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军委密电监听室由汪精卫直接领导，资家驹神态自若地走到汪精卫面前，低声说：“这是刚才破译的一份共军秘密电报，已用明话翻译好了，请委座过目。”他说罢，轻轻后退三步，垂手立正站在那里，等待汪精卫的吩咐。
汪精卫欣喜地拿起破译的电报一看，三行令他神魂颠倒的方块字呈现在眼前：“延安。中共中央：皖南新四军在北撤途中之茂林一带遭到十倍于我之上官云相部围攻，我军伤亡三千四百多人，情况万分危急。叶挺、项英。”他看完电报，幸灾乐祸地欢笑一声，高声将电报连念两遍，然后咬牙切齿地说：“共党的存在，天理难容，现在，皖南共军正面临灭顶之灾，为了加速共党的灭亡，我们的和平军应立即配合蒋军行动，主动向江苏镇江、句容、丹阳一带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和皖南长江沿线的新四军第三支队出击！”
会场里，轰响着情绪激昂的嗡嗡声。
汪精卫回头对身后的资家驹招招手，待他走到跟前，用既是吩咐资家驹，又是说给全体与会者听的语调说道：“请资先生立即用我们新近规定的密码，以我的名义给在镇江的和平军第三十八师，给在丹阳的第六军，给在皖南长江沿线的第三十二师和第二十二师下达进攻新四军的手令！”他转过脸来，冲着坐在台下第一排座位上的军委常委、代理军政部长鲍文樾说：“志一兄！请你马上带两个随员乘直升飞机，前往上述地区督战！”
“遵命！”鲍文樾霍地起身，右手举在帽檐上，向台上的汪精卫致军礼，然后在热烈的掌声中昂头挺胸地离开会场。
汪精卫与身旁的陈公博低声交谈了几句，高声对与会者们说：“我现在退席去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请他们也配合行动共同对付共军。时事综述报告会继续进行。”他向徐良点点头，“请善伯兄继续报告！”
后来，据日军第二十二师团机要秘书官堀场秀生在《我的中国作战生活》一文中回忆说：“在蒋介石先生发动的皖南事变中，汪兆铭先生的和平军与皇军第五、第十五、第二十二师团和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密切配合攻打镇江、句容、丹阳和皖南长江沿线的新四军，彼此齐心协力，在五天内使其伤亡两千八百多人。”堀场写道：在日华和平运动中，皇军与重庆政府之间，汪先生与蒋先生之间都水火不相容，但在消灭人类公敌共产党的战斗中，三者之间成了真诚的朋友。
几天来，蒋介石处于一种错综复杂的精神状态中。他非常兴奋，但又总是心绪不宁；他无比愤恨，但又总是畏三怕四；他速战速决，但又总是瞻前顾后。他像在刀刃上过日子一样，总是提心吊胆，也总是神经过敏。值日侍卫官的每次客人来访报告，以为是哪个著名爱国人士针对皖南事变，当面向他提出严重抗议来了！官邸办公室和会客室的电话铃声一响，以为是周恩来在电话中揭露皖南事变真相来了！他吩咐陈布雷，凡是反对皖南事变的人和事，他一概回避。
十一日上午八时左右，蒋介石坐在官邸办公室阅读刊登着以《自相残杀，破坏抗战》为肩题和以《皖南新四军被上官云相部围攻伤亡惨重》为正题消息的《新华日报》，正如坐针毡，浑身不自在时，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
陈布雷小心翼翼地抓起话筒，很有礼貌地问：“您是谁呀？”话筒里清晰地传来了一个粗重的嗓音：“你是布雷先生吗？我是冯玉祥，请委员长接电话。”陈布雷按照蒋介石的吩咐应付着说：“报告冯副委员长！蒋先生不在，他昨天去成都了。哦，他没有打电话回来，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噢，啊，今天的《新华日报》我看到了。嗯，对，如果确有其事，的确是自相残杀，背信弃义，破坏抗战。我的意见，请副委员长直接打电话给何应钦先生，要他立即下令制止上官云相先生的错误行为。好，再见！”
于是，冯玉祥给何应钦打电话。但是，何应钦装糊涂。不过他假惺惺地表示，说马上与顾祝同电话联系，如果情况属实，要顾祝同立即下令上官云相停止对新四军的围攻。
就在冯玉祥给何应钦打电话时，周恩来给蒋介石打来了电话。陈布雷在电话里应付一番之后，也要他直接给何应钦打电话。可是，何应钦的秘书王顺民以何应钦已去前线视察为由，拒绝接周恩来的电话。周恩来只好驱车来到国府路四十八号张冲家里。
张冲又名张淮南，浙江乐清人，年方三十七岁，是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军委常委，也是CC系最年轻的中坚人物。他从一九三六年起就与周恩来建立起一种特殊关系。这年四月的一天，上海《申报》有则寻找伍豪的启事，就是他根据陈果夫的意见刊登的。他要寻找的伍豪，就是周恩来的化名。经过一番周折，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潘汉年代表第三国际，在上海北四川路新亚酒店与张冲见面。几天后，张冲陪同周恩来和潘汉年去南京，就国共两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与陈果夫初步交换了意见。六月中旬，由陈果夫、张冲陪同，周恩来和潘汉年去莫干山，与在那里避暑的蒋介石见面，就同一个问题做进一步交谈。但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反共立场，收效甚微。西安事变中，张冲作为蒋介石的随从人员，也被张学良扣押。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解决西安事变，与张冲第二次见面。一九三七年四月，蒋介石面临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高潮，派张冲赴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讨论两党一致抗日的具体问题。这次讨论，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周恩来到重庆红岩后，与张冲的关系更加融洽，谈话也十分坦率友好。
“今天出版的《新华日报》，张先生看过没有？”周恩来从张冲手中接过一杯茶，尽量抑制着愤怒的感情，平心静气地说。“报纸送来了，我还来不及看。”张冲想起周恩来几乎每次都是为了提抗议而来，心里一怔，“噢，发生了什么事？周先生！”“张先生看看《新华日报》的头版头条新闻就知道了。”周恩来说。张冲赶忙从刚送来的一叠报纸中找到了《新华日报》，一看标题就大吃一惊。他看完这则不足二百字的重大新闻，见新四军伤亡三千四百多人，心情沉痛地说：“如果《新华日报》的消息准确，上官云相先生的所作所为势必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反对。”
“《新华日报》的消息，是根据新四军正副军长叶挺、项英先生发给中共中央的紧急电报撰写的，事实完全准确！”周恩来大义凛然地站起身来，“我们对上官云相先生这种背信弃义，破坏抗战，破坏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行为提出严重抗议！并强烈要求蒋先生以抗战为重，立即制止上官云相先生这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错误行为，不再自相残杀，确保皖南新四军安全北移，同时，强烈要求严惩挑起这场内战的首恶分子！”
“周先生，请坐，请坐，”张冲见周恩来坐回原处，正经地说，“周先生知道，我张淮南是反共的，但我又是抗日的，对这种自相残杀于抗战不利的行为表示最坚决的反对！我一定尽快地找到蒋先生在成都的住处，将周先生的意见如实转告他！”
周恩来走后，张冲给时在成都任四川省党部主任的陈诚打电话，得知蒋介石并没有去成都之后，就驱车直奔曾家岩蒋介石官邸，见蒋介石安详地坐在办公室里，低声与陈布雷交谈着什么，纳闷了片刻，似乎一切都明白了。
“淮南兄不请自到，一定有重要事情吧，唵！噢，坐，请坐！”蒋介石招呼着张冲，也一切都明白了，“周恩来先生一定找你去了，是不是，唵？”
“是的，委座！”张冲挨着陈布雷坐下。
“周先生对你说了些什么，这个这个，唵，不用你说我也知道！”蒋介石极不耐烦，“对他的，唵，什么严重抗议，什么强烈要求，这个这个，可以一概置之不理，唵！”
“委座！恕我直言。在当前，我们应以抗战大局为重，不应该……”
“这还用你直言，唵！”蒋介石横蛮地打断了张冲的话。“共产党，唵，打着抗战的幌子，到处招兵买马，势力越来越大，枪支人马越来越多，这对我们是个严重威胁！难道你不感到非常可怕吗，唵？这个这个，有朝一日，抗战胜利了，我们大家也都完蛋了！你想到这一点吗，唵？这个这个，不把共党彻底消灭，中国人能够有好日子过吗，唵？能够有太平日子过吗，唵？”
“委座高瞻远瞩，忧党忧国，看到了问题的实质！”陈布雷真挚地说，“眼看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得势，非常可怕，而且越想越可怕！”“是的！委座高瞻远瞩，忧党忧国。”张冲毕竟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委座刚才说的，振聋发聩，把我从糊涂和麻木中唤醒过来！”第二天，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和彭泽民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著名政治活动家，为皖南事变在香港发起抗议活动。当天下午六点五十分，宋庆龄等四人致蒋介石第一份抗议电报到了重庆。这时，蒋介石和宋美龄刚用罢晚餐，值日侍卫官就将宋庆龄等人的电报送来了。宋美龄见蒋介石在洗假牙，就接过电报先看。电报义正辞严，宋美龄是脸烧伴着心跳将电报看完的。
蒋中正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