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二时，一次下乡双抢，我带几个女同学去地里挖红薯。回来的路上我们偷吃了红薯，每人还偷了一个放在衣袋里，不料被生产队长看见。他站在一口水塘对面指着我们大声喊：“学生偷了红薯。”我们马上起身往屋里走，刚一进屋，老师就搜那个蒋小妹同学的衣袋，我见情况不妙，连忙将偷的那个小红薯扔到猪栏屋里了。老师从她身上搜出了两个红薯，但没有搜我的身，因为她根本不会想到我也会偷红薯。那个女学们知道我也偷了红薯，但她一直没有做声，更没有把我供出来。因为我经常让口粮给她吃。
吃完晚饭，老师要我召集全班同学，开紧急会议，批判这件事情。天呀，我自己也偷了红薯，在会上我说什么呢？怎么向大家交待呢！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会议由我主持，事到如今真是无可奈何，硬着头皮开始开会，我将简单的经过告诉了大家，要大家对这种违反组织纪律的不良行为做出批判。
做贼心虚的我，当时，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说话吞吞吐吐，一点也不自然。站在台前的那个女同学却一声不吭地听着同学们的指责和批判，她诚恳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同时也作了自我检查。这时我愧疚交加，脸色苍白，同学们以为我中暑了，我好不容易才熬过了那两小时的批判会。
我和她住在一间房子里，散会后，我不敢看她，心里非常内疚，只想找机会向他表示歉意，但又无从启齿，更怕别的同学知道此事而丧失自己在班上的威信。在床上我翻滚了一夜，怎么也睡不着。
第二天清晨，我第一个起床，来到院子里，看见班主任老师在漱口，我红着眼睛，含着泪水，请老师同我到田边走一走。班主任老师姓杨，大约40多岁，中等身材，教我们的语文，她和蔼可亲，关心我们像母亲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同学们非常喜欢她。
清晨，我们一起来到田边，我哭诉着昨天发生的一切经过，并将我的内心矛盾、思想斗争的动态全部告诉了老师，要求老师再开一个会批判我的错误思想。
她抚摸着我的头，笑着对我说：“你过去是一个好学生，现在仍然是个好学生，有了错误和缺点能够勇敢的承认，并且愿意改正，知错必改，这就是一个进步的表现，没有必要再开会，开会的目的是改正错误，现在你已经认识了，再开班会还有什么意义呢！不要紧，放下包袱吧！今后严格要求自己，多多以身作则就行了。”
通过这件事情，使我更懂得怎样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同时也深深地体会到人做了亏心事，受到良心责备的滋味是何等的痛苦和不安。
初中二年级这段学生生活是我一生中的黄金年代，也是长知识、长智慧的最好时期。同时，为我的一生创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962年，我步入了初三，学校的班级又一次进行调整，班主任换成男老师，是教我们物理的，姓王，这个老师接手我们班不到两个星期，就把所有的班干部换了，我的班长职务当然也撤了。老师对同学们说：为了使我有更充沛的精力搞好学习，减轻我的负担，让出更多的时间去抓好学生会的工作，所以班长的具体事情让另外的同学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