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长沙后，径直到了周南学校，见到了陶斯咏。她是一个极为热情的阿姨。当天就把我送到寝室，我妈住在她那里。最使我惊奇的是当晚我就进行考试，我是插班生，只有一个人考。主考的是中学二年级的语文老师陈启民，又名陈书农。考试地点就在二年级课堂，考试题目是：“试述来考之经过”：在一盏煤油罩子灯下，我坐在这边写文章，他坐在那边看报。我没有写经过，只写了我对周南女中的希望。我是为求新知识而来，写了我的志愿，要为国家有人而学习，要寻找救国之路。他当场看了，批准我在二年级学习，并且问了我过去学习的情况。我简直高兴极了，我认定了这是个好老师。当晚我就把这些印象、经过都告诉我妈了。我妈高高兴兴地把我托给陶阿姨，第二天就匆匆忙忙赶回常德，为她的学校开学的事而忙去了，我在周南又学了一年。
我是一个插班生，同学们，她们彼此都是从小学就在一道升上来的。非常熟稔。只有我是一个新来的，又是一个外地来的。没有省城人那样会说，功课也不显得突出，我不为同学们所重视。她们看见我没有辫子，剪子发，还奇怪地问：“啊！你们桃源第二女师倒也有剪发的呀！”好像这种新现象，只有省城的人才能有：我的同班中只有两个剪了发的，那些能言善道的人却仍然把辫子盘在头上。最使我讨厌的人是数学老师，据说他是一个有经验的老师，但他对待学生不公平，怕硬欺软。我是一个新生，他不特不照顾，反而先是诧异，好像哪里来了一个“丑小鸭”，后是歧视，对我冷淡极了。我也就不大理他，常常在上课时看小说，他发现后，狠狠地批评我，我就装没听见。因此我一时在这里很不得意。只有语文老师对我很好，他要我去他宿舍，我便同几个同学一道去看他。他说我那篇把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改为白话文的作文很好，说我有《红楼梦》的笔法。问我要不要借书看，他说他的书架里的书都可以借给我读。我看了他书架上的文学书、古典小说，都是我看过了的。只有一本《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未读，我就借了这一本。他惊奇我读书之多。便劝我道：“你可以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吴稚晖的《上下古今谈》，这样你的文章将会比较雄浑。”因此我后来又向他借了这两本书。可惜我那时年幼，对这两本书还不能理解，没有看完又退还给他了。我却常常读他划了红圈圈的一些报头文章和消息。这都是外边和省城的一些重要的社会活动，他鼓励我多写，因此，我第一学期就写了三本作文，五薄本日记还有两首白话小诗，他拿走了。说要放在什么报上发表，我不记得到底是什么报纸了。陈启民是第一师范毕业，与毛泽东同志同过学，当时他是他们一派，是新民学会会员，是一名思想先进的教师，后来他留法了，思想大约也变了。他留法回国时在上海来看过我，我已在写文章，是一个有点小名气的作家。一九五四年我回湖南时，他在湖南大学教课，还在文物研究所任职，捎信给我说想来看我。我就到他家里去看望他。他提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我说我的语文还是不够好，请他指教。因他常在班上公开鼓励我，这样那几个高傲的同学也嘻嘻哈哈宣扬我是本班的八大文豪之一，我对她们的假推崇并不在意，不过我对功课却有了偏爱。我对文学发生了真正的兴趣，而对数学却敷衍了事。
我的最好的朋友叫吴绍芳，她没有父亲，只有母亲，而母亲患神经病。虽有哥哥弟弟，但只像是为了管束她。她非常聪明，感觉敏锐，爱好文学，常为我吟诵宋人词曲，她特别爱读李后主、李清照的词。我们两人常在月下坐在学校的石桥边，汩汩的流水，伴着悠扬的低吟，使我如醉如痴。但她孤芳自赏，不愿与流俗为伍，也不愿在人前显示自己，班上几乎无人知道她的能耐。她愿向我吐露她的孤寂的身世，倾泻她对文学作品的评论与欣赏。她是很有见地的。只是她是一个悲观者，年纪只十七岁，可是好像有载不动的忧怨。不过只从她的外表来看，也只像是一个不太有心灵的、直悍而冷漠的姑娘。我们性情不一样，却很容易理解。星期天，我常常在她家里，她的卧室里度过半天，看一点小说，读几首诗，谈谈别人或个人的心情，偶尔也听几张唱片，大半是梅兰芳的《天女散花》、《黛玉葬花》。这个半天是我们文艺的享受，我们两个人都能静静地等待时光消逝。后来，一九二四年，我从上海回家时，绕路到长沙看她，她已毕业，没有升学，待嫁闺中，极端苦闷。我们约好我再出去时，再绕道她家，设法让她逃走，同我一同去上海，但不慎我的信被她兄长发现，将她幽禁在家，不准外出，且亦嘱咐看门人，不准我去她家。她设法通知了我。这次出走只好作罢。全国解放后，她找到全国文联宿舍来看我。几乎相隔三十年，彼此相见，仍似当年一般，知道她也参加了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在武汉活动，结识了她现在的爱人，是一个医生，她自己也是医生。但后来地再也没来了，我们又失去了联系，但我一直是关怀着她的。
还有另一朋友叫王佩琼，她对我极为照顾，直到后来一九二四年、二五年在北京时仍对我一片赤诚。由于我对她不十分满意，说不出的，大概是气质上不是十分相投，所以一般虽很亲近，在精神上却有疏远之感，反不如同吴的关系密切。
第二学期或是第二年，就是一九二O年上半年或下牛年我记不准了，我在学校里更为寂寞，因为陈启民被解职，换来一位冬烘先生。教室里那种融融之气没有了。想起陈启民老师教我们读都德的《最后一课》，秋瑾的“秋风秋雨愁煞人”等时的光景，和他在宿舍谈《今古奇观》、《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及当时《新潮》上的一些时兴的白话文小说等的情趣一点也没有了。经常对我的作文日记的鼓励也没有了。我虽然常写点日记，却只压在宿舍桌子的抽屉里，而不上交了。同学间的气氛也换了。据说校长朱剑凡的思想又有点反过来了，他原是比较进步的，现在忽然对学生的要求变了，很不同意同学参加社会活动，把两个在学生中有威信，常常宣传“五四”新精神的好老师都解聘，而换了两个不管国家大事，咬文嚼字的老先生。同学们都在底下嘀咕，但周南是私立的，一切都由校长作主。校长是有名人物。我们的校址是他家的花园，亭台楼阁，大厅长廊，小桥流水，富丽堂皇，曲折多姿．应有尽有，难道这样热心公益的名流。是容易反对的吗？因此我就更沉缅于小说之中，而吴绍芳对这方面的供应是不发愁的，她有能力去买一点书。
“五四”之后有一股复旧的逆流。朱剑凡原是向着新的道路走的，但这时他又回过头来。学生中不满者多。（关于朱剑凡校长，他的确仍是一个新人物。他参加了大革命。他的子女都参加了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的次女朱仲芷，他的排行第七的儿子，都在延安，参加工作。他的最小的女儿，我在周南时她还很小，约五岁样子，大家都叫她八八的，就是朱仲丽同志，也在延安做医务工作，她的爱人就是王稼祥同志。）于是暑假中（一九二O或一九二一年）一些比较要求进步的学生，自己组织，由男子第一师范的部分教员和毕业生协助办了一个多月的暑期补习班。补习班设在王船山先生书院。还说毛润之先生也要来给我们讲课。我是这时知道毛泽东同志的。但他始终未来讲课，而补习班也是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之下办起来的。杨开慧、杨开秀（开慧的堂妹）都在这里，也都在暑期班学习，我也参加了。暑期班结束之后，一部分人又都转读岳云中学。岳云是男子中学，这次接受女生在湖南是革命创举。我也进入岳云中学。一道去的有许文煊、周毓明、王佩琼、杨开慧、杨没累、徐潜等。
在岳云的这几人中杨、许、周比较接近。她们是直接和毛泽东同志联系的。许文煊与那时协助毛泽东同志工作的易礼容结了婚，周也同一个姓戴的结婚。杨开慧在这学期结束前也同毛泽东同志结婚，婚后就少来了，许、周似乎也很忙。我那时忙功课，因为岳云的功课要比周南紧些，特别是英文课完全用英语教授，课本是《人类如何战胜自然》，是书，而不是普通课本。文法也较深。虽然如此，但我对学习的前途，学什么走什么道路，总是常常思考，愿意摸索前进，而且也仍然感到有些彷徨和苦闷。那时文化书社卖一些翻译书，有唯物辩证法的译著，也有郭沫若等的诗著。但对理论书因读不懂，畏难，没有读下去。
岳云这学期读完后。我回家看我妈妈了。在年底我看到原来在桃源第二女师的王剑虹认上海回来，我们一见如同久别的挚友（过去并不十分接近），谈起社会革命，谈起文学。谈到理想，我们无事不谈，特别相投。因此我又停止去岳云继续读书，放弃可以得到的毕业文凭。而和她，还百另外几个人。一同远去上海。开始我自由飞翔的生后了。感谢我妈对我的信任和支持。不管我以后有什么成就，走了多少曲折的道路，但我妈的信任是永远对我的鼓励，我永远为她而战斗不息的努力。不敢自怠。
x x！我的这段故事就讲到这里。也许你看起来很无意思，没有兴趣，或许还不理解。但我总算讲完了。我总结一下：
我的中学学习是不好的，是没有成绩的。其中有很多原因：第一，我们那时的客观条件差，中学的教育就不好，不能使学生学得有趣。第二，我们学习的目的不明确。第三，缺少正确的指导。学校教师既不能，我妈虽对我有热切的希望，但她囿于环境狭小，苦于找不到明确的指导。第四，我个人也有很大的缺点。刻苦、坚持都不够，闯劲也差，比如，当时毛泽东同志离我那么近，我就未能直接取得他的指导和帮助。你观在的客观条件不知比奶奶那时好多少倍，你一定会有成绩的？奶奶不能给你许多帮助，奶奶只能学习她的妈妈，给你以无限的信任与支持。你有什么需要，我将尽力为之，完了。
奶奶
一九七八年中秋节写完，于太行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