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①大焉，善与人同②，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③人为善者也，故君于莫大乎与人为善”。
【注释】
①有：同“又”。
②善与人同：与人共同做善事。
③与：偕同。
【评析】
如今我们所说的与人为善，意思是善意地帮助他人。这与孟子所说的意思虽密切相关却又稍微有所不同了。
孟子的主张很明确，与人为善就是与别人一起行善，而这种与人一起行善的前提是吸取别人的优点，改正自己的缺点。所以，他是从子路说起。因为子路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是闻过则喜，听到别人给自己指出过错就高兴。除了子路而外，夏禹也是这方面的模范，他只要一听到别人对他说有教益的话，不仅高兴，而且还要就地下拜，行上一个大礼。当然，比起子路和夏禹来，大舜的“与人为善”就更为高明了，不但高兴，而且下拜，还要切实吸取并付诸行动，这就等于同别人一起行善了。
从闻过则善，闻善言则拜，到与人为善，虽然程度有所不同，但其实质都是一样的，这就是善于吸取别人的优点而改正自己的缺点。
在《论语·学而》篇里，孔子曾谈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把别人能够给自己指出过错看作一大幸事。
可见，孔、孟在怎样正确对待自己的缺点和别人的优点这个问题上也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要真正做到孔、孟的要求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这里面有种种的原因，但最根本的一点，还是有没有宽阔的胸襟和肚量的问题。没有宽广的胸襟和肚量来处理人与我之间的关系，莫说与人为善，就是闻过则喜也是难以做到的。就算能做到的，也只是表面文章，文过饰非而已。
【故事】
无为而治方能有大作为
无为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哲学思想和管理方法。有人曾指出，最高明的管理者无为而治，人民大众只知道他的名字，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次一些的管理者，多办善事，人民亲近他、称誉他；再次一等的管理者，多威严暴戾而使人民畏惧他、疏远他；最差的管理者，鱼肉百姓、祸国殃民，人民自然辱骂他、抵制他，甚至推翻他。所以，判断一个管理者的优劣，看他与人民的关系则是最重要的标准。老子也曾说，人民是水，统治者是船，船可能在水中平安航行，也能被滔天巨浪所吞没。所以，并非统治者手中永远掌握主动权。
六出奇计的陈平对汉朝一统天下立下了卓越功勋，他晚年被汉文帝任命为宰相。有一天，文帝召见陈平和另一位宰相周勃，文帝首先问周勃：“你经手裁决的事件，一年约有多少件？”周勃回答：“臣不肖，对这不清楚。”文帝又问：“那么，国库一年的收支大概有多少？”周勃也答不出。文帝见周勃身为丞相，一问三不知，表情很不高兴，周勃吓得汗流浃背。汉文帝又拿同样的问题问陈平，陈平回答说：“这些问题，我得问了有关负责人才知道。”文帝接着问：“谁是负责人呢？”陈平回答：“裁判事件的负责人是司法大臣，国库收支的负责人是财政大臣。”汉文帝接着又问：“所有的事都有人负责，那宰相是干什么呢？”陈平不慌不忙地答道：“宰相要使百姓各得其所，对外须镇抚四方的蛮夷与诸侯，对内则要督促所有的官员做好各自份内的工作。”陈平的这一席话让汉文帝深表赞同。
战国时邯郸的老百姓每到元旦就要上山去捉斑鸠送到赵简子府第上，然后赵简子就赏给他们很多银子。有个在赵简子家做客的人见了很奇怪，便问：“为什么要把这些斑鸠捉回来？”
简子回答道：“你难道不知道吗？每一个小生命都是宝贵的啊！元旦那天，我要把他们都放回树林去，表示对生灵的爱护。”
客人听了大笑说：“这就是爱护生灵的办法吗？老百姓知道您要放生，献上斑鸠有赏，都争着去捉斑鸠。有的用铁夹，有的用箭射。虽然也可活捉一些，但死的也不少。如果您真的爱护这些小生命，还不如下个通令，禁止捕捉斑鸠。不然，捉了又放，您的恩德远抵不上罪过呢。”无为而治就是让百姓在战后休养生息的管理方法，早在汉代之初统治者采取的无为而治就取得了良好的收效。
萧何死后，接替的宰相是曹参。曹参执政的方针是“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原因为何呢？曹参对自己的执政方针是如此解释的：因为高祖既然已经定了天下，萧何将法令制订得非常明确。而在天下太平情况下的百姓正在努力休养生息，对于官吏们来说，只要严守职责，不要丢失这些就行了。后来结果证明，无为而治深得民心，后来老百姓编成歌谣赞扬道：“萧何订法令，曹参照执行，百姓得安宁。”这就是无为而治的典型。
当然，“无为”并非无所作为，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一切顺应自然，不以人为去有意违背客观规律。因此，“无为”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无为的目的还是有为，这就是老子进一步阐明的“无为而无不为”。这种“无为”，从客观效果上来看，是有利于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形势稳定的。古人这种“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不是给我们提供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吗？
贪慕虚荣，反受其害
所有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天子和乞丐，尽管他们的身份地位有着天壤之别，但他们的苦恼焦虑却没什么两样。因此，人不要有过度的虚荣之心。
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来到江苏镇江的金山寺。当在山上俯瞰他看到大江东去，船只川流不息，不禁兴致大发，随口问一个老和尚：“你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可知道这江上每天来来往往有多少艘船？”老和尚回答说：“我只看到两艘船，一艘载着名，一艘载着利。”
老和尚这句话一语道破天机。正因为有名利的驱使，才会使船在江面上来来往往，同时这句话也说明，不管是有钱的富商还是贫穷的船夫，他们乘船往来江上，一样都是为了名或利。
但就是这两个字，却能够激起人的虚荣心，并为其所害。因为无论是什么人，一旦任由虚荣之心发展，他的事业就会出问题。
仍以乾隆为例，他在位前期还算是很清明的皇帝，也很有作为，清朝在他的统治之下国泰民安，时称“康乾盛世”，但进入晚年的他却开始浮夸起来，将称自己为“十全老人”，给自己归纳了“十大武功”，分别是：
1747年：平大小金川；
1755年：平准部；
1757年：再平准部；
1759年：平回部；
1769年：平缅甸；
1776年：再平大小金川；
1788年：平台湾；
1789年：平越南；
1791年：平尼泊尔；
1792年：再平尼泊尔。
纵观乾隆所谓的“十大武功”，其大部分都是自我宣传的结果：大小金川是西藏民族部落间的纷争，清政府加以干涉；台湾是汉人林爽文的抗暴革命；这三大武功都是血腥的对内镇压，不能称之为“武功”。平缅甸、平越南和平尼泊尔都是丑剧和败仗，更算不得什么“武功”。其实乾隆的武功只有一个，就是征服准噶尔汗国，开辟了新疆地区，可乾隆却把这一功分成三个——平准部、再平准部、平回部。乾隆硬是凑足十项不可，进一步反映出他的虚荣之心。
抛开这十全武功是非真假不谈，我们也不难发现，由于乾隆的穷兵黩武，发动的这十次战争可谓劳民伤财，把盛世的家底几乎耗尽，使加快了当时中国的没落趋势，终于在道光年间被英国人通过鸦片战争敲开大门，从此中国进入了悲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
我们要在追求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同时注意度的问题，不能流于浮夸，不能让自己被虚荣心所蒙蔽和奴役，只有淡泊名利，可以免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