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论语》中不可不知的人生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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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可方可圆,处世的最大智慧(1)

——《论语》在处世中的妙用

在社会这个万花筒中,不同的人总会为自己的独特人生涂抹上不同的色彩。但是如果缺少了处世的智慧,就会使人生黯然失色。也许我们一次不理智的拖延,就错失了春天的季节;也许我们一次不留神的冲动,就夭折了成熟的果实。其实,这样的道理,早在二千年前,圣人就通过《论语》告诉了我们。

1.诚信是安身立命之本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论语·为政》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论语·颜渊》

信用高于生命。

不过,说得最多的,强调得最重的,往往也是问题最大的。背信弃义与讲信用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穿越古今文化作品,跨过历史长河,直到今天,依然与我们同在。或者更准确地说,越到商品经济时代的今天,背信弃义与讲信用的矛盾越发突出,而前者还大有占上风的势头哩。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是不是应该大书特书圣人的呼吁呢?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人却不讲信用,不知他怎么可以立身处世!

金庸笔下的韦小宝尚且知道:“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孔子在另一个地方对子贡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这种对“信”的强调,使人想到文天祥的绝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或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事实上,做人也好,处世也好,为政也好,言而有信是关键所在。

守信是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的关键。不轻易承诺,一旦承诺,必须兑现。机会不会降临于一个言而无信的人身上。生活中有不少人平时信口开河,说过的话很快就全忘了。或许他承诺的是无足轻重的事,但对小事的失信会使人怀疑其大事的信用。没有信用的人就像一张空头支票一样没有意义。

历史上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信用”的力量可窥一斑。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准备攻打原国,和大夫们约定十天攻下。到了第十天没有攻下,他准备鸣金收兵回国。有一个将军对他说:“再有3天就可以攻下了。”群臣也劝谏他再等几天。文公说:“我和士卒约好10天,10天不退兵,我将失去信用。得到原地而失去信用,这种事我不愿做。”于是毅然率军回归。原国的人听到此事,便说:“有像他这样守信用的君王,我们为什么不归顺呢?”于是自己出城投降了。卫人听说此事,也主动归顺了文公。

儒家的另一位代表孟子,也主张“诚信”是人之根本,他提出,诚,是建立在天人合一与性善论基础上的,天道本身就诚。通俗的说法就是:诚信不是法制社会对个人必须做出的基本要求,而是个人对社会的一种义务。诚信是发自内心、自愿的,是人的一种操守,是道德人格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具有极其重要的力量。“忠、义、礼、智、信”是人们倡导并力求遵循的行为准则。我国从远古时期起,诚信就成为人们极力推崇的美德之一。“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古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美谈,关公千里走单骑的壮举,都是诚信、守诺、勇于实践诺言的典范。

《周易》有“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周易·乾·文言》)千百年来,人们讲求诚信,推崇诚信。孔子多次讲过诚信,如:“信则人任焉”,“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古代的圣贤哲人都把诚信作为一项崇高的美德加以颂扬。

可现在有这样一句话:诚信是为了不损人,不诚信是为了不损己,撒谎的人多了,诚实就成了对自己的一种伤害。相信在当今这种竞争激烈,硝烟弥漫的社会里,好多人都把它奉为信条;但是诚信可能损了私利但得了人心,不诚信可能保了私利但失了人心。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诚信亦凸显出其重要性。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信用经济,具有公平竞争、平等交换、效率效益、诚实守信的原则。可以说,诚信是市场经济与生俱有的准则,市场经济越是发达就越要求诚信。没有诚信,就没有秩序;没有诚信,就没有市场;没有诚信,就没有经济的健康发展。

投机钻营做不成百年企业,“口水战”的风光掩盖不了事实的“商业欺诈”,抓住极个别的偶然现象,否定全部,了解真相的消费者怎么能认可?

靠打击诋毁竞争对手,以对手的更坏来证明自己更好,不但有悖于守信经营,也是很不明智的。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商家仍在拿自己的信用当儿戏,为了和对手搞价格战,在报纸上打出价格很低的商品,等消费者蜂拥而至,却没有货销售。更有甚者,为了营造所谓的商业氛围,个别专营商家竟然明令员工家属排队烘托生意火暴的气氛,借以吸引和欺骗顾客。这些将诚信当儿戏、愚弄消费者的企业,不仅自己丢了信誉,更是使整个社会的诚信基础受到破坏。

社会进步了几千年,商家重提“质优价廉”、“童叟无欺”的古训,确实有回到起点的感觉,但消费者作为群体是最聪明和最有识别力的。为了增强社会的诚信度,商业企业更要重视建设自己的诚信形象。让消费者满意是商业企业发展的动力,只有施消费者诚信,消费者才能忠诚于企业,进而培养出企业的忠实顾客群。

全球最优秀的企业之一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不仅把诚信看作企业的外在形象,更将诚信作为崇高的道德理念和无价的资产,看得高于一切,甚至视为企业的生命。在通用,没有人会因为失掉一个地区或一个错误而失去工作,人们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机会,并且可以得到培训。惟一有一种表现是没有第二次机会的,那就是不讲诚信。

不久前,国内知名的经济伦理学专家共同对中国加入WTO后的道德挑战进行了深入探讨。专家认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竞争,说到底是道德素质的竞争:如何培养全民的经济德性应对人世,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道德素质的竞争,对商业企业而言,就是讲求诚信经营。首先要建立自己有诚信的人才队伍,提高全社会对整个商业的消费信心;第二是建立和完善全社会的信用体系,扩大整个社会的信用消费,提高消费质量及规模。

物物经济,货币经济,再到信用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推广诚信建设,是个人、企业更是全社会的当务之急。这些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可以说明,做人灵活,但不能失去原则,失去诚信,要信守诺言。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失信则失去别人的认可,对自己以后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2.君子不言利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论语·子罕》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在孔子的学生眼中,孔子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或许就像我们对所有的智者所持的仰视态度一样,在学生们眼中,孔子这位大儒也是一位清贫立身者。所以他们对老师的评价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也就是说,孔子很少谈论利、命与仁。那么,孔子是不是很少谈论这几种话题呢?

我们看《论语》一书中,讲利的只有六次,讲命的大致有八到九次,应该说是谈得很少的了。但讲仁的地方,在《论语》中却比比皆是,为什么还说他很少谈论呢?关于这个问题,研究家们有种种说法,但不少都过于牵强,过于拘泥。其实,我们的看法非常简单,这里说他很少谈论仁,主要是说他很少从正面给仁下定义,解释到底什么是仁。也正因为这样,才使后来的儒者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理解仁的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孔子之所以很少从正面来解释仁是什么,是因为仁这个问题太大了,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谈论得清楚的,就像我们今天经常说的命运、人生,但绝不轻易谈论生命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这类话题一样。其实,孔子罕言命也是因为这个问题不好说清楚,所以不轻易谈论。

至于说到孔子罕言利,原因倒不是因为说不说得清楚的问题了。而是因为他把“利”与“义”作为一对对立的范畴来加以对待,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重义而轻利,所以很少去谈论它。正是因为孔子的这种态度,形成了后世儒者的传统。

孟子是先秦诸子中最狂的一个,孔子与庄子都不敢做的事,孟子敢做。他敢当面指着某个国君说“我是暴君”,也敢向世人宣称“愿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孟子的这种气势得之于道,因为他不为世俗利益所累,所以能给世人指出更大的利来,那就是“义”,天下人的公理。有了“义”,大利必生焉,何必再去顾及些蝇头小利?

孔子重“仁”,启迪世人快乐。

孟子重“义”,指出世间公理。

二者都是在作一番道的言说,都意在惠我世人,传播真道。

这正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一样,把“义”与“利”作为一对对立的范畴并列起来,让你作二者不可得兼的选择。

你选择“义”还是“利”呢?

其实,你已没有选择,因为你只能做君子,不能做小人。

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君子羞于言利”的传统心态。所谓“君子不言利”,是不是就从孔子的“罕言利”开始呢?

当然,时代发展到商品经济社会的今天,情况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君子不言利”也变成了“君子不羞于言利”,甚或更加不碍口饰羞耻地宣称:“君子也要言利。”该做的贡献做,该拿的钱也照样要拿。也就是既要“喻于义”,也要“喻于利”。

于是便有了“义”与“利”之间的若干纠葛,若干不清,若干的尴尬人做出若干的尴尬事。比如说“义演”还是“利演”的问题,劳动所得还是贪污受贿的问题,如此等等,举不胜举。

但不知“罕言利”的圣人面对今世这种情形会有什么感想?是否会发出“人心不古”的感叹呢?

问题是不是出在“利”这头猛兽一旦被释放出来,“义”就不大招架得住呢?就像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魔盒一样,一旦放出了魔鬼,人间就不得安宁。

所以,圣人要把“义”与“利”分别开来,并用君子和小人加以严格的界限。其用心良苦,不外乎是要求我们重“义”而轻“利”罢了。

3.刚柔并济的处世之道

闵子侍侧,圁圁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论语·先进》

古语说:“皦皦者易污,峣峣者易缺。”太洁白了容易受到玷污,太高峻了容易缺损,太刚强了,则容易夭折。有人说读了《老子》会变成谋略家,很厉害。因为老子告诉我们“曲则全”,也就是说不要走直路,走弯路才能全,处理事情转个弯就成功了。如小孩玩火,直接责骂干涉,小孩跑了,但用方法转一个弯,拿一个玩具给他,便不玩火了,这是曲则全。因为研究《易经》就知道宇宙的法则没有直线的,现代科学也证明,到了太空的轨道也是打圆圈的,所以万物的成长,都是走曲线的。

人懂了这个道理,就知道人生太直了没有办法,要转个弯才成。现在讲美也讲求曲线,万事万物,都没有离开这个原则。

孔子也发现了这个道理。

闵子骞侍立在孔子身旁,和颜悦色而正直的样子;子路很刚强的样子;冉有、子贡温和而快乐的样子。孔子非常高兴。但又说:“像仲由(子贡)那样,恐怕难享天年吧。”

孔子人论事,具有先见之明。后来的事实证明,子路的确不幸被孔子所言中,死于卫国的内乱之中。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路担任卫国大夫孔悝的家臣,卫国发生内乱,子路本在城外,但他抱着“食其食者不避其难”的信念,身入危城,与暴徒血战而死,据说孔子听到卫国内乱,曾伤心地说:“子路要丧命了!”不久,果然传来了子路壮烈牺牲的消息。

一个人的性格和气质决定行动,刚强者往往不会委曲求全,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这类性格的内涵是勇猛和顽强,但过于顽强,则成了执拗。孔子深知子路的性格刚强易折,所以对他发生了叹惋。

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以“倔强”二字做出。但如果仅仅是“刚”字,那也不利于在现实中的生存,更不利于成就一番事业,人生的成功往往还得力于一个“柔”字。人不能只具备“骨架”,还要具备“血肉”。“柔”,就是一个人的“血肉”,是最富生命力且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柔并不是卑弱和不刚,而是一种魅力,一种处世的方法。

古往今来,有多少功臣名将由于过“刚”而遭遇不幸,关龙逄、比干由于刚直不阿,直言进谏,而惨遭夏桀和商纣的杀戮;海瑞由于秉性耿直而一生坎坷不受重用。因此,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柔是手段,刚是目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实现真正的自立自强,这才是柔的实质。

一“刚”一“柔”,一伸一缩,进退有度,方能游刃有余,一帆风顺。

4.世事洞明皆学问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也矣。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无已矣。”

——《论语·颜渊》

子张问什么叫看得明白。孔子说:“像水那样慢慢浸润的谗言,使你有切身感受的诬告,在你这里都行不通,可以称得上是看得明白了。像水那样慢慢浸润的谗言,使你有切身感受的诬告,在你这里都行不通,可以称得上是看得很远了。”(《论语·颜渊》)

“明”在汉语里是应用非常广泛而频繁的一个词,有聪明、明智、明白、明察、洞明等多重近义的意思。概括起来,实际上就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两句话所包含的内容。孔子回答子张关于“明”的问题,是从怎样识别对待谗言和诬告这一角度来说的。

古往今来,谗言和诬告就像毒蛇一样缠绕着人们的灵魂,它既是人人厌恶的最丑恶卑鄙的行为,却又是人人都摆脱不了,甚至是与每个人的一生相始终的一种社会现象。它之所以有如此绵延的生命力,只因为它有独特非凡的害人功效,不仅远远胜过世界上最厉害的杀手,而且可以胜过全副武装的百万大军。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最著名的,前者如莎士比亚笔下战无不胜的奥赛罗因听信依阿古的谗言而杀死自己心爱的妻子苔丝狄蒙娜,结果又因痛心悔恨而自杀。后者如燕惠王因听信谗言而罢了率领大军连夺齐国七十余城的乐毅的官,结果被齐国的田单大败,七十余城全部被收复。

正因为谗言和诬告有如此厉害的杀伤力,所以人们一方面谴责它是罪恶之中最可恨者,另一方面却又不断有人在不同的程度上运用着它。正如俗谚所说:“哪个人前不说人?”有的人运用它还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