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
元曲（也叫“元杂剧”）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戏剧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关汉卿（生卒年不详）是元杂剧最重要的作者，他活动于13世纪的中国北方，以元大都（即今天的北京）为主要居住地。他一生创作了六十多部剧本，传世的有十多部，至今仍在戏剧舞台上演出的则有《窦娥冤》、《望江亭》和《单刀会》。关汉卿在1958年曾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英国简明百科全书》称他为“文艺理论界公认的中国最伟大的戏剧家”，目前他的剧作已被翻译成英、法、德、日等多国文字。
和传统儒生的“一本正经”不同，关汉卿是个风流倜傥、“不三不四”的“书会才人”，经历颇为丰富。他行过医，曾担任金朝的太医，金为元所灭，元定“汉人”为第三等人；再说元朝文人地位低下，大多无法在政治上实现抱负，只好进入市井书会这样的下层文人和艺人的组织中，写作剧本或话本，以展才华。无缘也无意于仕途的关汉卿，是玉京书会最有名的才人。关汉卿博学能文，机智风趣，擅长歌舞，通音律。他于元曲，既是编剧，也是演员，还是戏班的班主。当时青楼女子和戏子的身份往往又是重叠的，所以混迹江湖的关汉卿还和妓女们相处甚欢，和他关系密切的女演员朱帘秀就非良家女。似乎自得于作为“郎君领袖”、“浪子班头”的身份，他曾自许为“铜豌豆”，这是人们对老嫖客的谑称。不过他是“关汉卿像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这里有无奈，有不服软的心劲，也有风流自赏，也多少见出他诙谐的才性。
关汉卿的剧作当中有很多是喜剧作品，如流传至今的《望江亭》，就是一出讽刺好色贪杯的杨衙内的喜剧。就是在他晚年创作的悲剧杰作《窦娥冤》中也常有插科打诨、讽刺挖苦之处。
《窦娥冤》是关汉卿的代表作，讲的是一名为窦娥的女子的冤苦之情。窦娥的父亲，穷书生窦天章进京赶考前，把自己的女儿托付给放高利贷的蔡婆婆，窦娥实际上抵债成了蔡婆婆的儿媳妇，丈夫死后，她和婆婆一起生活。放高利贷的蔡婆婆在追债时险些被人害死，幸好被张驴儿父子所救。不料父子二人听说蔡婆婆与儿媳均为寡妇时，一老一少两鳏夫竟然自作主张与婆媳相配：
（张驴儿云）爹，你听的他说么，他家还有个媳妇哩，救了他性命，他少不得要谢我，不若你要这婆子，我要他媳妇儿，何等两便。你和他说去。（孛老云）兀那婆婆，你无丈夫，我无浑家，你肯与我做个老婆，意下如何？（卜儿云）是何言语，待我回家多备些钱钞相谢。（张驴儿云）你敢是不肯，故意将钱钞哄我。赛卢医的绳子还在，我仍旧勒死了你罢。
本是荒唐无理的要求，张驴儿却说得振振有辞，作者写得朴素自然，而张驴儿的无赖嘴脸已跃然纸上。蔡婆婆被逼无奈只好答应，窦娥坚决拒绝。张驴儿想药死窦娥，却被其父误食，中毒而亡。张驴儿贿赂贪官，窦娥以药死公公之罪名被处以斩首。关汉卿对贪官的讽刺也是入木三分的，他安排此人在舞台上向告状的人下跪，因为他认为“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他可以向原告被告索贿，以此敛财。
不过《窦娥冤》总的来说，还是一部充满哀情的悲剧。含冤的窦娥临刑时许下三桩誓愿，为自己申冤：一是“我不要半星热血红尘洒，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发誓自己的血绝不流入地里，而是全部溅上高挂的白色旗帜；二是在行刑的夏天天降“三尺瑞雪”，遮掩她的尸身；三是当地“亢旱三年”。窦娥的誓言激愤悲怆，三年后全部应验，而她的冤情最终也得以昭雪。
《窦娥冤》是悲剧，《望江亭》是喜剧，《单刀会》则是历史剧。《窦娥冤》、《望江亭》展露了关汉卿长于写妇人及其心理的特点，而《单刀会》则显示关汉卿也“长于写电掣山崩，气势浩莽的英雄际遇”。《单刀会》写的是三国时的英雄关羽，他孤身一人渡江前往敌营赴宴，凭着武功和机智，安然返回的故事。关羽过江时的唱段是非常有名的：
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阕，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别，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
关羽明知自己要去的是“虎狼穴”，但他只把此行当作日常节庆时的比武，可见其英雄气度。但面对滔滔江水，想起二十多年来的征战，强有力的对手以及自己盟友的逝去，遂生发出强烈的历史感怀：
（云）好一派江景也呵。（唱）［驻马听］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得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云）这也不是江水。（唱）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这段唱词中提到的周郎、黄盖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名将，二十年前关羽所在的蜀国联合吴国，在赤壁之战中打败曹操统率的魏国将士。二十年后，周瑜黄盖都已不在人世，而二十年来战争不断，英雄的血“流不尽”。
由于创作了《窦娥冤》这样一部带有“控诉”色彩的悲剧，人们往往注意了关汉卿的“批判现实”的力量，而忽略了他的剧作中庄谐杂出的特点。其实诙谐调笑倒是中国戏剧的基本精神。中国戏剧起于优人的表演，优人主要以口头的讽喻供人笑乐，也事歌舞，到元杂剧之前的唐参军戏、宋杂剧都以调谑滑稽见长。关汉卿发展了这种特点，他寓庄于谐，能庄能谐。这一点，倒是和比他晚出三百五十年的莎士比亚（1564—1616）有相通之处。在他们的剧作中嬉笑怒骂、插科打诨随处可见，而感天动地、庄严肃穆之悲剧场景也构造得分毫不差。这大约是这一类“剧院”中生存的天才的共同特点。他们有着明晰透彻的生存实感，同时他们又能超越一时一地的喜怒哀乐，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就对本国戏剧的奠基性贡献而言，两人也有相近之处。元杂剧的体制十分严格，一般以“一楔子四折”为一剧，楔子多用于戏剧开始时引出剧情，“折”是按照中国戏剧音乐“官调”的套数来划分，简单地比附，就是戏剧的场次。元杂剧的体制是由关汉卿首创的，至于开创了西方文艺新纪元的莎士比亚的贡献，我们就不赘述了。王实甫
王实甫（生卒年不详）也是元代的剧作家。他和关汉卿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是个书会才人，但他不像关汉卿那样活跃于舞台，他的剧本更适合于案头阅读。王实甫享有盛名的传世作品是《西厢记》。《西厢记》的体制比普通的元杂剧繁复，很难在元代简陋的勾栏瓦合中敷演；普通百姓欣赏惯了朴刀棍棒的热闹，对《西厢记》清丽华艳的曲辞、含蓄温婉的风格一时难以接受，因此，《西厢记》在元代并不很流行。直到明代，《西厢记》的艺术价值才引起了文人们的注意，地位逐渐超过关汉卿的作品，成为元杂剧魁首。
《西厢记》是根据唐代的传奇小说《会真记》改编的，原来的传奇小说写的是一个青年书生对一名妙龄女子始乱终弃的故事。男主人公张生“性温茂，美丰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人”，此生外表英俊，性格温和，对异性颇为挑剔，二十三岁了还从未接近女色。游历途中，他遇到一名年方十七的女子崔莺莺。崔莺莺聪慧艳异，张生对她十分迷恋，依靠崔莺莺的婢女红娘的帮助，张生得以和崔莺莺互通款曲。几个月后，张生赴京参加科举考试，一直滞留在京城。崔莺莺写了长信给张生，表达自己的思念牵挂，但张生还是绝情地抛弃了莺莺。张生的理由是像莺莺这样的“尤物”，一旦有机会“遇合富贵”，就会成为妖孽，自己还是放弃为好。《会真记》的作者很同情张生，为他的“始乱终弃”文过饰非，但《西厢记》则将这篇故事改写成对爱情的颂歌。
故事发生在唐朝，十九岁的贵族小姐崔莺莺，随母亲护送父亲的灵柩回故里，因路途遥遥、不胜其苦，全家暂住于普救寺西厢。书生张君瑞，家道已经中落，偶入普救寺，恰好遇上崔莺莺，惊为天人。他设法住进了普救寺，与莺莺的住所只有一墙之隔。夜里，莺莺在花园里烧香，张生以一首诗“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惊皓魄，不见月中人”向莺莺传情，莺莺回诗一首，两人互相为对方的才华所倾倒。此后，张生又在月圆之夜莺莺烧香之时，操琴挑引莺莺，而莺莺也确实是张生的知音，她能分辨出琴音中的情致：
其声壮，似铁骑刀枪冗冗；其声幽，似落花流水溶溶；其声高，似风清月朗鹤唳空；其声低，似听儿女语，小窗中，喁喁。
其时，有镇守河桥的将军孙飞虎听说莺莺美貌，便发兵来掳。紧急中，莺莺主张谁能够退兵，自己就嫁给谁。莺莺此时已经心有所属，她期待张生能有退兵之计。而张生果然不负所望，求得自己的同窗好友杜确将军的帮助，击退了孙飞虎。但莺莺的母亲却悔婚，让张生和莺莺以兄妹相称，由此莺莺对母亲不再信任，开始采取“背对背”的反抗方式。
在红娘的帮助下，莺莺和张生终于得以幽会了。这样暮来朝去地幽会了一个月，终于被老夫人察觉，于是她就审问红娘。红娘“巧辩”应对老夫人，老夫人理屈词穷。最后只好要求张生去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后再回来与莺莺完婚。而张生终于幸运地中了状元，和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
自古以来，描写男女的私情幽会的作品并不少见，《西厢记》难得之处就在于它把这种私情幽会铺写得诗情画意，男女主人公固然沉醉于肉欲之甘美，却也有情意的款款相通。同时，由于外在压力的制约一一从其抽象方面说，是封建礼教；从其直接的表象说，是崔莺莺的母亲相国夫人——而使《西厢记》里的爱情充盈着反叛的激情，其中塑造得最为动人的是崔莺莺和她的侍女红娘这两个少女形象。崔莺莺富于主见，大胆而又心思缜密。当她不能确定张生的具体情况时，她有试探；当张生因为误解她的诗意而唐突地出现在她的闺房时，她严辞斥责，以相国小姐的矜持令张生知难而止。这同时也表现了在这场爱情关系中她具有很强的主动性。而红娘的形象也在《西厢记》之后，成为成全别人爱情理想的人的代名词。
《西厢记》辞章华美，王实甫特别善于化用前人词句而又自出新意，其中最著名的如“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就是化用了宋代范仲淹的名句“碧云天，黄叶地”。他将“黄叶地”改为“黄花地”，能更好地表达莺莺作为女性，在张生要进京考试的离别之际的愁苦之情。而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以黄花和女子相联的诗词也不在少数，最有名的如李清照的词：“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以及《声声慢》中：“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黄花是她的憔悴的外表的比喻，也是她忧愁的心情的写照。由此来看，“黄花”是和愁苦之情联系在一起的。不过，“黄花”就是菊花，因为它开于天气渐凉的秋季，凌雪傲霜，被誉为“花间君子”。从屈原开始，中国诗人就用“黄花”来象征精神品质的高洁，屈原说自己“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东晋诗人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在自己的隐逸生活中以菊花作为自己的朋友，而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会真记》的作者元稹也赞美菊花“此花开后更无花”。他们都是从精神高洁的角度来赞美菊花。因此，王实甫在这里以“黄花地”写莺莺的离别之情，既写出她忧伤的心境，又一定程度上象征其傲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