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中聚焦及其隐含启蒙意图之演变探析
雷亚平
引言
鲁迅创作的小说大多具有一定程度的荒诞色彩。按照时间的先后来分析这种荒诞表现，会发现它们是鲁迅精神生命历程的一类标志物。这一标志物甚至比明确的思想更加可靠，因为它们更加接近于作家的无意识。
笔者大致同意谭玉良先生对鲁迅思想分期的划分：“1924年以前为前期，1925年至1930年为中期，1930年以后为晚期”［1］。但对这种分期方式有一些补充性的看法：传统的分期方式过于注重思想方面的分期，认为思想决定着创作的文体特点，却往往忽视文体自身的演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文体本身就是一种沉默的“思想”，甚至是明确思想的前导，以文体特点对作家创作所做的分期似乎可以与作家的思想分期并行不悖；有时候一些研究者的思想分期的来源之一就是作家文体的标志性变化，即作家的思想分期是文体变化的一个结果，但其他学者又用这种来源于文体变化的思想分期去解释文体方面的变化，进入了解释的循环。本文在论述鲁迅表现荒诞的历程时遵循的分期基本上以三个文本为标志：《呐喊》、《彷徨》、《故事新编》［2］。也就是说，笔者认为：每一部小说集内部的文本在表现荒诞方面都有某种程度的同质性；而不同小说集之间在表现荒诞方面则有着相对的异质性。具体说来则是《呐喊》更侧重揭示外在世界的荒诞，相对悬置了理性；《彷徨》更加注重揭示知识者自身主体的荒诞，主体理性和情感介入文本使荒诞的世界更加完满；《故事新编》却是充满余裕的对于荒诞的戏拟，同时加入了对可信任对象的正面描写，这种处理使荒诞从它笼罩的世界上褪去，世界整体性的理性回归了，文本有意为之的荒诞只是理性世界的一个点缀。
以上这些对于荒诞的表现都与其叙述方式密切相关：《呐喊》更多地以低于“常人”能力的人物或方式（如外聚焦）聚焦，并聚焦于地位、能力低下者；《彷徨》更多地以等同于“常人”甚至更加善于思考的知识者进行聚焦，叙述的也更多的是知识者的生活；《故事新编》里的4个小说文本都采用零聚焦（即叙述者全知全能）的方式，叙述的生活更加广阔。
这三种不同的聚焦方式使三部小说集中隐含作者与假想读者的相对位置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呐喊》像是隐含作者对假想读者的提问；《彷徨》像是隐含作者对假想读者的不需要回答的诉说；《故事新编》则是隐含作者对假想读者的引领。这种文本形式上的转折性变化也恰恰深刻地说明了启蒙的失败。
一、《呐喊》：低于“常人”的聚焦者与揭示外在世界的荒诞
在《呐喊》的10个文本中（其中《一件小事》等4个文本不在本文的分析范围内，理由见注释［3］），全部或局部以能力低于“常人”者进行观察的有7个，占据了绝对多数的地位。
《狂人日记》的主叙事部分采用的是狂人的内聚焦方式，就常识来说，狂人的理智能力低于“常人”是无须赘言的。《白光》也是以疯子的内聚焦进行叙述的，其情形与《狂人日记》类似。
《孔乙己》是以小伙计“我”进行内聚焦的。这个小伙计12岁，“样子太傻”，能力很差，但“荐头的情面很大”，因而让掌柜为难，最后只能让他专管温酒。其能力低于“常人”是很显然的。
《药》的一、二两节是由老栓进行内聚焦的③。老栓是一个没有见识的茶馆主，其无知和懦弱是已经被许多研究者分析过的，但因此而说他的能力低于常人似乎尚嫌牵强。但文本对他的感觉的描述却让人无法不认为他的能力见识相对低下：“老栓正专心走路，忽然吃了一惊，远远里看见一条丁字街，明明白白横着。”常人所具有的预见性、连贯性在老栓这里是不存在的。“老栓又吃一惊，睁眼看时，几个人从他面前过去了。一个还回头看他，样子不甚分明，但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攫取的光。”似乎老栓的通常状态是闭眼的，而突然睁眼看人又会产生畏缩，有被吃的恐惧。“没过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里走动；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远地里也看得清楚，走过面前的，并且看出号衣上暗红色的镶边。--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老栓应该知道这是在干什么，但似乎这一切对他而言非常陌生，他是带着一种漠然、奇异和恐惧的目光来观看这一自己毫不理解的现象的。从以上文字赋予老栓的特征来看，他是一个畏缩、神经异常、缺乏常人的预见力和推测能力的人，是一个低于“常人”的、似乎没有正常的精神世界的人。《药》的第四节则以外聚焦为主，在外聚焦的叙述里，只有背景、人物的肢体动作与语言，这些事物的理性连接都被抽去，一切都显得极为突兀难解。实际上它是一种摄像机式的叙述方式，它只负责图像和声音的记录，却没有理解和赋予它们情感的能力，因而也是一种低于“常人”的聚焦者。
《明天》虽然在整体上说是零聚焦的，但详细分析则是外聚焦和内聚焦的复合体。在交代背景、描写其他人物的言行时，仅用较少的文字，而且几乎不进行心理描写，属于典型的外聚焦。这种外聚焦属于能力低于“常人”的聚焦者一如前述。另外的大部分文字则集中在单四嫂子的心理感受上，并以其感受带动叙事，则属于内聚焦之列。单四嫂子是个粗笨女人，其能力见识略低于“常人”是毋庸赘言的。但作者似乎需要格外强调这一点：“我早经说过：他是粗笨女人。他能想出什么呢？他单觉得这屋子太静，太大，太空罢了。”这样的插话突破了整体上的外聚焦与单四嫂子内聚焦结合的方式：“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骤然缩短，全知叙述者那不动声色的叙述也即刻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带有主观情感的叙述所取代。”［4］这种格外的插话虽然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叙述上的失误［5］，但由此可以发现：作者对单四嫂子“粗笨”的强调是非常急切的，他需要她的能力低于“常人”。
《风波》的情况与《明天》相似，整体上说是零聚焦的，但详细分析也是外聚焦与七斤嫂的复合体。其中的聚焦者七斤嫂的理智水平从这段话里可见一斑：“七斤嫂听到书上写着，可真是完全绝望了……”她的无知、迷信使她无法达到健全的“常人”水平。
《阿Q正传》除《序》外也是零聚焦的，仔细分析依然是外聚焦和内聚焦的复合体。除外聚焦外，传记作者的内聚焦较少出现，大部分是外聚焦和阿Q的内聚焦，而且越到后来，整体行文越接近阿Q的内聚焦。这种内聚焦其实并不符合传记的逻辑，但作者似乎并不介意它对传记体例的破坏。这个独特的内聚焦者阿Q的能力水平之低下已有无数的论述，此处也无须赘述。
总而言之，无论是外聚焦还是阿Q、单四嫂子、儿童小伙计等的内聚焦者，都是能力尤其是理智能力低于“常人”的聚焦者，它们占据了《呐喊》文本数量的七成左右。对于外聚焦而言，其理智能力是空缺的，此聚焦方式下的世界是行尸走肉的荒诞世界；对于阿Q等形象而言，其理智水平的低下使其观照下的世界也是荒诞的。与此相对应，这种聚焦方式所观察的世界是广大的老中国的乡村世界。在内容方面它并不是作者对自身参与的生活的翔实观察和内在体验，作者对它的遥远观看必然是缺少切实的细节的，所以对它的表述也更多地来源于想象和抽象理解，这种想象、抽象理解与体验性细节的不足，导致《呐喊》更多地走向象征性表现：无时间性、封闭空间、“狂人”表现“真理”等。
也就是说，《呐喊》所注重的这种聚焦方式，造成了文本世界的变形及表现方面的象征性，它非常有利于揭示外在世界的荒诞。在这样的文本世界里，正常的理性是缺席的，有的是不可解的物自身的荒诞运动，或者是低下理性折射的变形的世界，要想对这个文本世界进行正常的理解，必须进行理性的还原。同时，这种健全理性的缺席，也使外在世界的荒诞并不圆满，使人们可以认为，人还有凭借自身的理性逃离荒诞的外在世界、审视甚至改造这一“我”之外的荒诞世界的可能性。而文本中象征手法的运用，正是在委婉地暗示着理性的方向。对于假想读者而言，这像是隐含作者对他的一种提问：运用你的理性进行还原后，看看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我们”如何来改变这个荒诞的世界？它假定了作为“常人”的假想：读者的理智水平高于聚焦者，对假想读者的这种期待正是信任并启发读者自身理性力量的一种表现，它或许是鲁迅启蒙行动的一个无意识表现。
其余的《头发的故事》、《故乡》、《端午节》等3个文本与《彷徨》中的大部分文本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其特点尚未明确显露，下文将详细论述。
二、《彷徨》：“常人”的内聚焦与荒诞的完满
在《彷徨》的11个文本里，依然有以低于“常人”能力者进行聚焦的文本，它们是《长明灯》、《示众》和《离婚》。《离婚》与《呐喊》中的同类文本较为相似，但文字摆脱了阴郁的色彩，等于撤去了假想读者还原所述事件时的一个情绪方面的指引物，在悬置理性方面更进了一步。《长明灯》和《示众》也与《呐喊》中的同类文本有所不同，它们运用了纯粹的外聚焦，更彻底地悬置了理性。在外聚焦的观察之下，人物的“人”的色彩也更加稀薄：《呐喊》中的“玄衣人”、“王胡”、“蓝皮阿五”等变成了《彷徨》里的“三角脸”、“方头”、“白背心”。这些变化显示：《彷徨》在抽去通常的人对人的理解方面更进了一步。同是表现狂人的《长明灯》也比《狂人日记》更进一步地显示了隐含作者的冷峻态度。虽然有研究者认为《狂人日记》开首部分以交代狂人复原的形式暗示了狂人的失败［6］，但就解读效果来说，这种方式非常容易被后面完全以狂人内聚焦的行文所淹没，尤其是结尾处“救救孩子”的热切呼喊，昭示了隐含作者对希望的保留。而《长明灯》则以客观化的角度呈现疯子与世界的交锋，结局处展示孩子们对疯子的恐惧和戏耍，被编入了儿歌的呼喊明确地传达了疯子的失败。它与《狂人日记》“救救孩子”的热切呼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总而言之，就揭示外在世界荒诞性的技巧来说，《彷徨》是更纯熟的。但这类文本在《彷徨》中占据的比例较小，其余8个文本都采用了较为严格的内聚焦的方式。与《呐喊》更加不同的是，《彷徨》的聚焦者的能力都是等同于甚至优于“常人”的。
《肥皂》和《高老夫子》是分别以四铭和高尔础进行内聚焦的。四铭和高尔础的社会地位远比《呐喊》中的内聚焦者们要高，他们甚至被主流社会当作良知代言人。而且《肥皂》和《高老夫子》的文本中并未把他们塑造成缺少理性的形象，他们有着正常、甚至较“常人”更加圆熟的理性。然而，在这一理性指导下的生活世界同样是褒扬“孝女”、谩骂并垂涎女学生、保存国粹、作弊赌博。在此情形下，文本描写的就是比《呐喊》中的理性缺席的荒诞世界更加“完满”的荒诞世界，其荒诞也就更加有力量。当然，四铭和高尔础在道德上的明显堕落也是一个缺口，依然可以期待道德健全的假想读者来进行批判式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