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曾经与溥仪有不共戴天之仇，他能想得开吗？陈恭澍参加和平运动之后，向我们透露过，溥仪不是曾经花了三百两黄金买通王亚樵妄图谋害你吗？”陈璧君忧心忡忡，“只受冷遇，受怠慢，倒也罢了，如果在宴会上，在会谈中，溥仪还不三不四地说些挖苦话，能受得了吗？”她顿了一会，“当然，出于日本政府的威力，你去满洲国的安全是有绝对保障的。”
“不管怎样，我得忍辱负重呢！”汪精卫目光黯淡，“上个月，我读了德国作家赫尔曼的小说《魂系青春》，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我除了要想按照我内心自然产生的愿望去生活之外，别无他求。不过，这样的生活是艰难的。’过去我要推翻溥仪的皇帝宝座是如此，现在我将与溥仪握手言欢也是如此。人生的道路上，似有神使鬼差！总之，不管怎样，我非去满洲国访问不可。”他沉沉地坐在沙发上，仿佛养神似的两眼一闭。
在汪精卫看来，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谁能神机妙算毫无误差地预测未来？谁能用鲜花和谷穗来填平这高低不平的人生道路？
陈璧君望了丈夫好一会，这眼光既有悲凉也有怜悯。“我理解你的为难之处，四哥！但是，这样的忍辱负重，无异于自杀！”她霍地起身，“我打电话把重光葵大使请来，把话说清楚，如果日方不出面说服溥仪克服敌对情绪，满方不以对待国家元首的隆重礼节迎接你，不管是东条的安排，还是西条的安排，都不去！”
汪精卫担心把事情弄僵，赶忙劝阻说道：“何必呢？何必呢？”他见妻子已经抓起话筒叫接日本驻南京大使馆，两手一摊，“唉！你呀，璧君！”他想了想又说，“如果重光葵大使来，那就把姐夫也请来，谈这种事应该有外交部长在场。”
陈璧君打完电话，与丈夫来到东楼会客室，等待褚民谊和重光葵的到来。不一会，褚民谊来了，他刚好听完陈璧君说明请重光葵来的用意，重光葵手拄黑漆弯把拐杖，拖着一条假腿赶来了。褚民谊见他行动不便，赶忙起身走过去搀扶着他。
“谢谢，不用搀扶！”重光葵感激地微笑着，“近十年来，我利用这条假腿和这根手杖，走过东京、莫斯科和伦敦的许多地方，还从来没有摔过跤哩！”
重光葵聪明好学，十九岁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德国法律科，从二十岁任日本外务省德国科科员算起，至今已有三十五年外交生涯。一九一五年二月，他出任驻中国公使馆一等参赞，一九二九年五月调任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兼公使馆总参议，一九三一年六月升为驻华公使。一九三二年五月六日上午，重光葵与进攻上海的日军近二万名代表，为了庆祝侵犯中国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在上海虹口公园召开庆祝大会。当时在虹口公园当花木工的朝鲜爱国青年尹奉吉，怀着对日本侵略朝鲜的深仇大恨，在用门板搭成的临时讲台下安放一颗定时炸弹。十点五十分，时任日军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后为日本驻美国大使的野村吉三郎正在演讲时，炸弹爆炸了，吉村的左眼被炸坏，坐在主席台上的重光葵炸断了右腿，日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炸断了左腿。
重光葵伤愈后的一九三三年一月出任外务省次官，一九三六年二月任驻苏联大使，一九三八年四月任驻英国大使。日本政府为了更好地控制汪精卫政权，上月又让这个外交老手接替本多熊太郎出任南京政府大使。
“我在贵国上海失去了一条右腿，在断腿后的第五天，我躺在上海福民医院病床上，接受帝国授予的优秀外交官称号。”重光葵苦涩一笑，“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我说不清楚。”
“荣誉比生命还重要，优秀外交官称号千金难买。”汪精卫扶重光葵坐下，“大使阁下在中国得大于失。”“哈哈！汪委员长阁下这句话也是千金难买啊！”重光葵收敛了笑容，正经地问：“委员长阁下接见鄙人有何见教？”
汪精卫微笑着，郑重其事地说：“康德皇帝邀请我访问满洲帝国；贵国政府对我这次出访十分重视，东条首相阁下希望我早日启程。”他顿了一会，“我决定五月四日上午从南京起飞，在旅顺和大连两地各休息一天，七日抵达满洲帝国首都新京。此事烦请大使阁下转告东乡外务相阁下，并请他转告东条首相阁下。”
“一定，一定。”重光葵说，“等会我就与东乡外务相通无线电话。”他凝视汪精卫，心想就这么一件事，由褚民谊打个电话给我不就行了吗？推测汪精卫接见他的真正用意不在此，于是问：“还有什么需要鄙人办的事吗？委员长阁下。”
“敝国政府对贵国正在进行的太平洋战争连战皆捷，甚为欣慰。”汪精卫说，“为了加速这场战争的胜利，想提出一些建议供天皇陛下参考。因此，拟着褚外长为本人特使访问贵国，甚望能够觐见天皇陛下。如果能够如愿以偿，褚外长将向天皇陛下呈递本人的一封亲笔信。”
“我负责向东乡外务相报告。”重光葵说，“相信天皇陛下会欢迎褚外长以委员长特使身份访问帝国。”
“谢谢大使阁下。”汪精卫显得十分恳切。
褚民谊没有想到他这位襟弟会想出这么个问题来搪塞，但知道他有难言之隐，愣了片刻，对重光葵说：“还有件事想向大使阁下提提，也许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外长阁下请说。”重光葵全神贯注地听着。
“大使阁下熟悉中国的革命党人怎样结束满清帝国封建王朝这段历史，自然也熟悉康德皇帝对汪委员长的怨恨。”褚民谊说，“作为外交部长我不能不向大使阁下提出来，希望康德皇帝能够真正化敌为友。”
“外长阁下说的是三十一年前，委员长在北京银锭桥下放置炸药的事？”重光葵笑笑，“两年前中满两国建交，不是已经说明双方化敌为友了吗？”“我是说能够从内心深处化敌为友。”褚民谊特意在“内心深处”四个字上加重语气。“这件事不必提及了。”汪精卫心里很高兴，但却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时间是无情的掠夺者，它既能掠走人们的痛苦记忆，也能夺去人们的美好往事。这件不愉快的事，相信康德皇帝与我一样，早就淡忘了。”
“虽然白驹过隙，时间如流，但杀父之仇总是难忘的。因此，这件事还是有必要提出来。”陈璧君说，“如果康德皇帝仍然心怀余恨，即使以最高的规格迎接汪委员长这次访问，也难免不发生冷遇，奚落，甚至佛头着粪之类不痛快的事。”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汪精卫头摇得像拨浪鼓，“夫人怎么这样忖度康德皇帝的胸怀呢！”
重光葵沉思片刻，诚挚地说：“我一定负责与关东军梅津司令官电话联系，请他委婉地把问题向康德皇帝提出来。我坚信，委员长这次出访，一定会高兴飞去，愉快归来。”
四日上午九点，汪精卫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乘坐“海鹣号”，由畑俊六派一架战斗机护航，从南京起飞了。林柏生、褚民谊、杨揆一、周隆庠和作为经济顾问的陈君慧，以及正副侍卫长桂连轩、姜国保随行。汪精卫的高级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和满洲国驻南京政府大使吕荣寰同路前往。
飞机起飞时，南京的天气晴朗，可是进入湖北上空天气就变得阴霾霾的。汪精卫本来就心情压抑，他望着舷窗外的天空，更加心情沉重。他的眼光不由自主地射向与褚民谊坐在左边同排座位上的吕荣寰，想起当年他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时，对吕荣寰的一次惩办，担心他这次出访吕荣寰会从中惹是生非，想与他疏通一下关系。于是，他要与自己坐在同排座位上的林柏生与吕荣寰换个座位。吕荣寰愣怔了片刻，显得尴尬地与汪精卫坐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