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辗转思虑，不知所措的时候，车厢外面有人敲了两下门。我赶快坐起来，出现在门口的这位瘦高个儿正是我担心见到的人。这时他显得非常随便，像老朋友似的，邀我上餐车去吃晚饭。我只得随着他走进餐车，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来。那时餐车都是吃西餐，价钱很贵，就餐的人很少。我们一边吃饭一边闲谈。王昆仑很健谈，同我谈高尔基，谈果戈理，谈托尔斯泰，好像他知道我最喜欢读这些作家的作品；好像我的作品他也都读过似的那样熟悉。我慢慢竟忘记了我当时的处境，我的不安，好像遇到了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我也忘记了孟君曾对我的冷淡，忘记了他是孟君的新的爱人；又好像我过去不是和孟君熟，而是和他王昆仑熟—样的。谈话中他好像在为我设想似的，说：“你要做高尔基是困难的，因为你没有生活，但是你可以成为果戈理，你可以写官僚社会，我就是一个官僚，我还可以介绍你许多人物、许多官僚，许多材料、腐朽的官僚阶级的生活……”自然，我不会听从他的，走进他的官僚阶层：但他的表情，他说这些话时，那种坦然，率直的神情，却是很吸引入的。
我们已经吃完了这一顿美好的晚餐，我完全忘记了刚见面时的那种担心，局促与不安，觉得餐车上的饭菜真好吃呀，当我们喝最后一杯咖啡时，王昆仑仍像一无其事的样子，指点我看看稍远一点的餐桌。不知什么时候，那里坐着四个人在喝酒。王昆仑说：“很可能你到北平的消息明天就要见报了。那四个人里面有一个《晨报》的记者。”他说话的语调很平淡，好像在说一件极不相干的小事。我却几乎跳了起来：“那怎么成呢？”我又傻了。王昆仑又轻松地说：“我可以对他说：要他暂时不发这条新闻。你不是在北平停两个星期吗？我告诉他过两个星期以后再发。报纸会把这当着一条重要新闻，完全禁止是禁不住的。”我只好央求他：“请早点对他说吧。最好不发新闻；一定要发，就晚一点，越晚越好。我有许多说不出来的苦衷呀。”到了北平以后，王昆仑还特意到李达家里来看我。我虽然感谢他在火车亡表示的对我的关心，也很愿意听他谈话，但又总存有一分疑惧和戒心。两个星期后我回到了南京，他又与他的妹妹王枫同来苜蓿园，那时我就不想多敷衍他了。后来，一九三七年春天，我在延安时，冯雪峰从上海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我见到他，同他谈到王昆仑，他说那时他同乏昆仑便已有联系，说王昆仑同我们的关系很好。这些关系真把我弄糊涂了，我一时什么也看不透，什么也不理解。难道真是这样？直到一九八O年四月，我在《鲁迅研究动态》看到楼适夷写的《为了忘却，为了团结》一文的附注，才知道，果然早在一九三六年七八月间，在上海潘汉年那里，他们就已经互相认识了。全国解放以后。我曾很想和王昆仑详细谈谈那时的生活，但一直没有机会和他叙旧，问清这些似乎是很难理解的谜。八四年二月在北京朗诵艺术团举行的一次晚会上，我又遇见王昆仑了。问他这段往事，他说：“是的。那一年我同你乘同一趟火车到北平的，可是许多事都记不清了。”我真感到遗憾，但已没有法子了。直到八五年他逝世后，从他的生平介绍中，我才第一次知道，早在一九三三年，他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了。王昆仑同志，现在我就用这一段文字来纪念我们在那次北上车厢里相遇时的同志式的友谊吧。
二十六 探索
这天清晨。我在前门车站雇了一辆人力车，赶到复兴门宗帽胡同三号。我跨进大门，直奔外院的北屋。王会悟刚从床上起身，还没扣好衣服，一见是我便大叫起来；她的孩子们也都从里屋跑出围了上来。王会悟什么话都来不及说，拉着我问道：“你来北平太好了。我问你，你准备住在哪里？”我答：“就住在你这儿。”她大笑道：“这就好了，你要是住沈从文家，我可不答应。”我答道：“我怎么会住在沈家呢。”
我很奇怪为什么她对沈先生有那么深的意见。后来才知道，就因为一九三三年我被绑架后，王会悟仍在上海，她写了好多封信到湖南安慰我母亲，说我平安无事，说有许多人在营救我。她怕我母亲不相信而难过，便今天写信用这个人的名字，明天又用那个人的名字；还用过沈从文的名字。哪里料到，后来沈先生却不愿意借用他的名义接我母亲到上海向国民党要还女儿。沈先生当时自然也有自己的困难，没有什么可以厚非的，可是王会悟至今还像一个年轻姑娘那样单纯、那样热情，那样看重朋友之间的友谊。
李达也表示高兴我的到来，不过他一本正经地诚恳地对我说：“以后你千万别再搞政治了，就埋头写文章，你是有才华的。”第二天他还拿出大张宣纸，兴致勃勃地给我写了一幅中堂，勉励我专门从事文学创作。这一来，他一下就把我想要向他说的话，全堵住了。他虽是书生学者，可是比起我来自然是老谋深算，他可能猜想到我这次来北平找他的本意。他一点不谈，也不问，只带着我去俱乐部游玩，打球、喝茶、吃冰淇淋。他背着照相机，给我拍照，把他同一个女友的放大照片给我欣赏。他几乎天天都有宴会，在北平的一群大学教授轮流请客。他的确变了，变得风流潇洒。可是我总怀疑他是装的，是装给我看的，也是装给许多人看的：好像李达已经不再是红色教授，不但不参加实际斗争，而且看破红尘，是一个很随和，无所谓，无党派背景的一般教授罢了。他担心什么呢？他不是刚从泰山、从冯玉祥将军那里回来不久吗？他不是曾向冯将军讲授《资本论》吗？他顾虑什么呢？我也注意到有几个年轻的人，一来他家就到正院南屋的一间大客厅里去了。这些人从不进北屋，也不在这里吃饭。王会悟和孩子们也不和客人接触。这些到底是一群什么人呢？我怀疑其中一定有党员，或者有靠近党的人。但李达不让我见他们，在我面前也从不提到他们。有一次，大约是我到他家已经四五天的时候，李达忽然提醒我去看女作家谢冰心。我不理解为什么，他还特地派了一位女士陪我一道去。我过去见过谢冰心一面，那是一九二六年，我在北京跟着胡也频，沈从文，还有沈从文的熟人谢冰心的弟弟谢冰季一块去的，我是以一个年轻小作家的妻子的身份跟着去看望一位名作家的。她或者只把我当成一个“小读者”，看成是她小弟弟的朋友而已。那一次她跟我谈话了没有，我却不记得了。一九三一年我在上海编《北斗》，曾写信向她约稿，她慷慨地给了我一篇，增加了我对她的好感。现在忽然去看她，这中间又经历了也频的惨死和我的被绑架，是否显得唐突冒昧？我们之间能谈些什么呢？李达这位教授我是清楚的，我对他充满了信任和尊敬。他的著作，他研究的、宣扬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但在家里处理家庭生活，他对待王会悟，却实在有些封建气味。但我能始终被他照顾，始终保持和王会悟的友谊，能够和她经常来往，谈心，就在于我看到并且了解他这一点，我小心注意丝毫不去触犯他，我只是他的一个忠实的学生。我总愿意保存我和王会悟的友谊，我认为王会悟也需要我这样一个朋友。
陪我去访问冰心的那位女士，好像姓夏，可是谁知道她的真姓名？她似乎认识冰心，或者就是她的学生。冰心那时住在燕京大学校园内的一幢教授小楼里。我在她面前自然要矮一点，即使我平日有傲气这时也拿不出来，我只是听她说话。她和我相反，很会照顾人，说话文气、得体。我在敌人面前。还有一股犟劲，横眉冷对，甚至谈笑自如；现在一碰到她这样的温柔多情，自己反而现出一种别扭和手足无措，浑身不得劲儿。可能是这次见她，在思想上毫无准备的缘故。我留给她的印象一定是“莫名其妙”或者只像一个笨拙的处境不顺的小作家去高攀一个老作家似的。
访问自然没有什么结果，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也不需要有什么结果。但对李达对我自己都可能有一点帮助。这个消息如果传出去，就能说明丁玲现在是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的人；她这次来北平没有什么政治目的，纯是为了散散心，随便会会朋友而已。她可以住在李达家，也可以去拜访冰心女士。我体会到李达的用心，也很谅解。但我心里却开始明白，要从李达这里找党，是没有希望的。我很失望．但仍希冀或者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能让我抓住。
果然，有一天，我同他们闲谈到王一知。李达显然不希望她来他们家里，可是我却非常高兴，因为王一知是和我一道在一九二二年到上海进平民女校的同学。以前我在桃源女子第二师范学校时，她也在那里，是本科三年级的学生。“五四”运动时，她和王剑虹都是我们学生运动的带头人，可算是湘西一带女学生中的先觉者。后来她到上海不久就参加了共产党，是走在我前边的人，我们是老朋友。一九二九、一九三O年她都在上海，我们还时有来往。后来我也参加了党，担任了一些党的工作，环境不允许，就停止来往了。这次我来北平就是为了寻找党的关系；她现在既在北平，我怎能不高兴呢？不过看样子，李达不欢迎我把她领进家里来。我就说：“老朋友了，我去看看她吧。”王一知住在一所颇大的宅第里，是老式的洋房，房子很大，质量很好，院内有花园，花园里还有亭子。据说这房子是军阀时代的外交总长王正廷的公馆。现在他们租居，一家人住得很舒服。她和她的爱人，还有三个孩子。爱人在华洋义赈会工作，外文很好，工资不少，职位可靠。初见面我不便仔细打听，看表面样子似乎不像党员。但王一知这人，我是知道的，是—个很善良的人，过去我们还是能相处的，也还相信她。现在看见她同一个不像党员、而是吃洋饭的年轻人住在一块，心里不免发生怀疑，我小心在一旁观察，不愿一下把我的真实思想对她倾吐。我在她家住了两三天，她请我看戏，请我吃饭。她还说她想学日文，搞点翻译；她把在小报上登的短文给我看。我大胆地试探着问她，说我想去陕北，不知是否有可能从她认识的人中找到线索。她回答说，去陕北很困难，她也找不到合适的人。这样我就不再往下说了，失望又悄悄地啃咬着我的心。我承认那时可能我太胆小了。不过我相信那时她的确无法帮助我。也可能我几年来所处的环境，使得她不能一下消除对我产生的隔阂，不敢轻易地完全相信我，因之缺少足够的热情。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我们又相见。她告诉过我，她的党龄仍从一九二二年算起，不过，在北京有一段时间不算。想来那时她可能与党的关系一度有点不正常。
二十七 希望的阳光
后来，我又向王会悟打听北平其他一些熟人的情况时，王会悟告诉我，曹靖华在中国大学教书，王会悟正在中国人学任会计，所以认识他。我并不认识曹靖华，但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像在黑暗中见到一点火光那样高兴，好像有一种本能的对他的信任，我立刻请王会悟转告他，说我要见他。他慨然允诺；可以说他热情地答应了我。第二天我就赶去看他，看到《铁流》的译者，他是瞿秋白同志在莫斯科的老朋友、同鲁迅先生有很亲密的交往。就在这几十分钟的会面中，解开了我几年来的苦痛和积虑，打开了我回到党里的大门，尽管曹靖华那时还不是党员。我便从这一点缝隙中得到了阳光，我是从这一条涓滴细流中流出去，而奔归大海的。我的新的生命便从这里开始。曹靖华决不会想到在这几十分钟里他发生的巨大作用：他决没有想到从此产；生的我对他的深厚的终身感激之情。
那天去见他，我们几乎都来不及互相打量、寒暄。他第一句问话就是：“你现在生活怎样？”我第一句答话也是从心里进出来的：“太痛苦了。”
于是我把心事全部向一个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不，应该说是朋友，打开了。我告诉他，我一定要找到党。如果找不到党，我即使能暂时住在北平，或别的什么地方，我仍是一个黑人，不能有什么活动，也无法向人民表白心意，说我自己要说的话。但我现在苦于无从找到党。他听了很感动，我们像一对老朋友，像亲密的战友商量开了。我们两人估计，鲁迅先生那里一定会有党的关系，可以从他那里间接找到党，但我自己直接去找鲁迅是很困难的，也有危险。我深知不但我的周围有特务，鲁迅先生从来更是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严密监视之下战斗和生活的。曹靖华慷慨地应允我，他设法写信转告鲁迅。这样，我们商定，我仍回南京等候消息。因为我如果久留北平容易发生意外；再者南京离上海近，如果找到了党，联系可能更方便一点。
我对北平别无留恋，第二天，我就告别李达夫妇，如约离开北平；曹靖华到车站送我上车。他再三说，信，他即日发出；他嘱我耐心等待；又说一定要尽早离开南京。
回到南京，我总算把姚蓬子的询问对付过去了。他知道我在北平没有很多朋友，只认识一个王会悟。至于王一知的情况，以及她与我的关系，他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他更不会想到我能见到曹靖华。冯达也是这样。他自然能猜测出我此行的动机，但也只能看出我对此行的失望。我不说，他便也不问。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二十八 回到上海
一个多星期以后，张天翼忽然来看姚蓬子和我了。他同姚蓬子很熟，谈得很热闹。他找着一个机会，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我跑回后房，急忙展开一看，上面只有简单的一句话：“知你急于回来，现派张天翼来接你，可与他商量。”没有具名，但我一下就认出这是冯雪峰的笔迹，我真是喜出望外。我一点也不敢暴露我此时的喜悦之情，极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我找了一个间隙同张天翼约好再见面的地点。幸好姚蓬子粗心，一点也没有看出破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