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
国民素质是一个社会发展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国民素质固然是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但国民素质的状况又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发生重要的影响作用。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表面上看，是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差距，但从实质上说，是科学技术（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和国民素质的差距。如果不在这个方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是没有希望的。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为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证。新中国迅速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为人民的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情况下，国民素质发生了新旧两重天的变化。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培育四有新人的要求，强调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这些都为提高国民素质指明了正确方向。
但毋须讳言，在我国经济建设获得重大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国民素质方面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的尖锐性，已经触及文明道德的底线，它不仅严重影响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形象，而且影响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影响现代化建设的方向，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加以切实解决的。今天是福建严复研究会组织的这次有意义的研讨活动，我愿意就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做一些探讨。
一、改造国民性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鸦片战争以来，大概每隔10年左右就发生一次大的侵略战争，清王朝先是抵抗一阵继之妥协乞降，最后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告终。战争过后，似乎一切又归于平静，幻想着“同治中兴”、盛世再来。这种麻木状态吞噬着我们的国魂，消磨人们的意志。直到中日甲午战争，经营了30年的所谓洋务自强运动，惨败于东方小国日本，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亡国惨祸惊醒了国人，于是有了改造国民性的呼声，有了思想启蒙运动。所谓改造国民性，是指改造国民的劣根性，也就是提高国民素质问题。这时提出这个问题，出现思想启蒙运动，不是偶然的。
（1）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仅《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规定的对外赔款共达白银六亿八千万两（还不包括利息），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已完全破产。所谓“同治中兴”，寄希望于洋务运动，也在甲午战争中宣告破产。这种亡国惨祸迫在眉睫的严峻现实，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新思考。
（2）近代救亡运动是以学习西方为取向的，经历了器物层面，包括学习西方船坚炮利（“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兴办近代工业；到学习西方思想政治学说以及制度层面的探索，结果都不能改变中国的面貌，这使先进人士逐步认识到没有思想层面的变动，没有适应新制度需要的国民素质，是不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严复作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先驱，代表了这一新的探索的方向。他把赫胥黎的《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介绍到中国后，正在寻求民族自强的中国进步思想界就把它视为“经典”，把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生物竞争说看成是适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成为鼓舞国人奋发图存、自重自强的思想武器。他在介绍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著作时，提出中国要富强、要发展，必须按照斯宾塞的主张，致力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造就一代新人。按照斯宾塞的说法，“一群一国之成之立也，其间体用功能，实无异于生物之一体”。这就是说，人类群体是和生物有机体相类似的社会有机体，而生物有机体的质量取决于单元细胞的质量，人类群体的质量也是由个体的质量决定的。这样就把仿效西方政治经济制度所需要的人的素质问题提了出来。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开始思考维新变法运动失败的原因，感受到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性。他在严复译作的影响下，写出了《新民说》。他从国民文化心理方面探讨中国积贫积弱的内在原因，指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并对新民做出了比较符合历史要求的界定。他认为，在国民的德智体三项基本素质中，“智与力成就甚易，唯德最难”，“民德之高下，乃国之存亡所由系也”。他特别提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舍此一事，别无善图”。这样，就把提高国民素质同国家存亡，同能否建立新的制度直接联系起来。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些先进分子同样是把改造国民性，提高国民素质，看做是中华民族振兴的最要紧的前提条件。如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剪掉了辫子，他在“断发照”上题诗一首：“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诗作表达了他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深沉地反映了青年鲁迅报国之志。可以说，鲁迅一生都在践行他的这个爱国志向。开始，他希望通过医学强壮国人的体魄，使我们的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当他看到侵略者屠杀我们同胞的时候，许多国人依然是作为麻木的“看客”，他认识到医学虽然能医治人的疾病，却挽救不了人的灵魂。这个认识使他弃医从文，走上革命文学的道路。他通过塑造“阿Q”这一文学典型形象，尖锐地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对国人起了极大的警醒和教育作用。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提出“吾人最后之觉悟”，他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认为共和制度所以不能得到巩固，社会的面貌依然如故，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大多数国民的头脑依然被专制和愚昧牢牢地束缚着，因此必须提倡民主与科学。由此展开的一场强有力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是一场改造国民性，提高国民素质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人们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扫清了障碍。
回顾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历史，主要说明国民素质的提高对于实现社会变革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同样的道理，如果在新的社会制度建立之后，国民素质下滑，同样也会对我们国家的逆向发展发生影响，这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二、新的历史时期要为提升国民素质创造良好的环境
在当前社会出现了堪忧的国民素质问题，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但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问题是需要加以具体的分析，从总体上说，应当肯定我们的国民素质是好的，因而当前的问题不是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不是因为社会基本制度而出现的问题，而是在新的条件下存在不利于提升国民素质的环境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当今社会在国民素质上出现的种种问题，是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东弱西强的形势将长期存在相联系的，是同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新的情况相关联的，是同我们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政治思想教育被忽视的情况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既要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尖锐性，又要看到只要能够坚持正确的方向，采取恰当而有力的措施，问题是能够解决的。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信心。
就我个人的认识，当前要为国民素质的提升创造必要的环境，主要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1）党要管好党，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引领社会风气的作用；
（2）要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上以及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上解决好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切实解决好共同富裕的问题；
（3）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要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防止商品交换原则侵蚀政治、思想领域，一切向钱看必然导致社会的堕落；
（4）要坚持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错误思潮对主旋律的动摇，要防止文化庸俗化、低俗化、虚假化对青少年的侵蚀作用。
三、当前提升国民素质应当着重注意的几个问题
国民素质的界定，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问题，不在这里过多讨论。就我个人的认识，国民素质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有自然属性层面的，也有社会属性层面的，有人类社会共性的方面，也有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性方面。就自然属性来说，有心理素质、生理（身体）素质；就社会属性来说，有理想、道德（社会道德、职业道德、伦理道德等）、文化科学、能力等层面的素质。当前我国出现的国民素质问题，是在已经建立并不断完善的新的社会制度下，是在经济取得巨大成就、文化教育有了比较全面提升的情况下出现的，因而要根据这种情况来思考问题，研究对策。
（1）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在人民群众中真正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这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基础；
（2）要在全社会提倡公共道德，发挥模范人物的示范作用，建立有效的舆论监督，要有切实的党和政府的公信度的引领作用；
（3）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要互相协调、互相配合，充分发挥教育的机能；
（4）要切实解决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工农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维护好他们的权益，切实解决工农群众和他们的子女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5）要在全社会提倡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