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提出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可以分成真假两种。真的堂·吉诃德是十分老实的书呆子式的人物，他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愚蠢；而假的堂·吉诃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给别人看，想要剥削别人的愚蠢”。这后一种假堂·吉诃德就是“中国的江湖派和流氓种子”，即国民党反动当局。他们做出傻相来想要愚弄的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可是中国的老百姓未必都还这么蠢笨，连这点手法也看不出来”。这就充分揭露和讽刺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危难时刻，不切实抗日，却打出各种各样的招牌欺骗和愚弄人民的现实。文中列举了国民党反动当局——这个假堂·吉诃德的自以为得计的种种愚民手段：“大刀救国”、“诱敌深入”、“国货运动”以及“劳资合作共赴国难”等。他们妄图通过作这些表面文章表明自己对敌斗争的立场，但在暗地里却干着剥削人民的勾当。让人民群众捐钱捐物，说是为了抗日，却都借机揽入了自己的腰包。而“国货运动”、“国货商场”的一番大张声势的举动其实也不过是骗骗人而已，况且那些钱也都出自于中国的百姓。不仅是剥削，还有镇压：“猪肉供给假吉堂.诃德吃，而猪头还是要斫下来，挂出去，以为‘捣乱后方’者戒”。
文章讽刺了国民党当局种种愚弄人民的政策，最后提醒人们要认清真相，不要把他们的“假痴假呆当做真痴真呆，当真认为可笑可怜，那就未免傻到不可救药了”。
谈金圣叹
讲起清朝的文字狱来，也有人拉上金圣叹，其实是很不合适的。他的“哭庙”，用近事来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据三民主义以自辩，并无不同，但不特捞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杀头，则是因为他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了的缘故。就事论事，倒是冤枉的。
清中叶以后的他的名声，也有些冤枉。他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拾了袁宏道①辈的唾余；而且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这余荫，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求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
自称得到古本，乱改《西厢》字句②的案子且不说罢，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③，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虽说因为痛恨流寇的缘故，但他是究竟近于官绅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对于流寇，只痛恨着一半：不在于“寇”，而在于“流”。
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记得民元革命以后，我在故乡，不知怎地县知事常常掉换了。每一掉换，农民们便愁苦着相告道：“怎么好呢？又换了一只空肚鸭来了！”他们虽然至今不知道“欲壑难填”的古训，却很明白“成则为王，败则为贼”的成语，贼者，流着之王，王者，不流之贼也，要说得简单一点，那就是“坐寇”。中国百姓一向自称“蚁民”，现在为便于譬喻起见，姑升为牛罢，铁骑一过，茹毛饮血，蹄骨狼藉，倘可避免，他们自然是总想避免的，但如果肯放任他们自啮野草，苟延残喘，挤出乳来将这些“坐寇”喂得饱饱的，后来能够比较的不复狼吞虎咽，则他们就以为如天之福。所区别的只在“流”与“坐”，却并不在“寇”与“王”。试翻明末的野史，就知道北京民心的不安，在李自成入京的时候，是不及他出京之际的利害的。
宋江据有山寨，虽打家劫舍，而劫富济贫，金圣叹却道应该在童贯高俅辈的爪牙之前，一个个俯首受缚，他们想不懂。所以《水浒传》纵然成了断尾巴蜻蜓，乡下人却还要看《武松独手擒方腊》④这些戏。
不过这还是先前的事，现在似乎又有了新的经验了。听说四川有一只民谣，大略是“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意思。汽车飞艇⑤，价值既远过于大轿马车，租界和外国银行，也是海通以来新添的物事，不但剃尽毛发，就是刮尽筋肉，也永远填不满的。正无怪小百姓将“坐寇”之可怕，放在“流寇”之上了。
事实既然教给了这些，仅存的路，就当然使他们想到了自己的力量。
【注解】
①袁宏道（15681610年）：字中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明代文学家，公安派的领袖。
②《西厢》：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为元代王实甫所作的杂剧。金圣叹曾在批注时作过改动。
③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明中叶以后，《水浒传》有百回和一百二十回多种版本流行。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左右，金圣叹只保留《水浒》七十回的内容并伪造了一个“惊噩梦”的结局（卢俊义梦见知州“嵇叔夜”击溃了梁山队伍，并杀绝起义者一百零八人），又把第一回改为楔子，成为七十回本。
④《武松独手擒方腊》：按《水浒传》百回和一百二十回本，擒方腊的应是鲁智深。
⑤飞艇：当时对飞机的一种称呼。
【精品赏析】
文章作于1933年5月31日，最初发表于同年7月1日《文学》第一卷第一号，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文章首先通过具体的分析，纠正了人们对金圣叹的错误认识，还金圣叹以本来面目。鲁迅选取了两点进行了简要的评论：一是说他“抬起小说传奇”“实不过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二是评论他对原作的点评，“原作的诚实之处”“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但鲁迅并没有把思想停留在文学批评本身，而是着重谈了由金圣叹引出的关于“流寇”的看法。金圣叹是明末清初的封建文人。在他生活的时代，封建统治集团极端腐败，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广大农民纷纷揭竿而起。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金圣叹对农民起义军是十分恐惧和仇视的，他利用各种手段对其加以恶毒的攻击和咒骂。鲁迅从政治上分析金圣叹，指出他的立场、观点同人民群众是完全对立的。接着鲁迅谈到了人民群众的立场，即相对于“流寇”，人民群众更痛恨的是“流官”与“坐寇”。鲁迅尖锐地指出：“小百姓的对于流寇，只痛恨着一半：不在于‘寇’，而在于‘流’”，“贼者，流着之王，王者，不流之贼也”。这些议论即是从文化问题转入到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的批判。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就是“永远填不满”的“坐寇”，他们对老百姓的剥削严重，危害很大。国民党反动官僚们坐的是汽车飞艇，其价格比旧封建官僚们的大轿马车更昂贵，他们搜刮了钱财要存入外国银行，自己住进租界里去挥霍享受，依赖“洋大人”的庇护，因此，即使把老百姓的筋肉刮尽，也永远填不满他们的贪欲。
鲁迅指出：“事实既然教给了这些，仅存的路，就当然使他们想到了自己的力量”。这说明了要想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依靠民族的觉醒和奋斗。
上海的少女
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然而更便宜的是时髦的女人。这在商店里最看得出：挑选不完，决断不下，店员也还是很能忍耐的。不过时间太长，就须有一种必要的条件，是带着一点风骚，能受几句调笑。否则，也会终于引出普通的白眼来。
惯在上海生活了的女性，早已分明地自觉着这种自己所具的光荣，同时也明白着这种光荣中所含的危险。所以凡有时髦女子所表现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她在喜欢，也正在恼怒。这神气也传染了未成年的少女，我们有时会看见她们在店铺里购买东西，侧着头，佯嗔薄怒，如临大敌。自然，店员们是能像对于成年的女性一样，加以调笑的，而她也早明白着这调笑的意义。总之：她们大抵早熟了。
然而我们在日报上，确也常常看见诱拐女孩，甚而至于凌辱少女的新闻。
不但是《西游记》里的魔王，吃人的时候必须童男和童女而已，在人类中的富户豪家，也一向以童女为侍奉，纵欲，呜高，寻仙，采补的材料，恰如食品的餍足了普通的肥甘，就想乳猪芽茶一样。现在这现象并且已经见于商人和工人里面了，但这乃是人们的生活不能顺遂的结果，应该以饥民的掘食草根树皮为比例，和富户豪家的纵恣的变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但是，要而言之，中国是连少女也进了险境了。
这险境，更使她们早熟起来，精神已是成人，肢体却还是孩子。俄国的作家梭罗古勃曾经写过这一种类型的少女，说是还是小孩子，而眼睛却已经长大了①。然而我们中国的作家是另有一种称赞的写法的：所谓“娇小玲珑”者就是。
【注解】
①指梭罗古勃的长篇小说《小鬼》。
【精品赏析】
文章作于1933年8月12日，最初发表于同年9月15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九期，署名洛文，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这是一篇关于女性问题的文章，只不过鲁迅在这里把关注的对象从妇女转移到少女的身上，尤其是以上海的少女为主要对象。在中国，妇女一向只是男子的奴隶和附庸，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不平等地位。辛亥革命后，妇女仍然遭受着封建制度的压迫和摧残，只不过方式改变了。这种摧残和压迫有时还体现在社会心理层面，并且变本加厉地压向了中国的少女，使她们尚未发育成熟的身心过早地经受磨难。
文章首先揭露了上海这个城市所具有的一个不良风气，那就是势利。在许多场合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着眼于衣着和外貌，以至于“时髦的女人”是得了便宜的了。由此培养出上海的女人追求时髦的倾向。但她们既要充分享受时髦“所具的光荣”，同时也要防备着“光荣中所含的危险”，“所以凡有时髦女子所表现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她在喜欢，也正在恼怒”。可悲的是，这种势利、卖弄的表演，无形中也传染给本来应当天真纯洁的少女，所谓的“侧着头，佯嗔薄怒，如临大敌”即是。而说穿了，在这样一个腐朽堕落的社会里，女人的外貌和衣着是为了供男人欣赏乃至于玩弄的，因此时髦的女人看起来是得了便宜的，实际上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遭受社会的歧视和摧残。于是造成上海少女“进了险境”以及过早的成熟，“这险境，更使她们早熟起来，精神已是成人，肢体却还是孩子”。这险境就是人们所生活的社会，所成为的人也是畸形社会中畸形的人。鲁迅引用了俄国作家的一句话，把他痛切的心情表现出来，说这一类型的少女“还是小孩子，而眼睛却已经长大了”。
小品文的危机
仿佛记得一两月之前，曾在一种日报上见到记载着一个人的死去的文章，说他是收集“小摆设”的名人，临末还有依稀的感喟，以为此人一死，“小摆设”的收集者在中国怕要绝迹了。
但可惜我那时不很留心，竟忘记了那日报和那收集家的名字。
现在的新的青年恐怕也大抵不知道什么是“小摆设”了。但如果他出身旧家，先前曾有玩弄翰墨的人，则只要不很破落，未将觉得没用的东西卖给旧货担，就也许还能在尘封的废物之中，寻出一个小小的镜屏，玲珑剔透的石块，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动物，锈得发绿的铜铸的三脚癞虾蟆：这就是所谓“小摆设”。先前，它们陈列在书房里的时候，是各有其雅号的，譬如那三脚癞虾蟆，应该称为“蟾蜍砚滴”之类，最末的收集家一定都知道，现在呢，可要和它的光荣一同消失了。
那些物品，自然决不是穷人的东西，但也不是达官富翁家的陈设，他们所要的，是珠玉扎成的盆景，五彩绘画的磁瓶。那只是所谓士大夫的“清玩”。在外，至少必须有几十亩膏腴的田地，在家，必须有几间幽雅的书斋；就是流寓上海，也一定得生活较为安闲，在客栈里有一间长包的房子，书桌一顶，烟榻一张，瘾足心闲，摩挲赏鉴。然而这境地，现在却已经被世界的险恶的潮流冲得七颠八倒，像狂涛中的小船似的了。
然而就是在所谓“太平盛世”罢，这“小摆设”原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物品。在方寸的象牙版上刻一篇《兰亭序》①，至今还有“艺术品”之称，但倘将这挂在万里长城的墙头，或供在云冈②的丈八佛像的足下，它就渺小得看不见了，即使热心者竭力指点，也不过令观者生一种滑稽之感。何况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
美术上的“小摆设”的要求，这幻梦是已经破掉了，那日报上的文章的作者，就直觉地知道。然而对于文学上的“小摆设”——“小品文”的要求，却正在越加旺盛起来，要求者以为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这就是想别人一心看着《六朝文絮》，而忘记了自己是抱在黄河决口之后，淹得仅仅露出水面的树梢头。
但这时却只用得着挣扎和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