缩，智慧变成了一种不事外露的深沉的睿智。鲁迅曾告诫当时的青年：“站出来讲话尤需要明喻暗比，大家领会而又无懈可击；绝不可以对当地当政强梁权贵指名道姓地明白指斥，借以避免授人以柄徒招祸害到自己身上。”这种“壕堑战”的战术使鲁迅的智慧并不采取汪洋恣肆的放纵，而成为一种百炼成钢的匕首，它虽然并不引人注目，却可以致强敌于死命，鲁迅的智慧赋有自己的特色。
毫无疑问，鲁迅表现在文学上的智慧也是过人的，他几乎开创了一切文学形式的新气象，而且每一篇作品都显示一种范式。
美国阿德勒（Mortimer Adier）博士写过一本《西方的智慧》，台湾地区的韦政通先生又有近著《中国的智慧》，他们都企图从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去寻求智慧的答案。对照着前人的智慧，鲁迅却具有后来居上的超越。即如经济问题而论，鲁迅便说过这样的话：“凡承认饭需要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还有鱼肉没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议论。”精辟、奇警、幽默，在谐趣盎然的笑谈中蕴含着唯物主义的哲学命题。再如鲁迅提出的“拿来主义”，是中西文化交流和冲突中的一个大课题，而鲁迅举重若轻，几个通俗易懂的例子，千把字的文字，却提出了文化选择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他要求文化选择中我们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彻底消除脱离实际的自大心态和自轻心态。这标志着民族文化意识的新觉醒，标志着中国人要走向“世界人”行列的先觉之声。
鲁迅的智慧展示给我们一片新的天地，认真阅读鲁迅的著作，我们将从鲁迅的智慧中汲取无穷的养分，从而增强我们自己的智慧。
［附记］：蒙延边大学出版社约写《鲁迅智慧论》一书，广告已在《光明日报》揭载有年，惜无暇定稿，这里发表的是书中应有的几个片段。而该书的正式写定，还要做大量的心得的积累和思考功夫。描述鲁迅的智慧，要把它放在中西文化的背景及其关系中展开，这样才能突出鲁迅智慧的独特之处，这里，只能表示自己有进一步努力的愿望。
1991年8月26日上海
《鲁迅研究月刊》
199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