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丁玲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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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①(2)

也频有一点基本上与沈从文和我是不同的。就是他不象我是一个爱幻想的人,他是一个喜欢实际行动的人;不象沈从文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既反对统治者(沈从文在年轻时代的确有过一些这种情绪),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也频却是一个坚定的人。他还不了解革命的时候,他就诅咒人生,讴歌爱情;但当他一接触革命思想的时候,他就毫不怀疑,勤勤恳恳去了解那些他从来也没听到过的理论。他先是读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后来也涉及到其它的社会科学书籍。他毫不隐藏他的思想,他写了中篇小说《到莫斯科去!》。那时我们三人的思想情况是不同的。沈从文因为一贯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有些友谊,所以他始终羡慕绅士阶级,他已经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当一个教授。他到吴淞中国公学去教书了。奇怪的是他下意识地对左翼的文学运动者们不知为什么总有些害怕。我呢,我自以为比他们懂得些革命,靠近革命,我始终规避着从文的绅士朋友,我看出我们本质上有分歧,但不愿有所争执,破坏旧谊,他和也频曾象亲兄弟过。但我也不喜欢也频转变后的小说,我常说他是“左”倾幼稚病。我想,要么找我那些老朋友去,完全做地下工作,要么写文章。我那时把革命与文学还不能很好地联系着去看,同时英雄主义也使我以为不搞文学专搞工作才是革命(我的确对从实际斗争上退到文学阵营里来的革命者有过一些意见),否则,就在文学上先搞出一个名堂来。我那时对于我个人的写作才能多少有些过分的估计,这样就不能有什么新的决定了。只有也频不是这种想法。他原来对我是无所批判的,这时却自有主张了,也常常感叹他与沈从文的逐渐不坚固的精神上有距离的友谊。他怎样也不愿失去一个困苦时期结识的挚友,不得不常常无言地对坐,或话不由衷。这种心情,他只能告诉我,也只有我懂得他。

办“红黑出版处”是一个浪漫的冒险行为,后来不能继续下去,更留给我们一笔不小数目的债务。也频为着还债,不得不一人去济南省立高中教书。一个多月以后,等我到济南时,也频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简直不了解为什么他被那么多的同学拥戴着。天一亮,他的房子里就有人等着他起床,到夜深还有人不让他睡觉。他是高中最激烈的人物,他成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鲁迅与雪峰翻译的那些文艺理论,宣传普罗文学。我看见那样年轻的他,被群众所包围所信仰,而他却是那样地稳重、自信、坚定,侃侃而谈,我说不出地欣喜。我问他:“你都懂得吗?”他答道:“为什么不懂得?我觉得要懂得马克思也很简单,首先是要你相信他,同他站在一个立场。”我不相信他的话,我觉得他很有味道。当时我的确是不懂得他的,一直到许久的后来,我才明白他的话,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一下就能这样,这的确同他的出身、他的生活、他的品格有很大的关系。

后来他参加了学校里的一些斗争。他明白了一些教育界的黑幕,这没有使他消极,他更成天和学生们在一起。有些同学们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文学研究会,参加的有四五百人,已经不是文学的活动,简直是政治的活动,使校长、训育主任都不得不出席,不得不说普罗文学了。我记得那是五月四日,全学校都轰动起来了。一群群学生到我们家里来。大家兴奋得无可形容。晚上,也频和我又谈到这事,同他一道去济南教书的董每戡也在一道。我们已经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依靠着我的经验,我说一定要找济南的共产党,取得协助,否则,我们会失败的。但济南的党怎样去找呢?究竟我们下学期要不要留在这里,都成问题。也频特别着急,他觉得他已经带上这样一个大队伍,他需要更有计划。他提议他到上海去找党,由上海的关系来找济南的党,请他们派人来领导,因为我们总不会长期留在济南,我们都很想回上海。我和董每戡不赞成,正谈得很紧张时,校长张默生来找也频了。张走后,也频告诉我们道:“真凑巧,我正要去上海,他们也很同意,且送了路费。”我们不信,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卷钞票,是二百元。也频说:“但是,我不想去了。我要留在这里看看。”我们还不能十分懂,也频才详细地告诉我们,说省政府已经通缉也频了,说第二天就来捉人,要抓的还有楚图南和学生会主席。何思源(教育厅长)透露了这个消息,所以校长甘冒风险,特为送了路费来,要他们事先逃走。看来这是好意。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三个人都没有什么经验,也不懂什么惧怕。也频的意见是不走,或者过几天走,他愿意明白一个究竟,更重要的是他舍不得那起同学,他要向他们说明,要勉励他们。我那时以为也频不是共产党员,又没有做什么秘密组织工作,只宣传普罗文学难道有罪吗?后来还是学校里的另一个教员董秋芳来了,他劝我们走。董秋芳在同事之中是比较与我们靠近的,他自然多懂些世故。经过很久,才决定了,也频很难受地只身搭夜车去青岛。当我第二天也赶到时,知道楚图南和那学生会主席也都到了青岛,那年轻学生并跟着我们一同到了上海。

上海这年的夏天很热闹,刚成立不久的左翼作家联盟和社会科学家联盟等团体在上海都有许多活动。我们都参加了左联,也频并且在由王学文与冯雪峰负责的一个暑期讲习班文学组教书。他被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他很少在家。我感到他变了,他前进了,而且是飞跃的。我是赞成他的,我也在前进,却是在爬。我大半都一人留在家里写我的小说《一九三O年春上海》。

是八月间的事吧。也频忽然连我也瞒着参加了一个会议。他只告诉我晚上不回来,我没有问他。过了两天他才回来,他交给我一封瞿秋白同志写给我的信。我猜出了他的行动,知道他们会见了,他才告诉我果然开了一个会。各地的共产党负责人都参加了,他形容那个会场给我听。他们这会开得非常机密。他说,地点在一家很阔气的洋房子里,楼下完全是公馆样子。经常有太太们进进出出,打牌、开留声机。外埠来的代表,陆续进去,进去后就关在三楼。三楼上经常是不开窗子的。上海市的同志最后进去。进去后就开会。会场满挂镰刀斧头红旗,严肃极了。会后是外埠的先走。至于会议内容,也频一句也没有告诉我,所以到现在我还不很清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会。但我看得出这次会议更引起也频的浓厚的政治兴趣。

我看见他那一股劲头,我常笑说:“改行算了吧!”但他并不以为然,他说:“更应当写了。以前不明白为什么要写,不知道写什么,还写了那么多,现在明白了,就更该写了。”他在挤时间,也就是说在各种活动、工作的短促的间歇中争取时间写他的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

这一时期我们生活过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艰苦都严肃。以前当我们有了些稿费后,我们总爱一两天内把它挥霍去,现在不了,稿费收入也减少,有一点也放在那里。取消了我们的一切娱乐。直到冬天为了我的生产,让产期过得稍微好些,才搬了一个家,搬到环境房屋都比较好些的靠近法国公园的万宜坊。

阳历十一月七号,十月革命节的那天,我进了医院。八号那天,雷雨很大,九、十点钟的时候,也频到医院来看我。我看见他两个眼睛红肿,知道他一夜没有睡,但他很兴奋地告诉我:“《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已经完成了。你说,光明不是在我们前面吗?”中午我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哭了,他很难得哭的。他是为同情我而哭呢,还是为幸福而哭呢?我没有问他。总之,他很激动地哭了。可是他没有时间陪我们,他又开会去了。晚上他没有告诉我什么,第二天他才告诉我,他在左联的全体会上,被选为出席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且他在请求入党。这时我也哭了,我看见他在许多年的黑暗中挣扎、摸索,找不到一条人生的路,现在找着了,他是那样有信心,是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光明已经在我们脚下,光明来到了。我说:“好,你走吧,我将一人带着小平。你放心!”

等我出医院后,我们口袋中已经一个钱也没有了。我只能和他共吃一客包饭。他很少在家,我还不能下床,小孩爱哭,但我们生活得却很有生气。我替他看稿子,修改里面的错字。他回来便同我谈在外面工作的事。他是做左联工农兵文学委员会工作的,他认识几个工人同志,他还把其中一个引到过我们家里。那位来客一点也不陌生,教我唱《国际歌》,喜欢我的小孩。我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新鲜情感。

为着不得不雇奶妈,他把两件大衣都拿去当了。白天穿着短衣在外边跑,晚上开夜车写一篇短篇小说。我说,算了吧,你不要写那不好的小说了吧。因为我知道他对他写的这篇小说并不感兴趣。他的情绪已经完全集中在去江西上面。我以为我可以起来写作了。但他不愿我为稿费去写作。从来也是这样的,当我们需要钱的时候,他就自己去写;只要我在写作的时候,他就尽量张罗,使家中生活过得宽裕些,或者悄悄去当铺,不使我感到丝毫经济压迫,有损我的创作心情。一直到现在,只要我有作品时,我总不能不想起也频,想起他对于我的写作事业的尊重,和尽心尽力的爱护与培养。我能把写作坚持下来,在开始的时候,在那样一段艰苦的时候,实在是因为有也频那种爱惜。

他的入党申请被批准了,党组织的会有时就来我们家里开。事情一天天明显,他又在上海市七个团体的会上被选上,决定要他去江西。本来商量我送小平回湖南,然后我们一同去的,时间来不及了。只好仍作他一人去的准备。后来他告诉我,如果我们一定要同去的话,冯乃超同志答应帮我们带孩子,因为他们也有一个孩子。这件事很小,也没成功,但当时我们一夜没睡,因为第一次感到同志的友情,阶级的友情,我也才更明白我过去所追求的很多东西,在旧社会中永远追不到,而在革命队伍里面,到处都有我所想象的伟大的情感。

这时沈从文从武汉大学来上海了。他看见也频穿得那样单薄,我们生活得那样窘,就把他一件新海虎绒袍子借给也频穿了。

一月十七号了,也频要走的日子邻近了。他最近常常去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的机关接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着走。这天早晨,他告诉我要去开左联执委会,开完会后就去从文那里借两块钱买挽联布送房东,要我等他吃午饭。他穿着暖和的长袍,兴高采烈地走了。但中午他没有回来。下午从文来了,是来写挽联的。他告诉我也频十二点钟才从他那里出来,说好买了布就回来吃饭,并且约好他下午来写挽联。从文没有写挽联,我们无声地坐在房里等着。我没有地方可去,我不知道能够到哪里去找他。我抱着孩子,呆呆地望着窗外的灰色的天空。从文坐了一会走了。我还是只能静静地等着命运的拨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