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通常指的是《仪礼》《礼记》和《周礼》。其中《周礼》被认为是古文经，《仪礼》为今文经，《礼记》则今、古文相杂。“三礼”的中心就是论述礼的制度、规范和意义，以及实现礼的途径等。
（一）《周礼》记述的古代政治制度
《周礼》是西汉早期发现的先秦古文经，原名《周官》。《经典释文·叙录》说：“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博士），以为《周礼》。”《周礼》被认为是古文经的正统所在，但它的出现与承传都不很清楚，自刘歆争立古文经博士以后，《周礼》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周礼》这部书的内容，简单说就是记述周王朝中央分别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为名的六部官制。但是，汉初发现它的时候只有五篇：《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根据生产的线索，用一本讲手工业生产的《考工记》来充数。因此现在看到的第六篇题目叫《冬官考工记》。所以，《周礼》是一部残缺的书。倒是《考工记》这部可贵的古代技艺学著作因此而流传下来。
过去古文经学家说《周礼》是周公作的，今文经学家又说它是刘歆伪造的，都没有根据。一般认为是战国人根据古代的资料写成的。但是也有人根据它的语言文字特点来推断，它应该作于东周初期，距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了。
《周礼》在经学内部占据重要的地位，是古文经学的代表，在历史上它也曾发挥过重大的作用。《周礼》六官的建制对我国历代王朝有相当大的影响。传统社会的官制建设都参考《周礼》，例如隋唐以后直到明清，中央政府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这六部建制，和《周礼》的六官一一对应，这绝不是偶然的。其次，历史上几次重大的变法行动都是依据周礼展开的，例如王莽变法、苏绰定制、王安石变法等，我国近期的官制也有许多是采自这部书的。
（二）《仪礼》记述古代礼俗
“三礼”中在西汉立于学官的是《仪礼》，五经中的“礼”指的就是《仪礼》。《仪礼》在汉代只称《礼》。因为主要讲士大夫阶层的礼，所以又叫作《士礼》，相对于《礼记》而言又称《礼经》。《汉书·艺文志》说：“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这就是今本《仪礼》的最早来历。因为这部礼书主要讲“冠、昏、丧、祭、饮、射、朝、聘”等典礼的仪注、程序，所以晋朝以后称为《仪礼》。
《仪礼》在汉朝有今古文之分。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礼》有今文经17篇，古文经56篇。今本《仪礼》就是17篇今文经，古文经已经失传。《仪礼》相传是周公所作，那是没有根据的。但《礼记·杂记下》说：“恤由（人名）之丧，哀公使孺悲（人名）之孔子（到孔子那里去），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写下来）。”
可见，《仪礼》所收材料很早，孔子教学生演习礼仪，用的应该就是这些材料。因此，《汉书·儒林传》说孔子“缀（整理）周之礼”是有根据的。
（三）《礼记》反映的儒家礼治主义
先秦时代还没有《礼记》这样一部定型的专书，那时只有许多阐释《礼仪》的材料，此外还有许多关于“礼”的论文、杂记，这些散篇文字统称为“记”，就是“记述”“笔记”的意思。“记”的原始形式大概多数是以附记的方式写在经文后边。今本《仪礼》中许多篇章之后都附有这种解说性文字。
“记”在先秦是不少的。但经过秦以后，传到后代的已经有限了。《汉书·艺文志》所记只有“《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礼记》为“记”，不是“经”，乃孔子七十二弟子后学所作，是先秦到汉初儒家思想资料的汇编。《礼记》在两汉没有立于学官，它之所以被以后的社会和学者列入“十三经”中，是因为它通俗易懂、阐释详细，若无《礼记》的解释，《仪礼》的规定和先秦儒学的具体内涵是无法得其详的。旧说西汉礼学家戴德编过一个85篇的选本，人称《大戴礼记》，简称《大戴记》。戴德的侄儿戴圣编过一个49篇的选本，人称《小戴礼记》，简称《小戴记》。但是经过后代学者研究，其中既有今文家说又有古文家说，而西汉传经家法森严，不会今古文混编，所以怀疑这两种选本东汉人曾经改编过。但无论怎样，这两部书是今天仅见的汉代选本。《大戴记》尚存38篇，有注本行世。《小戴记》就是《十三经注疏》中的《礼记》，49篇全存。《礼记》在经学中的地位不高，但在我们现代的经学研究中，《礼记》却是我们研究早期儒学和“三礼”的重要典籍。
《礼记》是一部儒学资料汇编，所以其内容很杂。大体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理论文章。如《礼运》讲儒家礼治思想，《学记》讲教育的重要性，《乐记》讲音乐的社会作用等等。第二类是关于各种礼仪、礼制、礼节、守则的杂记。比如《祭义》讲祭祀的根本意义在于“敬”，《昏义》讲婚姻的作用在于“合二姓之好”等等。再一类是有关礼和礼治的逸闻、故事。如《檀弓》里讲孔子的弟子对“丧欲速贫，死欲速朽”的争论。此外还有两篇像《仪礼》那样记述礼法的文字，即《投壶》和《奔丧》。所以《礼记》很像一本礼学杂志。
《礼记》尽管杂，却有一个贯穿全书的主旨，那就是儒家的礼治主义，也就是儒家以礼治国的思想。儒家认为，远古时代“天下为公”，那时人没有私欲，一切都很美好。后来天下被君主私家占有，就产生了种种社会弊端。为了维持封建秩序，就规定出种种礼法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所以社会也还算安定。但到了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动荡，旧的礼法不起作用了，在儒家看来就叫“礼坏乐崩”，天下大乱。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就要恢复（古代主要是西周）礼法，加强礼制教育，以期维护封建宗法关系而求得社会安定。这就是儒家礼治主义的基本思想。
为了贯彻礼治主义，儒家给各种礼都定了特定的社会意义。比如结婚本来是爱情的归宿，但是从礼治主义的立场看，性质就不同了。《礼记·昏义》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至于青年人的爱情、幸福等是根本不去考虑的。
《礼记》把礼治的作用讲得非常明确。《礼运》篇说：“夫礼，必本于天，肴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治政安君也。”意思是说：礼是根据天理，效仿地德而制定，要布列于鬼神，贯彻到冠礼、婚礼……中去。圣人用礼指导一切，国家就可以走上正轨。礼是君主的重要工具，是用来治理国家、巩固统治地位的手段。
《经解》篇又从反面论述：“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防止）水之所自来也。故以旧坊（旧的堤坝）为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水患），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儒家把礼看做防止动乱的堤坝，毁了堤坝就要发生水灾，废了古礼就要发生动乱。《礼记》从正反两方面把礼治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就是一部《礼记》的总纲领。
伴随着对礼的阐述，《礼记》里也表述了许多精粹的思想。《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就是说：在大道实现的时代，天下公有。那时选举贤明的人主政，讲究信义，倡导亲善。所以人们不只爱自己的父母，不只疼自己的子女，而要让老人都能安度晚年，青壮年都能有所作为，儿童都能得到抚育，孤儿孤老和残疾人都有生活保障。男人有事干，女人有婆家。财物怕的是弃置浪费而不是归自己所有；劳力怕的是不得发挥而不是为自己谋利。因此就不会有人搞阴谋，偷窃、叛乱、害人的事也不会发生，晚上连大门也用不着关闭。这就叫“大同社会”。
这种“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祖先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它给后世立志于改造社会的志士仁人提供了丰富生动的思想材料。
《礼记》也反映了儒家学派对某些社会科学的理论作过深入的讨论。比如《学记》篇论教育学说：“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这段话的大意是：即使有美味佳肴，不去品尝，就不知道它的味道鲜美；即使有最好的方法，不去学习，就不知道它的益处。所以，学习以后就会知道不足，教学以后就会知道困难。知道不足，然后就能反过来要求自己；知道困难，然后就能自强不息。所以说：教与学互相促进。“教学相长”的理论，至今还是教育学上的至理名言。
总之，《礼记》这部书，精华与糟粕并存，神气与腐朽杂陈，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从一般的社会属性来说，“礼”是一种行为规范，也是一种文化形态，它反映着社会精神文明的水准。我国素有“中华礼仪之邦”之称，如果排除儒家的封建宗法观念，代之以新社会的人际关系，爱国爱民、廉洁奉公、敬老尊贤、尊师重教、先人后己等一系列“礼”的合理内涵，正有待我们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