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从《诗经》以降就绵绵不绝，其中有倾国倾城的美人，也有代父从军的花木兰。抛开文学作品，历朝史书的《列女传》以记录女性事迹为职志。所谓“事迹”，不过是殉节殉夫而已，且于其姓名语焉不详。女人无独立价值愈到封建时代后期愈严重，对女性的鄙视和嫁祸也是众所周知的。小说中多不堪的女性形象，《水浒传》“母大虫”顾大嫂等残暴凶悍，《金瓶梅》中的女性多是各自欲望的奴隶，《封神演义》中的妲己祸国殃民。
然而《红楼梦》在“康乾盛世”横空出世了。女性的自尊、自由，女性的才情和心愿，女性生命中的大欢喜大苦恼，作者都作了或痛快淋漓或简净含蓄的描述。小说作者借人物之口多次直接表达了对女性的赞美，特别是主人公贾宝玉说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在中国几乎已成家喻户晓的名言。作者同情女性在当时社会中被压抑的处境，同时作为一个在风雨飘摇中度日的文人，女性的弱势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精神的写照，或命运的象征呢？于阴柔、委婉而坦荡不羁中与传统文化相通了。
《红楼梦》是一部长篇小说，全书的主旨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曹雪芹写到八十回用心过度、“泪尽而亡”，小说未全部写完。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有一个叫高鹗的人，续写了四十回，改名为《红楼梦》行世。前八十回，情节有跌宕但演进得较为平缓，作者用笔从容，写尽大观园内的繁华与奢靡；后四十回故事大开大阖，笔意也纵横恣肆，人物的结局每有出人意表之处，与前八十回作者的含蓄相比，曹雪芹后四十回作者对人物的褒贬更直接一些。
《红楼梦》为女性立传，其中作者着力最多的，是被称为“金陵十二钗”的十二个女性。小说第五回写主人公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看到关于“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过去未来的簿册”，簿册内无姓名有“判词”——关于她们命运的预言。其中有“金陵十二钗正册”、“金陵十二钗副册”，正册中的“十二钗”生活于贾府，她们的主要活动区域在“大观园”中。其中风致佼佼者为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王熙凤和贾探春等。
《红楼梦》可说是中国第一部家族长篇小说，写的是大家族贾家由盛而衰的悲剧。贾家祖辈以军功立家，被封为宁国公和荣国公，到了小说所写的第三代，已经坐吃山空，子弟没有成器的。第三代中最为年长的是贾敬，“如今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日日幻想求仙得道，“余者一概不在心上。”他的儿子贾珍，是宁、荣两府的族长，不爱读书，“只一味高乐不了”，与儿媳妇乱伦，和儿子一起玩娈童、玩弄年轻女性，个人生活混乱不堪。荣国府的史太君，是唯一健在的第二代人，她是荣国公长子的妻子，在小说中被称为贾母，她最钟爱贾宝玉，她活着时是贾宝玉的保护伞。她的两个儿子是第三代的“中坚”，长子贾赦袭着官位，二子贾政算是两府中最为“方正”之人了。贾政的儿子贾宝玉是整部小说最重要的角色。《红楼梦》以贾宝玉和表妹林黛玉的爱情故事为主要线索，描写封建大家族内少男少女碍于封建礼教有形无形的压力，无法自主互求，更不可能开口向家长公开要求婚姻的自由，最终导致一个死亡、一个出家的爱情悲剧。固然小说以悲剧收尾，然而整部小说内部的情感却是丰盈饱满、纷呈多样的。“大观园”内热闹温馨充满人间喜乐哀愁的日常生活，天真小儿女们斗诗饮酒、吃螃蟹讲笑话的日常情事是小说铺叙的重点。作者写作时往往直写其事，于混人昏事，也很少金刚怒目式的苛责；于大观园内命薄才高的少女们，则频致敬意。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红楼梦》最重要的两个女性角色，同时也是情敌的林黛玉和薛宝钗，“太虚幻境”所存关于她们的命运预言是在同一首“判词”中的，这颇耐人寻味。
“可叹停机德”指的是薛宝钗。《后汉书·列女传》中记载乐羊子的妻子（注意：她无姓无名），丈夫因想念她中断学业回家时，她把自己的织布机停下，剪断已经织好的布，告诉他求学犹如织布，半途中断就前功尽弃。丈夫于是幡然悔悟，出门继续学业。乐羊子妻由此成为妇德的一个典范。所谓“停机德”，指女性能够克制自己而以丈夫事业的成功为生活的唯一重心。薛宝钗温厚沉稳，她咏海棠“珍重芳姿昼掩门”、“淡极始知花更艳”乃自况。薛宝钗承认既有的社会秩序，在她看来，贾宝玉未来就应该走“仕途经济”这一条正路，而以薛宝钗的才能、个性和胸襟，如若与宝玉结合，必能助其一臂之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薛宝钗是具有“停机德”的。薛宝钗进入贾家，进入贾宝玉的视野的时候，年方十三岁，“生得肌骨莹润，举止娴雅”，她是为了待选而到“上京”的。“待选”就是准备选进皇宫，要么服侍皇帝，要么陪侍公主、郡主。但是选秀之事后来似乎不了了之，宝钗安于寄住贾家的生活，且一步一步经营，逐渐取得了贾母、王夫人甚至林黛玉、史湘云等人的喜爱。但是，贾宝玉的真心一直在林黛玉身上。由宝钗的立场而言，宝玉未必是最为理想的爱人，因为宝玉不是既有社会秩序的服从者，虽然他的反抗常常是无力的，但他的态度却是明确而坚决的，这是宝玉和宝钗在人生根本点上的歧异之处。小说后半部分，贾宝玉在神智不清的状态下与薛宝钗成亲，清醒之后自然是无可奈何；为了对家族有所交待，他去应考并取得了不错的名次。但贾宝玉最终还是远遁而去，出家当和尚，实践其在林黛玉生时曾许下的看似渺茫的诺言，而薛宝钗难逃“金簪雪里埋”——被遗弃的命运。
虽然贾宝玉在薛宝钗眼里未必尽如人意，但贾宝玉自有他吸引人的地方，比起她自己的哥哥薛蟠，那个“性情奢侈，言语傲慢”的“天下第一个弄性尚气的人”，贾宝玉对女性的尊重与关爱，确实难能可贵。再看看周遭的男性，几乎无人能够配得上宝钗的“停机德”。即便是府中最具美名的贾政，作者写他“自幼酷喜读书”，当官以后“礼贤下士，济弱扶危，大有祖风”。不过于一两件小事上，还是能看出贾政的颟顸无能。小说写贾政，多用皮里阳秋之法，说他“训子有方，治家有法”，但是对儿子的教育除了棍棒和大声断喝“畜牲”以外，似乎不见其他什么好办法。而对于其他子侄，更无管教的能力，说他“紊性潇洒，不以俗务为要，每公暇之时，不过看书着棋而已，余事多不介意”，以致薛蟠在贾府住下之后更加为所欲为。另外，他对昧着良心判案、帮薛蟠逃脱人命官司的贾雨村也关照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