蜷伏在日寇铁蹄下的上海，虽然满目创痍，创巨痛深，但每到夜幕降临，这里依然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各种戏剧院观众满座，各个酒吧间和夜总会人流如潮，阵阵惹人情怀的锣鼓声、丝竹声和尖怪的音乐声，不时地传来。
这种歌舞升平的景象，宛如一个饱经忧患的老太婆，故意卖俏地涂脂抹粉，穿红着绿，忸怩作态那样不自然，不协调。
汪精卫一伙成天躲在四合院里，心里闷得慌，很想请乐队和舞女来，伴随他们跳舞解闷，但又担心军统特务混进来误了性命。还是李士群有办法，他把特工组织中的三十多个年轻风流的女特务组织起来，又买来一台留声机，播放着刺激性的音乐代替乐队，终于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这些女特务吃喝玩乐惯了，他们舞蹈起来，眼波的传神，体态的妩媚，舞姿的婀娜，都不亚于专业舞女。因此，汪精卫一伙与她们越舞兴致越高。
五月二十六日晚上十点左右，她们正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神魂颠倒的时候，姜国保神色紧张地来到吴四宝跟前，轻声地说道：“吴大队长！我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
吴四宝两只肩膀一上一下，与一个女特务秋波频传，亲近得几乎胸擦胸，正玩得痛快，实在不想离开。但是，他从姜国保焦急的表情中，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只好无可奈何地停止舞步，把姜国保拉到一旁，低声问道：“是什么重要情报？国保兄！”
“军统已经发现‘居之安’的地道出口了！”姜国保虽然心情很不安，但又为自己获得重要情报立了功而感到高兴。他接着又附加一句：“情况完全真实，一点也不假。”“国保兄怎么说这个话？难道我们还不相信你！”吴四宝紧紧握着他的手。
姜国保的确值得汪精卫集团信任。他投靠过来之后，丁默邨和李士群找他谈过一次话，封他为侦察处长，让他作为内线继续在军统上海区活动。他迟疑一会，说道：“说我被杀的风声已经传出去了，他们还会相信我吗？”
“这正好为你提供了方便。”李士群悄声向他交待了蒙蔽对方的办法。
“据我们侦察到，周伟龙已被戴笠调往重庆，两天前，陈恭澍已来上海接任上海区区长。”丁默邨瞟了姜国保一眼，“你与陈恭澍是表兄弟，又一同在重庆工作过，彼此交往很深，这是个有利条件。”
姜国保见丁默邨对他的情况这么熟悉，心里一怔，也感到十分钦佩，忙说。“我一定打到军统上海区去，争取立功做贡献，报答汪主席和各位上峰的救命之恩。”
陈恭澍见姜国保还活着，十分惊讶。姜国保按照李士群的嘱咐，谎说他五月二十日下午，在公共租界被日本宪兵逮捕，任他们怎么严刑拷打，矢口否认参加军统和参与行刺对马的事。因日本宪兵队找不到确凿证据，正准备释放，第四支队长本野雅惠来了，问他对上海的街道巷弄熟悉不熟悉。姜国保说他十六岁起就在上海拉人力车，对上海的街道巷弄了如指掌。于是，本野将他留在宪兵队，如果宪兵队外出破案，让他做向导。姜国保说：“他们给我发了宪兵制服，还给我取了个日本名字，叫户田直茂，并且到处传播风声，说中国的姜国保被他们杀掉了。”他说到这里，把李士群他们捏造的一份用日文油印的《驻沪宪兵队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年）侦破计划》递给陈恭澍。
陈恭澍略识日文，大致翻了翻，见里面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讲怎样侦破和消灭军统上海区的组织，惊喜地说。“噢！你是怎么弄到手的？”
“今天上午，本野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日本宪兵队要派人去西爱威斯路附近一个叫乐道巷五弄的地方去侦察一个情况，让我带路。”姜国保装出一副认真的样子说，“本野说到这里，起身去五步远的地方接电话。这时，我发现他的书案上摆着这份计划。想到表哥已来上海任区长，对你很有帮助，见本野没有注意，就把它塞进口袋里。我一离开本野的办公室，就直奔你这里来了。”
“你偷走了这份计划，也给我们免除了一场大灾难！”陈恭澍感激地说。
“他们发现泄密，这份计划会作废，但他们绝不会轻易放过我们，可不能大意啊！”姜国保佯装关心。
“对！表弟你说得对！”陈恭澍惊疑地问道，“啊！你怎么知道我来上海了？”
“我从日本宪兵队里的几个侦察兵的闲谈中知道的。”姜国保显得很吃惊地说，“他们的侦察工作真厉害，你到上海的第二天下午，他们就掌握到确切消息了。”
就这样，姜国保骗得了陈恭澍和上海区军统特务们的信任。
“昨天李士群先生对我说：‘姜先生能够取得陈恭澍的信任，很不容易。’据我所知，汪主席和周佛海先生都十分相信你哩！”吴四宝又补充一句。
“感谢各级长官对我的信任。”姜国保很激动。
“好！请把军统发现地道的事详细说说。”吴四宝心里一阵急跳。
“据陈恭澍对我说，他上任时，戴笠对他布置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暗杀我们的汪主席。”姜国保悄声报告说，“三天前，他们从刘仲礼的一个亲戚那里获悉到‘居之安’有地道，经过两天的秘密探访，终于在‘居之安’北墙附近的一座古庙的佛殿下面，发现了地道出口，并决定今天晚上十二点，由林之江带人下地道探明情况，再制订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吴四宝听完姜国保的汇报，大吃一惊，赶忙拉着姜国保一道去找丁默邨和李士群。这时，大家跳舞的情致方兴未艾，会议室里人头攒动，两人望了好一阵，也没有找到丁默邨和李士群，又感到不好越级向汪精卫和周佛海报告。吴四宝心里一急，不管三七二十一，“咔嗒”一声，把留声机关住了，神色肃穆地说：“舞会到此结束！请诸位长官到汪主席的会客室听取重要情况报告，其余的同志到三号楼的几间临时宿舍休息，有任务再通知你们。”
人们的思想感情，由狂欢陡然转为惶惑，仿佛烧红的铁块与冰块碰在一起那样严酷，那样不相容。
大家扫兴地离开舞场，默默地猜测着可能发生的意外，心情沉重地走向吴四宝指定的地方。
汪精卫听了姜国保的报告，全身像触电似的紧缩起来，仿佛脚底下随时都可能发出毁灭性的爆炸声。他惊魂稍定，吩咐说：“姜先生立了功，请特工组织给予必要的奖赏！”
“遵命照办。”丁默邨温顺地说。
“请默邨、士群、四宝三位先生拿主意，面临军统的凶残，你们说怎么办？”周佛海惶恐地说。
“派人占领古庙，守住地道口。”吴四宝说完，向大家扫了一眼。
“不妨让军统的人先走一步，等他们下了地道之后，我们来个瓮中捉鳖。”丁默邨两手做了个捉拿动作。
“瓮中捉鳖是上策。但是，他们肯定会有人守在庙门口，”李士群分析说，“因此，我们应先走一步，躲在庙里的适当地方，先抓守在庙门口的人，再抓进入地道的人。”
大家一致同意李士群的意见。于是，由吴四宝带领十二名警卫人员去古庙执行任务。
汪精卫很想立即躲到丁默邨、李士群他们居住的大西路六十七号去，但出于两种情况，他不能贸然行动：一是他现在的住宅是土肥原特务机关选定的，从傀儡与主子的关系考虑，没有征得对方同意，不能随便离开“居之安”，何况六十七号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保险，二是事先没有采取可靠的保卫措施，担心转移途中受到军统特务的狙击。
“隆庠，你懂日语，请给土肥原将军打电话，请他马上派车派人把我们接到他们的特务机关，或者是日本宪兵队部住几天。”汪精卫惊慌不已，只好求救于土肥原了。
可是，日本在上海的军用电话总机回答，土肥原的办公室、会客室的电话都无人接。
汪精卫看着手表，吩咐周隆庠说：“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你请总机接通土肥原将军卧室里的电话。”
总机回答，依然是无人接电话。
原来，土肥原去上等“行乐所”过夜去了。
“那就请总机接通特务机关的电话，找晴气先生想想办法。”周佛海心急如火而乱如麻。
偏不凑巧，晴气也去“行乐所”销魂去了。
那么，一切只好听天由命了。
时间已是晚上十一点二十分，但谁也不愿意离开会客室。一个个心里暗暗祈祷，愿吴四宝他们马到成功，从而化险为夷。
这是一座无人居住的古庙，面积不足二百平方米，由于多年失修，前门的门片已经破烂，无法关合上锁，门是敞开的。吴四宝让两人守在庙门口，注视庙外的动静，然后带领其余的人进入庙堂。他亮着手电筒，将空荡荡的庙堂照射一遍，一切都显得阴森可怕。墙壁上爬着一只只壁虎和蜥蜴。佛殿两旁，分别停放着几副棺材，摆在棺材下端那熄灭不久的油灯和烧剩的香棍告诉他们，这是一批暂厝在这里等待安葬的死尸。棺材口虽然经过密封，但仍然闻到空气中混杂着尸体腐烂的腥臭味。佛殿上的四个一人高的木雕菩萨满身灰尘，不是缺手就是断腿，四个菩萨之间是一张很大的蜘蛛网，四只网角粘在四个菩萨的脑袋上，一只黑色的大蜘蛛吃饱了蚁蝇，正悬在网心里憩息。
他们走到佛殿下面，见有一片刨开过而又复原的松土。四个警卫队员用手把土扒开，下面是块六尺见方的大石板。刚掀开石板，一股闷人的气体冲出来。这里果然是地道出口处。地道四周用水泥加固，人可以踩着十四级石磴从地道出来。他们将石板盖好洞口，又按原样覆盖好泥土，然后撤除庙门口的岗哨，一齐隐蔽在左边几副棺材后面，等待林之江等人的到来。
晚上十一点三十分左右，庙里响起脚步声和悄悄的说话声，接着出现手电筒的光亮。不一会，就听到扒土和掀石板的声响。
“快下！争取一个小时出来。”有人低声命令着，“你们下去以后，一定要认真做好记载和标记，使下一步的爆炸准确无误。”
说话的人正是林之江。他见六个同伙戴着防毒面具，携带手电筒、指南针和测量仪下地道以后，就来到庙门口，与站在门口放哨的两个人低声说了句什么，然后三个人坐在庙门槛上，注视着庙外的动静。
这时，吴四宝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暗号，在六个警卫人员的肩膀上各按了一下，这六个人就轻轻地摸向庙门口。当他们走到距离庙门口四步远的地方，不知是谁踩着半截砖头，发出响声，坐在门口的三个军统特务，神经质地一惊，随即扭过脸，拧亮手电筒，突然有六个人出现在眼前，吓得撒腿就跑。
因为这里是租界地区，怕惊动巡捕房和巡逻队，双方都不敢开枪。
六个警卫队员紧追过去。林之江跑了几步，踩虚一脚，跌倒在地，被活捉了。其余两人在巷弄里急转了两个弯，很快进入大街，乘坐等候在那里的小汽车逃跑了。
吴四宝派四个警卫队员将林之江押送去四合院，然后准备抓下地道的六个军统特务。
林之江见自己落在汪精卫的特务手中，想到过去参与河内和对马的行刺，想到妻子和两个小孩的被杀，万念俱灭，只等待子弹头穿胸的一刹那。不论丁默邨和李士群怎么拷打和威胁，他咬紧牙关，既不哼叫一声，也不吐露一个字。
周佛海得知这一情况之后，与汪精卫商量了几句，就来到林之江面前劝降。
“两年前，我与林先生在戴雨农先生家里见过一面，你还认识我吗？”他边说边给林之江解下手铐。
林之江眼里含着绝望的表情，警觉地望了周佛海一眼，依然低头不语。
“林先生有什么要求，尽可以提出来，我们商量着办。”周佛海显得很热情，把一杯茶送到林之江面前。
沉默。沉默也是一种回答。
“我知道，此时此刻，林先生在为参与河内和对马的行刺而惶恐，为失去爱妻和两个孩子而悲痛，为面临的处境而绝望。”周佛海和颜悦色地说，“其实，这一切都大可不必！俗话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希望林先生振作起来，去创造新的一切。”
“你们还我的妻子来！还我的两个儿子来！”林之江吼叫着，两眼射出仇恨的光华。
“哈哈！林先生误会了。实话相告你吧，那是日本宪兵队干的。”周佛海推卸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嘛，连累家眷很不应该，我们也对此感到不平哩。”
“不！据我的邻居说，抓走我的妻子和儿子的人都穿着便衣，他们根本不是日本宪兵队，而是你们的特工人员！”林之江愤恨地反驳说。
“日本宪兵队在法租界抓人，不化装行吗？你们杀的是日本宪兵连长对马，又不是杀了我们的什么人，为什么要由我们的特工人员出面报复呢？你在军统这么多年，难道连这些普通常识也不懂吗？”周佛海淡淡一笑。
林之江幡然醒悟似的拍了拍脑门。他沉思一会，又惶惑地说：
“我参与河内行刺，难道你们真的能够原谅我？”
“我已经说过，一切都大可不必嘛。”周佛海向他投去亲善的眼光。
“好！我坦坦白白向周先生交代。”林之江终于被周佛海的花言巧语迷惑了。
“够朋友！”周佛海高兴地说，“如果林先生把军统寻找地道的阴谋说清楚，欢迎你来我们的特工组织任专员级行动大队长，并帮助你重建一个新的家庭，也就是说，你结婚的一切费用由我们负责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