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夏天，科希马·瓦格纳盛情邀请邓肯参加在德国拜罗特举行的艺术节，邓肯为此专门创作了《汤豪舍在狂欢节》，并于其中跳了一段独舞。但派来与她合作的柏林国家歌剧院的芭蕾舞演员完全不能按照她对瓦格纳气势恢弘的音乐之理解，去自由自在地奔腾跳跃或热情奔放地甩动头颅。她失望了，似乎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艺术是不可模仿的，而是仅仅属于她自己的，因为她的那种朦胧的动作技术基础是无法为任何人提供继承和发展的线索的。
邓肯的生活和艺术可由1913年她的两个孩子的夭折而划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尽管她为了体现女人应该享有的、与男人同等的爱的权利，一生未步入教堂去屈从于任何男人，她那火热而赤诚的爱心却结出了两颗可爱的果子——一个是生于1905年的女儿迪尔德丽，一个是生于1909年的儿子帕特里克。但不料这双儿女却在一辆驶入塞纳河中的汽车里被活活淹死，他们的死使邓肯痛不欲生，近乎疯狂达数月之久。她从多种舞蹈活动中撤出身来长达三年之久，一直到1916年，由于挚友的百般劝说，她才返回了舞台。’
1922年，邓肯在苏联时，那泯灭已久的爱火又被青年诗人谢尔盖·叶赛宁所点燃。他们互相狂热地崇拜着，尽管语言上障碍重重，叶赛宁浑身洋溢的才气和朝气居然冲破了邓肯固守多年的“终生不嫁”的信念，并很快嫁给了比她小十几岁的叶赛宁。狂热的罗曼蒂克达到顶点之后，他们这两位各有怪癖的天才之间开始出现了矛盾，尤其是叶赛宁那病态的过敏和神经病一般的脾气常常掀起不快甚至痛苦的波澜。但邓肯还是将他带回美国。不料在入纽约港时，两人在爱丽丝岛的入境检查局被当做布尔什维克的鼓吹者而遭到拘留。最后，尽管二人被允许入境，但报界的反共舆论却一直包围着他们。尽管她再三解释并抗议，证明自己作为艺术家，与任何政治无关，也无济于事。恼羞成怒的邓肯在波士顿演出时干脆公开宣布，既然红色代表着生命和活力，那么，她本人就是红色的！接着，她就挥舞着一条红围巾大舞特舞起来，结果把当地观众吓得够呛，而当地政府则下了驱逐令。
1923年，她在纽约举行了在美国的最后一场演出之后，便启程前往欧洲去了。不久，叶赛宁精神病症状恶化，她只能与叶赛宁分手。后来，叶赛宁被送回列宁格勒，几年后在那里自杀身亡。
1927年7月8日，邓肯在巴黎的莫加多尔剧院做了最后一次表演，节目包括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和《圣母颂》，以及几段根据瓦格纳歌剧选曲创作的舞蹈。此刻，她已年过半百，身体过于沉重，但她还是具有足够的威力和魅力去征服观众，使自己的舞蹈成功地超越了自己肉体的局限。
就在这年秋天，邓肯正在意大利城市威尼斯准备一台全新的节目，包括她酝酿已久的《但丁交响曲》。9月14日晚上，她突然决定要乘车外出一趟。她一步跨人汽车时，风度翩翩或者说毫不介意地将自己脖子上那条跳《马赛曲》时系的火红的长围巾随手向后一抛，只见那汽车后面便拖上了一条长长的红尾巴。但当汽车发动，车轮旋转时，那红围巾上的流苏一下子卷进了车轮的条辐之中，并死死地缠在了车轮的轴干上。只见邓肯全身上下猛地抽搐了一下，头部就垂了下去——她的颈部当即就被勒断。当时的场景让人惨不忍睹。
邓肯一生在用舞蹈表达感情和表现音乐方面做出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她的影响在今天的舞蹈领域中也随处可见。她对舞蹈的解放，标志着舞蹈史上一个新纪元——现代舞的开端，她是名副其实的“现代舞之母”。
邓肯小时候不仅是一个有艺术天分的孩子，而且在生活中她还是一个很勇敢、很有主见的女孩。每当家里没有肉吃的时候，总是由她去游说屠夫，把肉赊给她。有一次母亲给一家商店织了几件绒线织品，等织完后店里不要了，妈妈急得哭了起来，这时邓肯提着篮子，把妈妈织的手套、帽子戴上，一家一家地去兜卖起来，结果没有多久便全部卖掉了。
他的一生如同他手中的调色板一样色彩斑谰，多才，多产，多变，也多情．然而他对和平的向往却始终坚定如一。
立体主义绘画的始祖
——西班牙画家毕加索
1881年10月25日，毕加索出生于西班牙一个图画教师家庭，他自幼跟父亲学画。14岁时，毕加索画了一幅出名的油画《科学与仁爱》，此画于1897年在马德里国家美展中展出，不久又在马尼拉的一次美术比赛中获金质奖章。16岁时，毕加索以优异成绩考入巴塞罗那的省立美术学院。几个月后，他又顺利地考入位于京城马德里的皇家美术学院。毕加索在皇家美术学院只当了一年学生，就因猩红热而退学。
在1901至1904年期间，毕加索奔走往返于巴塞罗那与巴黎之间，为创作从一处到另一处收集素材。这期间，蓝色成为他绘画中的主导色彩。这时毕加索刚刚20岁出头，初自西班牙去巴黎，尚未成名，和蒙马特的波希米亚族出没于阁楼、咖啡馆，沉迷于夜生活，经济上时常捉襟见肘，生活十分困窘。贫穷、寂寞和忧郁原就是西班牙画家的传统主题，毕加索就将贫病无依的流浪人体拉长、裸露，且置之于一个甚为阴郁而且神秘的蓝色世界里。这一时期的作品有《老吉它手》、《抱鸽子的女孩》、《相会》、《苦艾酒》、《蜷缩在地上的忧伤女子》、《酒吧的妓女》、《蓝色的房间》等。
1905至1906年他和女友居住在巴黎一栋被称为“洗衣船”的破旧建筑物里。毕加索和女友以及他们的诗人朋友度过了在“洗衣船”的波希米亚岁月。生活虽然艰难，却过得自由自在，他在这里专心积极地投入创作，他的画中人物也从蓝色的单色的世界里走出来，步入一个以玫瑰为基调而以其他色彩为辅调的空间。显然，色调转为轻柔，线条也比较流畅，给人一种飘逸不定的感觉。可是这些作品给观众的印象仍非兴高采烈的快乐，而是一种以满不在乎的表情为面纱的淡淡的哀伤，近乎病态美。
这时，马戏团成为他兴趣的中心，出现在他笔下的多是马戏团的丑角与卖艺者。毕加索以他轻柔的色调、流畅的线条表现出那种倦于流浪，娱人而不能自娱的落寞心情。因此这一时期又被称为“小丑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贝纳德塔·卡娜的画像》、《拿着烟斗的少年》、《马戏团小丑》、《悲伤的女子》、《特技表演者的家庭与人猿》、《站在球上的女孩》等。
1907至1914年是立体主义时期。毕加索说过：“我并非看着物体来绘画，而是按照自己的思想在绘画。”这就是他与布拉克共同开创出的革命性绘画模式“立体派”的精髓所在。
《亚维农少女们》是立体主义的开山之作，这件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毕加索对巴塞罗那的亚维农大街的妓女们的印象。但对这幅作品，更应当关注它的绘画语言。画中的女性人体几乎都由一些小平面组成，这些小平面组合成一个个扭曲的人形，她们在蓝色的背景上突出地向前拥挤。《亚维农少女们》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乔治·勃拉克在这幅作品的启发下，创作了许多风格相类的作品。评论家沃塞罗撰文说勃拉克使“物体、风景、人物和房子，变成了几何图形和方块块”。此后，“立体主义”这个名称便流传开来，成了20世纪第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现代绘画名称。
在这之后的一段较长的时间里，毕加索的画风不停地在变，从立体主义变成新古典主义，接着又变成超现实主义。有时，甚至还在同一时期运用多种不同的画法。这种不断探索的精神正是毕加索艺术的一个特点。他在1923年曾作过这样的解释：“艺术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艺术本身不会演变，人们的思想在变化，表现方式也就随之变化。”所以在西方美术史上，毕加索既是立体主义的创始人，又是新古典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经过三年战争，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的支持下夺取了政权，开始独裁统治。毕加索痛恨法西斯，从内战一开始，他就以卖画所得，从经济上支援西班牙共和国政府。1937年西班牙政府委托他为次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西班牙馆画一幅壁画。毕加索画了一套讽刺性漫画式的版画《佛朗哥的梦和谎言》，这套版画画了一个奇怪的珊瑚状的、外貌凶狠的人物，他经历了一连串的恐怖场面，最后被刺死。西班牙内战加剧期间，当局把它作为宣传品用飞机散发到佛朗哥占领区，起到了鼓舞人民起来反抗和揭露专制主义罪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