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它记载着从鲁隐公元年，即东周第一代君主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即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年），这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和其他诸侯国以及周王室的重要事件。因此，我国历史上把这个时代叫做“春秋时代”。
编年史是按年月日记事的史书形式。《春秋》这部编年史的记事非常简单，一件事一句话，相当一部大纪年表，所以记述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才用了一万六千字左右。
“春秋”这个词相当于今天的“历史”的概念，是当时各国史书的统称。所以《墨子》上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说法。“春”“秋”是一年四季（古代称“四时”）中两个最重要的时节。春种秋收是一年中的大事，秋收完毕，一年的大事就算了结了。所以古人就用这两个季节的名称代表一年的过程。编年史的书就叫做“春秋”。今本《春秋》是鲁国史书名，因为是本国人记国事，所以只用“春秋”两个字就够了。
鲁国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的封国，但是从周公之子伯禽到鲁国当国君，到隐公的父亲惠公，这十二代国君几百年间的记载全部无存。所以《春秋》是一部不完全的鲁史。尽管如此，它还是给研究我国公元前5至8世纪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一）《春秋》中的丰富史料
《春秋》不但记述了大量的古代战争、盟会、政变、兵制、刑法、赋税、礼制、宗法、婚丧等人事方面的资料，而且记述了大量的天象、地理、地震、灾害等自然现象的资料。《春秋》的价值就在于此。下面举两个例子：“（宣公）十有五年……秋……初税亩。冬，蝝生，饥。”其大意是说：宣公十五年……秋季……开始按田亩数量征税。冬季，出现蝗蝻，闹灾害。这条记载说明从宣公十五年（前622年）秋天起，鲁国开始实行按个人占有的田亩数量征税。过去土地的所有权归以周王为首的各级奴隶主，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式土地的附属品，奴隶主可以连同土地一起作为赏赐或礼品送人。即《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现在土地所有者向土地使用者按田亩数征税，说明生产关系起了变化，奴隶主和奴隶关系变成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生产关系的变革决定了社会制度的变革。所以，从初税亩这条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
在自然现象方面，《春秋》记载日蚀36次，根据现代天文学追算，其中有33次都是准确无误的。此外还有许多珍贵的天文记录。如：“（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鱼。”说的是在庄公七年夏天四月辛卯日，傍晚，看不见星星。半夜，陨星像下雨一样。据现代天文学推算，这条记载说的是公元前687年3月16日发生的天琴座附近的流星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流星雨的记录。再如：“（文公）十有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讲的是文公十四年秋天七月，有彗星进入北斗星座。据推测，这说的是哈雷彗星。“孛”是光芒四射的意思，光芒四射的彗星也叫做“孛”。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记录。
《春秋》记事方式是当时列国编年史共同的体制，而且那时列国之间有把本国发生的大事互相通报的习惯。所以同一件事，各国的记载大体相同。
《春秋》本是鲁国的编年史官所记国史，但旧说为孔子所作。《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载：“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因为这两部权威著作的认定，孔子作《春秋》的说法逐步深入人心。但是从上文所述列国史书的体例、文字相同这件事来看，孔子是不应享有《春秋》的著作权的。唐代以后有许多学者对孔子作《春秋》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宋代的王安石甚至把《春秋》叫做“烂断朝报”（残缺的政府公告）。但也不能说《春秋》和孔子毫无关系。因为先秦的古籍中还有不少地方提到《春秋》和孔子有关，而且《春秋》是孔门课程之一，如果说孔子当年教学生，用的就是这本官修的编年史抄本，在教学中曾经作过某些编改，或有所取舍，但基本上保留着鲁史原貌，也是合乎常理的。但孔子应该不会对国史大删大改。后人的种种记述，无非来自口耳相传。为了提高《春秋》的权威性，有些夸大其词也是可以理解的。
（二）《春秋》的各种注本
由于《春秋》记事太简单，所以后人作了各种不同的注解本。《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春秋》经文和重要的注本有：《春秋》古经二十篇，经十一卷（公羊、榖梁二家）。《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鲁太史）。《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榖梁传》十一卷（榖梁子，鲁人）。
《春秋》的“经”和“传”本来是各自成书，别本单行的。《左传》亦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旧传春秋时左丘明所撰，近人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
左丘明（前556—前451年），姓左丘，名明（一说姓丘，名明，左乃尊称），春秋末期鲁国人。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之君子”。左丘明世代为史官，并与孔子一起“乘如周，观书于周史”，据有鲁国以及其他封侯各国大量的史料，所以依《春秋》著成了中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左传》，和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国语》，成为史家的开山鼻祖。《左传》重记事，《国语》重记言。
左丘明是春秋时的史学家，双目失明。春秋时有称为瞽阇的盲史官，记诵、讲述有关古代历史和传说，口耳相传，以补充和丰富文字的记载，左丘明即为瞽阇之一。相传曾著《左氏春秋》，又称《左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与《公羊传》《谷梁传》同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从内容看，该书应成于战国中期，可能是作者假托左丘明而作。相传《国语》亦出于左氏之手，记录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
左丘明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当时较多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在叙述历史事实时，对于那些历史事件鲜明地表现了他的肯定或批判的态度。他所肯定的是那些符合于他儒家观点的东西。他肯定“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左传》隐公三年）一类的伦理道德，他也从那些伦理道德的观点出发肯定了“利民”和“卫社稷”一类对人民有利的东西。他批判了那些破坏伦理道德的所谓“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左傅》隐公三年）之类的所谓“逆德”，他也批判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的败行。这部书在思想上的进步性和局限性都从这些方面表现出来。
《左传》多用解《春秋》，同《公羊传》《谷梁传》完全用义理解释的有异。其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多出十七年，其叙事更至于悼公十四年（前454年）为止。书中保存了大量古代史料，文字优美，记事详明，实为中国古代一部史学和文学名著。本书每与《春秋》合刊，作为《十三经》之一。有西晋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唐代孔颖达等《春秋左传正义》等。
《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是专门阐释《春秋》的。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旧题战国时公羊高撰。在汉代以前是口耳相传的，汉初才成书。据唐代徐彦《公羊传疏》引戴宏序，说是由景帝时公羊寿和胡母生“著于竹帛”。它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着重阐释《春秋》的“大义”，史事记载较简略，历代今文经学家时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谷梁传》亦称《春秋谷梁传》，也是专门阐释《春秋》的。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旧题谷梁赤传。其体裁及流传的方式都与《公羊传》相近。
前人曾经说《左传》传事不传经，《公》《谷》传经不传事。朱熹说：《左传》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
实际上，《春秋》是以史书而加经书之冕，所以“三传”都是讲史，也都是讲经。不过《左传》重在史实，《公》《谷》重在史论。不管史实、史论，对于研究中国的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都是很有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