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的命题有“象征”意义：取了“希腊神话中墨耳库里驾虹桥从冥国索回春之女神的意义”。这同他在写作《虹》的期间沉迷于“北欧神话”形成微妙的关系。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与茅盾早期小说对“时代女性”的兴趣相平行的是他对中外神话的喜好和研究。
茅盾早就喜欢各国神话，在20年代中期就作文介绍希腊与北欧神话。他说，在1926年大革命的前夜，“我那试写小说的企图也就一天一天加强。晚上依然弄古董的神话，可是只想快些结束；白天呢，不论在路上走，在电车里，或是在等候人来的时候，我的思想常常为了意念中那小说的结构而烦忙。”后来在写《蚀》到《虹》期间，他似乎对神话的兴趣愈浓，从中国的到世界各国的，研究得更为系统，介绍得更多。《幻灭》开始发表于1927年9月的《小说月报》，而在10月的《文学周报》上刊出《各民族的神话何以多相似》一文，此后到1930年10月，共发表了十四篇长短不齐的有关神话的介绍，其中包括书籍如《中国神话研究ABC》、《神话杂论》。尤其与小说创作直接有关的是，茅盾对北欧神话情有独钟，作了大量研究。1929年6月起在《小说月报》发表《虹》之后，在次年10月写成《北欧神话 ABC》由世界书局出版。从此茅盾的新女性与神话的写作都告一段落。
茅盾的小说创作与他同时心驰神游的西方神话世界之间是怎样的互动关系，这里殊难细论。这一现象或许在新文学作家当中也颇为奇特：某种世界文化的象征系统，在翻译、传播过程里，在作家的存在与写作里留下深刻的印痕。而对北欧神话的兴趣，和茅盾从20年代起极力介绍世界弱小民族文学的做法相一致，反映了中国作家带有民族心理创伤的世界图像，与世界文化霸权的斗争又联结在一起。
神话渗透到小说里的最初迹象，是《动摇》里的孙舞阳，尽管革命同志对她的风流逸宕略有微词，但在方罗兰的眼中则是一个纯洁的“天使”，既给他带来革命的信心，也使他在爱情上“动摇”。“天使”仅仅是他心上的“幻象”，当两人面对面的时候，握有“恋爱哲学”的孙舞阳向他表明了她的“凡性”，方罗兰才感受到“幻灭”。在《动摇》里，孙舞阳的戏份终究不多，而《追求》中“时代女性”化身为章秋柳，则占据了叙事的舞台中心。像孙舞阳一样，她已经自己解放了自己，充分享受个“性”的自由与自主；事实上如作者所暗示的，章秋柳受过“大革命”的洗礼，戴上了“颓废”的面具。她的轻盈舞步在都市里穿梭，魔性十足。正是在魔性的衬托下，作者施以重彩浓墨，赋形生动地展开了她的“天路历程”。一边“跟着魔鬼跑”，一边寓言式地凭借她的“神性”，展开其“现代性”改造工程，她对史循(如学者注意到，“史循”乃“历史循环”即“过去”的隐喻)的拯救，实即从事一种人类最具雄心、也最疯狂的工作，即一手挽住时间之轮，拒绝“过去”，结果功亏一篑，史循毕竟属于“过去”，爱情反而促成他的死亡，更在她身上种下祸根。
此时《追求》将近尾声，出现了北欧命运女神的母题，那是王仲昭听到章秋柳患病躺在医院里，心中一阵悲凉，但想起已经同他订了婚的陆女士，被他“戏呼”为“北欧的勇敢的运命女神 Verdandi 的化身”。比起其他男子王仲昭是较具健全理性的理想主义者，因而这个“洋典故”似乎有点来头，然而这个北欧女神的比方对一般读者来说，不免显得奇特。何况这位陆女士在小说里并不怎么被看好，好像是平庸、世俗的朱女士的拷贝，最后也让她破相了事。从“时代女性”形象中“神性”的线索发展来看，一方面正由于章秋柳对史循的微型改造工程含有非凡性质，尽管功败垂成，虽败犹荣，另一方面作者在经历了一番“狂乱”之后，虚弱、庆幸之余，也非得有神的指引不可。在这样的语境里，北欧女神在此当口浮现于笔端，虽然是一个反讽的“戏呼”，却也歪打正着，与“时代女性”的形象开展似乎也有某种内在的逻辑。
在《追求》发表一个月前，《小说月报》上刊出茅盾的《希腊神话与北欧神话》一文，其中介绍了比希腊命运之神更为有趣的北欧命运之神。从时间的巧合来看，把陆女士比附为北欧女神多半是顺手牵羊地使用了一个洋典故，却难以逆料地竟变成一段传奇式的文学掌故。在完成《追求》后数月，在《从牯岭到东京》中，针对来自左翼对三部曲的批评，一面提出新文学应当反映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主张为自己辩护，一面接受批评，承认《追求》的“悲观”与“颓唐”，并表示今后要振作自己的革命精神。于是又出现了北欧女神：“我已经这么做了，我希望以后能够振作，不再颓唐；我相信我是一定能的，我看见北欧运命女神中间的一个很庄严地在我面前，督促我引导我向前！ 她的永远奋斗的精神将我吸引着向前！”在文章的最后茅盾再次表示：“《追求》中间的悲观苦闷是被海风吹得干干净净了，现在是北欧的命运女神做我精神上的前导。”这样郑重而坚定的表白，意味着他重新恢复了对革命的信心，他在过去一年里所经历的信仰与身份危机已经结束。
据秦德君回忆，茅盾在东京不久写了《从牯岭到东京》，在寄往《小说月报》之前，到女生宿舍找到秦德君，“他不顾旁人嬉笑，拥抱着我，管我叫做他的救星，是挽救他的北欧命运女神”。此时小说里的情节弄假成真，神话跑进了现实，或许是王仲昭附身，一句像是谈情说爱的“戏呼”，在半个多世纪历尽劫难之后，在秦德君听来还如此真切。不管怎么说，这些北欧女神与他自己的精神状态及其小说里的人物关系愈益密切。他一面继续写了几个短篇，主角都是女性，而且又着手另一个长篇《虹》，写的是梅女士怎样从“五四”到“五卅”时期的历史成长过程。同时茅盾去东京夜市地摊上购得有关北欧神话的书籍，加上他的友人从上海寄来的资料，终于完成研究，对北欧神话作出了系统的描绘。1929年5月，他将那些短篇编成《野蔷薇》一集，在前言里说：
在北欧神话，运命神也是姊妹三个。但她们不像希腊神话里的同僚们那样担任着三种不同的职务，她们却是象征了无尽的时间上的三段。最长的Urd 是很衰老的了，常常回顾；她是“过去”的化身。最幼小的Skuld遮着面纱，看的方向正与她的大姊相反；她是不可知的“未来”。 Verdandi 是中间的一位，盛年，活泼，勇敢，直视前途；她是象征了“现在”的。……真的勇者是敢于凝视现实的，是从现实的丑恶中体认出将来的必然，是并没把它当作预约券而后始信赖。真的有效的工作是要使人们透视过现实的丑恶而自己去认识人类伟大的将来，从而发生信赖。
前面说过在这段时间里茅盾恢复了对“革命”的信心，也在创作中摆正了“方向”，在观念层面上以马克思“意识形态”及“时代性”为思想架构，而这个北欧命运神话的加入，在象征、想象的层面上与他的意识结构的转化产生互动。把陆女士比作勇敢的北欧女神还只是一个随意的比喻，但在上述《野蔷薇》序言中对北欧女神的描绘却成为“现代性”隐喻，与原来在慧女士、章秋柳那里所出现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公式重合，但在“历史的必然”的正确方向指引下，这一方程式中的基因得到了调整。明显不同的是在慧女士、章秋柳那里，日常生活的“现在”是她们焦虑的核心，充满欲望的躁动和破坏的倾向，只顾目前而对未来缺乏明确的信心和方向。而这一北欧神话则成为“真的勇者”，“从现实的丑恶中体认出将来的必然”。这一新的革命化时间公式既是他的小说创作的总结，也将进一步贯彻到日后的创作中，就给《蚀》和《虹》之间划出了一道沟壑。当后来的“时代女性”的创作明确受到“革命”意识形态的操纵时，这个时间意识则超越于日常生活之上，就有形无形地对她们的欲望起一种桎梏或过滤的“中介”作用。
我们不难注意到，在上引那段话中，“现在”一词被转换成“现实”。对于正确认识现实的强调，是当时左翼思想界的根本任务，而对“现实”的强调，标志着文学创作从探索美学的再现朝向社会实效的重心转移，但对五四以来的“写实”文学传统来说，这一转向并不那么简单。这个“现实”并非一般认为如镜子一样反映的“现实”，它变成一种再现的空间，已经包含着对人的社会存在的新认识，同时对于如何文学地再现人物主体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照茅盾的说法，《野蔷薇》里的人物仍然“穿着 ‘恋爱’ 的外衣。作者是想在各人的恋爱行动中透露出各人的阶级的 ‘意识形态’”。 所谓“阶级”与人的经济活动、社会条件相联系，也牵涉到作家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分期的理解。如梅女士的“意识形态”再现，涉及其主体意识的复杂构筑及“历史”所起的中介作用，由此可看到《虹》意味着茅盾的小说创作的重要过渡：含有从时间到空间、反映到中介、客观到主观的转变。而在这一具体的文学境遇中，所谓“北欧神话”的隐喻与“意识形态”颇有裙带关系，即在象征的层面上为茅盾的革命信心及其方向感增加了保险系数，在他小说创作的过渡中扮演了重要而有趣的角色。
《虹》的女主角梅女士是茅盾又一次，大约也是最后一次将女身指符与时间意识相结合并象征革命的历史方向的重要尝试。作者自己认为：“梅女士又不同于《蚀》三部曲中的女性，她也有 ‘幻灭’ 和 ‘动摇’，但她的 ‘追求’ 不是空幻的，而是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勇往直前的 ‘追求’。”。 因此和《野蔷薇》中的那些女性比较，就和北欧女神的关系更为直接。小说里，梅女士被称为“现在教徒”，披上了那个象征“现在”的北欧女神 Verdandi 的灵光，也表现出“盛年，活泼，勇敢，直视前途”的性格。然而，作者仍然努力表现梅女士作为负载革命历史意识的可能性，但毋宁说小说更注重的是空间方面，亦即北欧女神所指示的“方向”成为“革命文学”的唯一指针。如以下的分析所显示，时间与女体之间越来越互相离异，实际上这两者都必须服从方向的支配。北欧女神对于作者的欲望也同样起一种监察或升华作用，使他在写作过程中时时警觉而把准革命的方向。
任何神话系统都凝聚着人们的美好愿望，都有价值的超越性以及超自然的力量实现公正与善德。神话也是文明的累积和想象的结晶，在其形成过程中，语言作为象征指符不断遭到“历史”的选择或淘汰。这“历史”便与“意识形态”有相似之处。正当茅盾对“革命”恢复了自信之后，或许正因为这信心之脆弱，更须神力的护持；但茅盾需要得更多，命运之神也应运而生。本来现代文学受任于民族濒危之机，这里更在茅盾身上显示神迹。他所需要创造的显然远胜于当时的现实所能提供的，换言之，就小说所能担当的革命使命而言，他所完成的确胜乎时辈之上。北欧女神给《虹》的隐喻是：重写“五四”至“五卅”的思想历程，这跟历史重构的神话方式相似。更重要的是“革命”需要一种充满信心——不仅为他自己，也是为历史——的表述形式，而那个“现在”女神正符合这样的要求，她对未来的指向正暗示了历史朝既定方向的“必然”其自身的目标。在当时的不利条件下，用小说表现“革命”的必然性，无疑也是一个“幻美”的神话，茅盾所能表现的，既是一个无限希望与许诺的空间，却不得不充满不确定感，而借助于神的意志，似乎为革命的必然方向罩上神圣的光晕。女神所指引的方向本身是一个不可知的“迷思”，也就理所当然地为梅女士提供了她那种天生的革命意志。小说中创造了梅女士的“神性”：她要克服自己的“女性”和“母性”，“献身给更伟大的前程，虽然此所谓伟大的前程的轮廓，也还是模糊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