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美国以其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控制了中国，迫使中国同其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其中尤以1946年11月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为甚，将中国置其绝对保护之下，天津外贸即为其所垄断。美国在天津外贸中所占比重，进口1946年为70%（走私除外），1947年是68.37%，1948年为65.75%；出口1946年为70%，1947年是62%，1948年达70.68%。
抗战胜利后天津外贸出现过复苏，不过这种复苏只能同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最低年代相比较而言，1945年天津对外贸易完全停滞了，1946年恢复了对外贸易，1947年就超过了太平洋战争时期最高年的1942年水平。1946年到1948年间天津外贸情况是：以美元计，1946年为33645003美元，是1942年的91.67%；1947年为36727695美元，超过1942年水平；然而1948年下降到12874343美元，是1942年的35.07%，虽比1944年高出166.38%，但同1947年相比却下降了185.27%，比1946年乃下降了161.32%。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此间进出口贸易货值处在起伏波动的下降中，进出口船只吨位量却呈现上升势头，1946年为1172244吨，1947年升为2405125吨，1948年再升为2819352吨。这种反常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三：一是国民政府发动内战后从天津口岸输入大量军用物资；二是国民政府推行搜刮民财政策，迫使华北尤其是平、津地区大资产者积极向南转移财产；三是国民政府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政权处在摇摇欲坠中，平、津地区军政要员、官僚、社会“贤达”以及大资产者纷纷举家南逃，当时南逃之路仅海道一途。这些都是进出口吨位量急剧上升的重要原因。可见，当时天津口岸船只吨位量增加并非是天津外贸发展的反映，倒是国民党政权在华北、平、津地区覆灭的先兆。
1946年和1947年天津外贸出现复苏原因：
一是国内外形势有利天津外贸发展。战后各国对有损外贸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统统加以废除、修改或调整；二是八年抗战华北城乡积压的大批农、副、土、特产品急于运津出口，同时又渴望得到从天津口岸进口商品；三是战后美国以各种名义将剩余战略物资倾销中国市场，大量美货源源不断从天津进口销往华北各地；四是国民政府最初采取放任自流的外贸自由化政策，鼓励进口、自由出口，对进口几乎不加任何限制。
1948年天津外贸进入低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国民政府推行“独裁、卖国和内战”总国策则是最根本原因。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平、津地区实行军事管制，对平、津地区近百余种物资进行军管；出入天津的物资需持有军管当局发给的物资移动“许可证”，否则连人带货一并扣留。这样，天津就从一个中国北方最大外贸通商口岸变成了与外界隔绝的死港。内战爆发后，华北成了必争之地，华北铁路和公路及水运交通就处于双方争夺与控制之中，因之常常中断。交通运输的中断，内销物资不能由津运入内地，内地物产不能运津出口，经天津口岸转出入的货物这时只得改往他口出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8年底。
综上所述，近代天津外贸发展变化，无论是兴起时期、发展时期还是衰退时期，也无论是上升还是下降，都始终是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对华经济侵略掠夺程度的反映。（原载《天津史志》1993年第1期）。
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兴起时期的基本特征：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兴起时期是指1861~1899年这一时期。这一时期天津外贸的基本特征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贸易，上海对外贸易的附庸，英国控制了天津对外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