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王淦昌自觉不自觉，他事实上已开始了英雄的人生旅程。在他迈进清华大学校门前后的漫长岁月中，物理学界不断回响着卢瑟福a粒子炮的轰鸣，全球的科学氛围使这位核物理大师常在当代科技前沿识辨新奇粒子的径迹，永裸俘获新粒子的童稚般的浓兴。
从化学元素周期表到贝努利原理
王淦昌在浦东中学读书时，对数学与英语学习的兴趣浓于其他学科。这是出于他天才的悟性，还是由于某种童稚好奇心的驱使？他爱学英语，掌握了开启外国知识宝库的语言钥匙；他深研数学，学到大学一年级课程的微积分，掌握了描述化学物理现象的手段。神谕也罢，自觉也罢，反正他是正确地铺垫成才之路了。
由于他十分注重数学，用在化学上的精力少一些。所以，尽管浦东中学也有化学实验室，实验室的设备也较其他中学好，但他只是去完成一般性的实验，并未深入研究，远未触及化学内在的美，未受化学的美所吸引。如今，他到了清华大学化学实验室，像突然到达一个奥妙的世界，顿觉化学如此新奇，如此美。他悔恨，在浦东中学时为何不深入化学的神宫呢？其实，他对化学的兴趣，完全是在科学界对物质世界认识的新思维中萌发的。尽管他当时并未意识到卢瑟福O·子炮的轰动效应已波及他的心里，但新思维确实在影响他的学习兴趣。他集浓兴于化学实验中所看到的现象，这种现象已暗暗引导他去研究物质运动的内在美了。
因为，化学作用在表现物质生成美时，也在表现物质运动的美。
《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的确如此描述他热衷于化学实验的兴趣：在清华大学的化学实验室里，他对一切都有极大的兴趣，甚至石蕊试纸的颜色变化都使他大为惊异。
奇异的化学反应现象，神话般地吸引他，玻璃搅棒和玻璃试管、烧杯，在他看来，都像魔杖、神杯、仙笛，不仅能产生魔幻的世界，还能发出动听的仙乐。这一切，都诱引他入迷地去做物质生成的种种实验，乃至忘却时间；若无人提醒，或赶他去体育场，他无疑会在实验室里过夜，而不察觉月落西山日上东岭。
一天，有人因记不起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中一个元素的位数，急得在路上叩额自问，不慎撞上他，他即笑着说出那一常被人忽略的元素的位数。近旁的几位同学甚为诧异，都好奇地考问他，见他都能敏捷回答，索性请他背，他居然能倒背如流，使得他们连连鼓掌叫好，足见他对化学已爱到熟知其根须的程度。
这是他在大学一年级普通课程学习中的传奇般的表现。当时主管科学馆的叶企孙教授对他的表现，不仅有所闻，也有所见。叶企孙教授尤其赞赏他做实验的动手能力和全神贯注的情态。教授认为，这两方面的特质，是大才必备的要素。
谁都知道，叶企孙教授一向严格把握时间，首次的例外是对王淦昌。那一次，当人们都准时离开实验室后，王淦昌还在专注地做实验。他本想提醒一句的，但发现王淦昌正全神贯注地摆弄着试管和烧杯，怕他走神，操作失慎引起爆燃，便默立11口提心吊胆地审视着，直到实验过程安全完成才长吁一口气。抬腕看表，已过午饭时间半个小时了，他心里想：“时间对于生命来说是金贵的。生命对于时间来说是神圣的。那么，让时间服从生命吧。”教授因此不想惊扰他，转身要走，忽听到王淦昌说话，立即止步。
其实，王淦昌是对试管自语：“啊，真是太有趣了！”
“如此说来，你也已看到物质运动的美了。”叶教授情不自禁接口道。
王淦昌忙转身，向教授深糊一躬。
叶教授提醒他午饭时间已过，叫他快去“合作社”买饭吃。王淦昌每因迷恋实验室迟去个把小时，只能买个馒头啃，就点残汤喝。有时，碰上将军锁，便只好省一餐饭钱了。
因此，曾有人问叶企孙教授，你这个科学馆馆主一向严格限制使用实验室时间，为何偏爱王淦昌呢？
他有理由偏爱勤奋的王淦昌。反过来说，王淦昌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位贤明的导师。
我们知道，20世纪初，“普朗克、爱因斯坦、居里夫妇、卢瑟福和玻尔，给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被视为如此坚固的物理学大厦，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毁灭性打击”（引自《比一千颗太阳还亮》第四页)。他们对人类决定性的进攻，无疑也影响到了中国的叶企孙。或许，未上名单的叶企孙，也参与打击那幢大厦，敲落了几块砖？也许这位曾在美国留学五年、先后师从着名物理学家W教安和P.W.布奇里曼进行实验物理研究，并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上海籍学者，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个炮手。无论怎么说，叶企孙是熟悉普朗克的。因为，他于1921年测定的普朗克常数是盏华光四射的宝灯，在国际上被沿用16年之久。正是这位天才的中国物理学大师亲手创建清华大学物理系，并担任系主任多年，而且，成为大名鼎鼎的清华园的科学馆馆主，主宰着那个科学王国。
现实条件限制着我国现代物理学的先驱们，叶企孙教授只能尽力培养清华大学物理系学子。他的启发式教学，每一堂课都能触燃学生的才思。他甚至在一堂普通物理课后，把王淦昌从化学王国引渡到物理世界中去，改变了王淦昌学习的方向，使这位江南才子成为名扬世界的核物理大师。
在那堂课上，叶企孙教授先做物理演示。他将一支约10厘米的麦秆的一头破开几片，做成漏斗状，将一粒豌豆投进漏斗时，即在另一头吹风，结果，豌豆既不掉进管去，也不被吹走。演示之后，他问学生们，这是什么现象。王淦昌等学生们只觉得教授的物理演示好玩，有意思，不料，教授一问，就都愣了，愕愕然说不出什么意思来。哑场好一会儿，大家都用目光互相探询，教授也笑眼闪闪地看着每一张脸。结果，还是王淦昌打破了沉默。
他站起来说：“这是关于流体力学的一个原理，叫贝努利原理。”
“对。”叶企孙教授惊喜地连拍讲台一角，“说下去，说下去。”
王淦昌进一步说明后，同学们无不钦佩他才学过人，叶企孙教授更是高兴，夸他物理概念清晰，回答问题机敏而准确，说到极致，大声道：“物理很美呵！”
从此’叶企孙教授更加重视王淦昌，也更为关注他的学业。
那堂课后，他即对王淦昌说今后，你在学习上遇到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去办公室找我，或者去敲我的家门。”
王淦昌在叶教授的亲切关怀和热心教导下，学习的兴趣渐渐从化学转移到实验物理，像坐在教授驾驶的一艘游轮上，在引人入胜的风景中，进入一条奇妙的航道。他学了一年普通课后，成为清华大学改制后第一届物理系学生，在叶企孙教授悉心指导下，努力钻研力学、热学、光学、电磁学等几门必修课，都取得优异的成绩。在清华大学期间，叶企孙教授对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他日后成为我国核物理和粒子物理的奠基者之一，并且能饮誉全球物理学界，无不得益于叶企孙教授。
血染的3月18曰
王淦昌一向疏远闹市，喜临宁静之境。他即便处身于人群中，也能闹中求静。沉默，维护着他科学的静思。
但他所处的时代，所在的境地，却是苦难接苦难的中国，也是在抗争中求生存的中国。因此，他的同学都劝他，多讲点话，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比他大一岁的陶葆楷尤其关心他。陶葆楷1923年进校，是留美预备班的学生，常与美籍教师交往，思想活跃，性格热情豪放，他向王涂昌讲了许多物理学家的传闻轶事：“物理学家都爱讲话。你不讲，不善于论证和辩论，人家会以为你的物理是无理的。”直讲到王淦昌发笑。
也许，陶葆楷日后会告诉他。物理学家都能言善辩，他们的文字表达能力，甚至不亚于莎士比亚和普希金。他也许会在那时笑着指出陶葆楷的偏见：“也有例外，少言寡语的迪拉克，每两年才讲出一句完整的话。”
陶葆楷很看重现实需要，他像关心亲弟弟一样，继续劝王淦昌加强文学素养，多多锻炼口才，鼓励他参加演讲，还教他如何做笔记，写演讲稿，对他说：“你将来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通过语言表达能力，传播你的思想，你的知识，你的感情。美妙的语言，会使你的影响力增强十倍。”
日后的事实说明，王淦昌没有辜负这位学长的希望。他在浙江大学任教时，物理系高年级只有三个学生，但他每次讲课，旁听生多到挤不进教室，有许多低年级学生在室外打着伞听他讲课。着名理论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程开甲教授，就是当时旁听的一个低年级学生。程开甲院士曾对笔者说，王先生的课新鲜，生动，每次去听，都大有所获。
当然，这里只强调语言的魅力和演讲技巧的运用。不过，程开甲院士对淦昌师的仰慕，在于“先生总是有新鲜的东西，先生的学问，像每天的清晨，令人神往”这位最爱辩论、后来在马克斯·玻恩门下常与欧洲物理神童海森堡就低温超导问题打嘴仗，并从爱丁堡把那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打”到苏黎世去的理论物理学家，直到年近七旬，仍以敬慕之情回忆王先生的课，足见王教授不仅学识渊博，语言艺术也是很能吸引人的。
但在清华园时期的演讲热，是为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应运而起的。面对帝国列强妄图吞噬我中华大好河山的阴谋和罪恶行径，最先觉醒的知识界不能缄默，他们要像闻一多的着名诗篇《一句话》那样，爆发晴天怒雷，唤起蛰伏着的民族斗争精神。因此，当时的北京大专院校，几乎每周都举行演讲会。清华大学的学生会，也常举办专题演讲。
1926年春天，仿佛跟随冒出石墩下的迎春花一起到来，真是来得艰难。3月18日清早，陶葆楷到宿舍来动员王淦昌去参加学生会主办的大会，说，海报上写了，希望爱国师生参加，这是一次爱国运动。王淦昌出乎他的意外，爽快地答应去。
又是曰本发难！
两天前，王淦昌就听说，日本于3月12日入侵我内河，遭到我驻守大沽口的国军阻击，附近的老百姓也配合国军打击侵略者。他甚为亢奋，说，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已非昔日清政府统治的中国，我中华应该给日本鬼子一点颜色看。不想，日本很快联合英、美等国，以“大沽事件”为由，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难道他们又要组织国联军，要续订《辛丑条约》，还要贫弱的中国给已肥胖的帝国列强们输血么？
这回，王淦昌不仅自已要去参加集会，还动员他的同学汪梧封去。汪怕影响学业，犹豫不决，他便拽着汪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去吧，现在需要全民族怒吼呵。”
陶机也劝道，去听听演讲也有收益的。
他们到会场时，学生会主席刚上台演讲。演讲者慷慨陈词，列举帝国列强的侵华罪行，愤怒声讨日本接连挑起的“五卅惨案”和“大沽口事件”，揭露日本政府的种种侵华阴谋，激起全校学生的愤慨，一致决定参加北京大专院校联合举行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集会游行。王淦昌心中爱国的情焰被这位学生会主席的演讲煽旺了，喷发了，情不自禁挥拳怒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列强！”等口号。游行队伍怒潮般地从校园涌向大街，汇入天安门广场的人海。那儿，已有200多个社团共万余人在集会。总指挥是王一飞、陈资一、陈日新、李大钊、徐谦等到会的主席团八名成员。大会听了徐谦、顾孟余，以及几位学生代表演说后一致通过北京国民的《致京各国公使之最后通牒》和八条《大会决议案》，即整队从天安门出发，开始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汪梧封开始还顾虑重重，经他鼓动，决心先游行，后补习功课，便也勇敢地参加游行，在通往铁狮子胡同的路上，还激愤地高呼口号，积极散发传单。这使王淦昌感到，效应好的演讲，是以感情说话的，今天所有发表演说的人，都是以爱国之情点燃数万人反帝的怒火。突然，一排枪声响起，队伍乱了。王涂昌愕愕然不知所以时，身旁一位同学倒下了，血溅出伤口，他才知道，把守段祺端官邸的军警真向爱国示威队伍开枪了。他正要救起那位同学，人潮猛退，瞬息将他涌到胡同拐角，挤进墙角去。只听见有人惊叫，前头的女师大遇到大难了，一些大学的学生也死了不少人了，军警们杀过来了。人们都夺路逃难。他在被挤得无路可走时，只好攀上墙角，翻墙跳下墙外，跑向另一条胡同。他一边惦念那位倒下的同学，不知他是死是活，是否被人救起，一边寻找汪梧封。没找见汪梧封，他甚懊恼，但想到段祺瑞政府竟然镇压爱国运动，血腥屠杀爱国民众，又非常气愤。他跑到西直门时，各路跑回的同学正在那儿找寻失散的学友，或看护受伤的同学，气氛甚是悲壮。乍暖的天气，骤然冷起，落日冻红，瑟缩在云缝里。他在悲哀中寻找汪梧封时，汪突然欢叫着唤他。他即转忧为喜，与汪相迎跑去，相互拥抱。“呵，我们都还活着。”
“活着，记住这一天的血！”
1926年，血染的3月18日。在“三一八”惨案中，爱国学生惨死47人、伤150多人。王淦昌同班同学韦杰三身负重伤牺牲了。
那天，叶企孙教授从早到晚都忐忑不安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夜里，教授盼到王淦昌和同学们归来，才松了一口气。他听王淦昌描述当天的见闻后，气愤地说：“如果我们的国家像大唐帝国那样强盛，这个世界上有谁敢欺侮我们呢？”教授沉思良久，接着说：“只有科学才能拯救中华民族。”叶企孙教授这一席话，使他到老还在为“科学强国”的目标奋斗不息。
参加“三一八”爱国运动的学生，死过一回似的，更加珍爱生命。但他们不是苟且偷安，而是更懂得活法。这活法，多半由文化传统教会，父母师长的言传身教：人要勤奋。另一半，是在恶人威逼下学到的，即：要抗争，要自尊自强。
这是清华学生普遍会唱的校歌的歌词：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
我校庄严，巍然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大同爰跻，祖国以光。莘莘学子来远方，
莘莘学子来远方，
春风化雨乐未央，
行健不息须自强。
自强，自强，
行健不息须自强。
校歌的曲作者是本校英文文案处主任何林一先生的夫人张慧珍女士。旋律优雅舒缓，又含有深沉内在的力量。
此前，王淦昌只是一般地唱，也只是在集会上跟着唱，平常从不挂在嘴上。“三一八”后，他才认真探究词义，渐渐感觉到校歌的旋律里富有生命的神韵，那爱国之情波动着，以山脉造势般的旋律，激励学子为国图强。此后，他每当做出成功的实验，都哼一哼：“自强，自强……”做操时，他也唱一唱：“行健不息须自强。”
“不自强，必亡。”死里逃生的陶葆楷、汪梧封等同学也感到这一人生哲理，他们每与王淦昌晤谈，都这么说，并互勉发愤读书。
王淦昌似乎变了，变得成熟了些。但引起他大变的，不仅起因于“三一八”血火的熔炼，还因为叶企孙先生施以他极大的影响。叶先生的人格力量和知识力量，不仅改变了他的学科方向，还把他引进世界科学的“英雄时代”那时的科学新思维，也给上帝的神宫予以毁灭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