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镇
福建省社会科学界第八届年会（分会）暨哲学学会2011年年会于2011年11月19日到20日在长汀县召开。6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年会。会议收到论文16篇，有14位学者发言并回答了其他学者的提问。会议受到长汀县领导的重视，县委调研员康成亮同志专程到会介绍长汀县改革开放情况。会议期间，学者们瞻仰了瞿秋白纪念馆及杨成武纪念馆，并前往江西瞻仰瑞金苏维埃中央纪念馆，受到了具体、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
会议中，与会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展开热烈讨论，在如下三个方面获得了成果。
第一，关于“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问题。省委党校教授郑镇就马克思正义论思想与和谐社会构建的思想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关于马克思有没有正义思想，他是正义论者还是反正义论者？这个问题是国内外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郑镇教授通过对马克思的文本研究指出，马克思早年主张社会正义，试图用正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主义社会，争取人的自由发展的权利；在唯物史观创立后，马克思超越了正义论思想，坚持用物质的原因解释社会，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为工人阶级与劳动人争得解放。但在这个时期，为了照顾当时工人的觉悟水平，马克思有时仍不得不用“真理、道德和正义”这样一些“无用的字眼”，因而，关于马克思的正义思想问题比较复杂，须要从理论上加以厘清。郑镇教授指出，纵观马克思一生，在正义问题上可以归纳三个观点：一是他有强烈的正义感，但绝不是一个正义主义者，也不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二是在唯物史观确立后，他用以批判分析、推动社会前进的理论武器是唯物史观，而不是正义论；三是他力求实现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不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而是超越了公平正义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郑镇教授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正义论思想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在于，由于我国当前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所以不可避免地存在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而且这一种“资产阶级法权”还因为我国当前改革开放的政策所加强，所以在当代中国，超越“正义”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以理性的态度对待今天中国社会不公正的问题，既要看到这种不公正问题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又不能对之放任自流。由于社会公正问题是由社会物质财富相对匮乏和人的自私本性所产生的，所以，解决问题要从社会环境和人的主体素质入手。一方面深化改革，从制度上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特别要打破垄断，消灭权力寻租。另一方面要提高人的主体素质问题，使人们学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要认识到，社会公正是历史的、具体的、相对的。
福州大学陶火生博士提交了《掀开自然上空的资本之城--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分离的批判与缝合》一文，向马克思求索解决当今世界与中国生态危机问题的思想方法。陶博士指出，马克思关于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论断，预设了人与自然的原初统一。由于异化劳动和资本的核心宰制，人与自然发生了现代分离。只有通过革命的实践，才能缝合人与自然的分离，实现“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第二，关于“十二五”期间文化建设的问题。研讨会召开期间，正值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闭幕不久，因而文化建设问题成为研究会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厦门大学哲学系王善钧教授作了“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长远战略”发言。王教授首先解释为什么党中央在这样的时候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长远战略。他指出，二战时期，军事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居主导地位；二战以后，综合国力竞争逐渐被经济所取代；冷战结束以后，综合国力竞争又出现由经济向文化转移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备受人们关注。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断言，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因为中国没有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体系。因此，加强文化建设对于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强国有重要意义。王教授接着论述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他指出，文化最核心的东西是价值观问题。在当代中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可以看做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王教授最后提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问题：一是要自觉应对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问题，二是要增强文化自信，三是要提高文化自觉。
厦门大学周建漳教授指出，科学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但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大陆至今还没出现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比中国足球还差劲。究其原因是中国缺少科学理性精神。一讲起科学，我们总是自鸣得意说中国有四大发明。实际上，四大发明是技术，不是科学。科学是理性精神的结晶，技术则人们长期经验的积累。科学是知识分子的事情，技术、经验往往是没文化人搞的。中国人历来缺乏对科学的兴趣，如人们常用“杞人忧天”的成语讥讽一些人的没根据或没必要忧虑，是令人可笑的不正常行为，而在西方，恰恰因为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惊异”，求索其奥秘，从而促进了科学理性的发展。
福建师范大学王岗峰教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阐发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但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他还特别强调严复在传播西方先进文化的历史贡献，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要学习的典型。但有些学者不同意王教授的观点。省委党校的郑镇教授、华侨大学薛秀军博士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不是与中国文化相结合。
第三，关于“十二五”期间社会建设问题。省委党校李永杰博士指出，构建和谐社会要明确三个边界：一是公共权力的边界，要明确规定任何人，任何团体都不能干预人私人的领域；二是公民权利的边界，公民不违法是其最后的边界；三是资本的边界，资本不能进入精神和道德生活空间。
厦门大学张扬艳涛博士作了“结构性问题的破解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发言。他指出，当代中国很多问题是结构性问题。中国现阶段正处于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的途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同时存在。所以，解决中国问题首先要明确中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同时在社会管理方法上要有所创新：其一，中国问题的解决要推进社会的结构改革；其二，要加强公民社会的建设；其三，政府要成为公共服务的政府，权力、权利、资本都要划界。张博士，还特别强调，在当前不要过分批判资本的逻辑，因为当前中国社会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逻辑推进的。
福建师范大学侯西安教授在《中国城市化背景下的女性学发展》一文中指出，虽然中国城市化起步比较晚并且总体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工业化时代人类城市化的文明发展方向是相一致的。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经历了由政府主导向社会主导的发展过程。这一城市化进程和特点与女性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是相合拍的。女性学在中国三十年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人思维和行为具有女性平等权利意识。特别是高校女性学课程的开设，对学生社会性别意识、社会关怀、平等意识的提升有明显效果。女性学的发展在中国深深地打下了中国城市化的印记。政府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最重要领导组织者和推动者，同时也是中国女性学学科发展的主导力量。政府的推动对于女性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双刃剑的作用。
除以上三个方面问题外，一些学者还对其他一些理论与实际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如，华侨大学许斗斗教授作“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发言。他指出，海德格尔把唯物主义当作“物”的概念来批判，虽然他的批判矛头直接指向近代的旧唯物主义了，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不良影响。为此，许教授对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近代旧唯物主义作了理论上的区分：其一，近代的旧唯物主义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则是把事物、现实、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其二，直观的唯物主义立足点是“市民社会”，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立足点则是“人类社会”。
厦门大学杨松博士就如何判断“善”与“恶”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他指出，根据休谟的观点，事实判断不能推出价值判断。所以，我们只可以凭直觉来把握善与恶，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