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古代诗歌创作历程中的一个颠峰，与此同时，咏史组诗的创作，也进入了承前启后的繁盛期，名家辈出，众体兼备，为花团锦簇、繁星璀璨的唐诗苑增色添彩。
王绩是入唐赋写咏史组诗第一人，其《古意六首》虽未取咏史之名，却有咏史之实，乃继承左思咏史“多抒胸臆”的论体遗意，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六《文选·诗》，中华书局，1987年。“非呆衍史事，特借史事以咏己之怀抱。”张玉《古诗赏析》卷一一《晋诗·咏史八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六首诗为五言古体，无一是专咏一人，专咏一事，特以隐喻之笔，抒愤慨之情，所叙史事，反似点缀。
以咏史为题，继承班固咏史“隐括本传”的传体遗意，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六《文选·诗》。赋写组诗的唐代第一人是卢照邻。其《咏史四首》为五言古体，依次咏两汉季布、郭泰、郑太、朱云等人刚正不阿的事迹及其精神，感慨地咏叹道：“丈夫当如此，唯唯何足荣”。
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其中之四写乐羊，之八写孔、老，之九写秦、汉，之十一写鬼谷子，之十四写殷、周，之十七写周秦汉晋兴替，之二十一写战国时秦相穰侯、范睢，之二十八写战国时楚王，之三十八写孔子，虽为咏史之什，然与他作杂陈，并非联章咏史，故可置而不论。又有《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乃怀古组诗。
自南朝宋诗人颜延之《五君咏》出，“后人多方摹拟”。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六《文选·诗》。唐时以此为题而赋为组诗的第一人，乃属盛唐大手笔的张说。其《五君咏五首》序云：“述志、美类、刺异、感义、哀事，颜氏之心也。拟焉。”五首皆为五言六韵近体。所咏五君——魏元忠、苏、李峤、郭元振、赵彦昭等，虽已物故，然皆是略早于张说的当代名公，迹涉政情，所咏自难臻于序语所标榜者，故而与其说是咏史组诗，毋宁谓之庙赞联章。
李华有五言古体《咏史十一首》，为唐代制作一组咏史诗而超过十首的第一人。在这十一首诗中，有专咏一人一事者，亦有泛咏多人多事者，既有隐括史传之正体，又有以史“咏怀”之变体。其中尤以第五首的咏四皓为人所重。诗曰：“秦灭汉帝兴，南山有遗老。危冠揖万乘，幸得厌征讨。当君逐鹿时，臣等已枯槁。宁知市朝变，但觉林泉好。高卧三十年，相看成四皓。帝言翁甚善，见顾何不早。咸称太子仁，重义亦尊道。侧闻骊姬事，申生不自保。暂出商山云，来趋洒扫。东宫成羽翼，楚舞伤怀抱。后代无其人，戾园满秋草。”案唐代建立迄于开元、天宝，每朝都以储君之位而发生过宫廷斗争和政变。玄宗虽得“明皇帝”之谥号，然先是于开元年间废杀太子、二王，后在天宝年间，太子李亨的皇储地位总是处在岌岌可危、朝不保夕的状态下。故此诗借咏四皓出山入朝翼卫刘盈皇储地位的史事，“暗讽太子瑛、光王瑶、鄂王琚之事，可谓切妙”。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咏史》条，郭绍虞、富寿荪辑《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但也可能为太子亨的现状而发。全诗结构严谨，叙事有方，先对四皓避乱世入山、逢治世出山、维护太子地位、避免政治动荡的行为备加赞叹，后再以汉武帝处理太子问题不慎而导致京城大乱的史实作一绾结，由正反两方面证明皇储关系着国家安危，不可处之不慎。由此而画龙点睛，揭示主题，讽喻之意，隐然可见。
太白、老杜，诗家二圣，咏史诸作，亦多佳构，然多单篇鸿制，而鲜联章组诗。李白《古风》六十首，虽有咏史多篇，如其三写秦始皇，其八写扬雄，其十写鲁仲连，其十二写严光，其十五写燕昭王，其二十九写春秋战国，其三十一写秦始皇之死兆，其三十六写卞和，其四十三写周穆王、汉武帝，其四十八写秦始皇，其五十一写殷纣、楚怀昏庸，其五十三写战国。但以此便认为“是一组咏史诗”，丘良任《论咏史诗》，见《华侨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似不确当。唐人喜咏昭君出塞之题，名篇佳什，亦复繁夥，而李白《王昭君二首》即其中的翘楚。其二云：“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诗以流光泻影的明月发端，营造出昭君一步一步踏上出塞之路而惟有故国明月相伴的凄凉意境。接着以反衬的艺术手法，写明月东升西落，尚可周而复始，昭君远嫁他乡，只能有去无回，心情之沉痛，尽在无语中。结尾点出昭君悲剧的原因，仅以无钱行贿，招此不幸，留青冢于异域，令后人徒然嗟叹！这已超出诗的题旨，具有更深刻的含意，揭示出因制度不合理，社会不公正，致使多少人才被埋没的可悲现象。至于杜甫《咏怀古迹五首》等名篇，乃属怀古之作。
韦应物有《汉武帝杂歌三首》，乃唐人以歌行体专咏一人事迹并赋为组诗之首创。首篇咏求仙，次篇咏奢糜，末篇咏逞威，盖亦暗寓天宝时事，讽旨宛然。
吴筠可称为赋写联章组诗及咏史组诗的双料大家，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仅现存作品即有《游仙二十四首》、《步虚词十首》、《览古十四首》，均为五古，又有《高士咏》五十首，则为五律。后文有专章论述。
王建以善七言小乐府著名于时，《霓裳词十首》形似宫词，而内容则专咏明皇、贵妃与《霓裳羽衣曲》之遗事。
皇甫澈《赋四相诗》序略云：“述其行事，咏其休美，庶将来君子，知圣朝之德”。所咏乃本朝名公宰臣——张柬之、钟绍京、李岘、王缙，故其词亦近似庙赞之语。
卢仝所作的《感古四首》，除末首为五、七言相杂外，均为长篇五古，虽题感古，实为咏史，盖将读史之感慨而系之于诗者。每篇首二句以感叹世事之词为叙引，后即广征史事以证实。其一云：“天生圣明君，必资忠贤臣。舜禹竭股肱，共佐尧为君。四载成地理，七政齐天文。阶下荚生，琴上南风薰。轮转夏殷周，时复犹一人。秦汉事谗巧，魏晋忘机钧。猜忌相剪灭，尔来迷恩亲。以愚保其身，不觉身沉沦。以智理其国，遂为国之贼。苟图容一身，万事良可恻。可怜万乘君，聪明受沉惑。忠良伏草莽，无因施羽翼。日月异又蚀，天地晦如墨。既亢而后求，异哉龙之德。”此诗从正反两方面举例以阐明首二句所言之理：圣明之君的事业，必有忠贤之臣的资助。三代之前，君圣臣贤，政治清明，天下升平。三代以后，君忘万钧，臣事谗巧，致使日月异象，天地晦暗，天灾由人祸而起，忠良因君愚而伏。这就是民主禅让之世与一姓专制之政的最大区别，诗人对前者大加赞颂，对后者痛加指陈。在封建社会，若此含有一定因素的反独裁、倡民主的进步观念，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元、白唱和，动辄数十韵，而于咏史一体，偶见单篇赓和，组诗则各自为之。元稹有五言律《楚歌十首》，杂咏春秋时楚国至六朝间楚地的人物、史事。其三云：“平王渐昏惑，无极转承恩。子建犹相贰，伍奢安得存。生居宫雉，死葬寝园尊。岂料奔吴士，鞭尸郢市门。”其六云：“谁恃王深宠，谁为楚上卿。包胥心独许，连夜哭秦兵。千乘徒虚尔，一夫安可轻。殷勤聘名士，莫但倚方城。”前一首咏楚君昏惑而破楚，后一首咏楚臣忠良而救楚，前后呼应，意味深长。对史实只是客观地平铺直叙，而事理却从中自然显豁：用奸人弃贤臣则国危，聘名士得忠臣则国安。警示之意，宛然而见，即君上要以史为鉴，亲贤能、杜谗言、纳忠谏，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白居易的《读史五首》为五言古体，每篇取历史上命运类似的人物以咏之，感慨以系之。如第一首云：“楚怀放灵均，国政亦荒淫。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汉文疑贾生，谪置湘之阴。是时刑方措，此去难为心。士生一代间，谁不有浮沉。良时真可惜，乱世何足钦。乃知汨罗恨，未抵长沙深。”自从《史记》将屈原与贾谊合传记载，历来就以二人为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典型人物，从而在宦海失意、仕途不达的时候，咏叹他们的亡灵以寄托幽愤落寞的情怀。然而，从史实的角度看，屈原可谓生不逢时，而贾谊不可亦谓生不逢时，却都怀才不遇。白居易抓住这一点，认为二人虽同为贬逐之臣，但贾谊生在被誉为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竟然不被重用，谪处长沙，比起屈原本来就生逢乱世而遭放逐，自然更为可悲。白居易以对比二人的政治命运来突出贾谊的悲剧性，显然是自伤被贬的命运。
刘禹锡、小李杜亦乃咏史大家，可与大李杜前后辉映。然亦与其相似者，单篇佳构多，联章长制寡。刘禹锡有《咏史二首》，李商隐有《北齐二首》，前者为五绝，后者为七绝，各仅二首，虽为微型联章，亦显大家风范。《北齐二首》云：“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着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诗的写作背景是北周攻陷北齐晋阳重镇之际，后主高纬仍然与宠妃寻欢作乐。这两首诗婉似由两个特写镜头摄成的两幅典型画面：黑夜欢愉之情与白天打猎之乐，夜以继日，恣意纵情。李商隐以讽刺的手法，幽默的语言，高度简练地勾勒出北齐后主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荒淫面目。
张祜咏史之作颇多。惟联章而咏者少。有五言律《咏史二首》，其一云：“汉代非良计，西戎世世尘。无何求善马，不算苦生民。外国雠虚结，中华愤莫伸。却教为后耻，昭帝远和亲。”诗以白描的手法，简洁的语言，概括性地写汉武帝用兵西域的目的、后果、遗患等，对耀武逞威于远裔、虚耗生民于内地的政策，予以激烈地批判。
至中、晚唐，大型咏史组诗的制作陡增，动辄联章至百十篇。赵嘏有《读史编年诗》一百一十首，均为七言律诗。胡曾有《咏史诗》一百五十首，周昙有《咏史诗》一百九十五首，孙玄晏有《六朝咏史诗》七十五首，汪遵有咏史组诗五十余首，均为七言绝句，多达十余家。后文有专章论述。
在大型咏史组诗创作繁盛的同时，小规模制作亦未少衰。皮日休《七爱诗》六首，咏叹房玄龄、杜如晦、李晟、卢鸿一、元德秀、李白、白居易等七人的勋绩伟业、精神品格。陆龟蒙《自遣诗三十首》中有多篇为咏史之作。司空图《南北史感遇十首》，皆七言绝句，盖咏南北朝之史事以寄兴。
罗隐在唐末以“诗名于天下，尤长于咏史”。《旧五代史》卷二四《罗隐传》。佳作连篇，然无联章。
韩有七言律《北齐二首》，虽与李商隐《北齐二首》咏同一史事，而所用诗体不同，仍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云：“任道骄奢必败亡，且将繁盛悦嫔嫱。几千奁镜成楼柱，六十间云号殿廊。后主猎回初按乐，胡姬酒醒更新妆。罗绮堆里春风畔，年少多情一帝王。”“神器传时异至公，败亡安可怨匆匆。犯寒猎士朝频戮，告急军书夜不通。并部义旗遮日暗，邺城飞焰照天红。周朝将相还无体，宁死何须入铁笼。”在艺术表现上，此二诗不专写一时一事，而以赋体的铺陈手法，运用广角镜头来大幅度地展现北齐后主的骄奢淫逸之态。
王涣七绝《惆怅诗十二首》中多有咏史之作，而陈陶五绝《续古二十九首》亦多咏史。孙《古意二首》，乃咏屈原、段干木之事，为五言律诗。题下自注：“拟陈拾遗（子昂）。”可知是以古讽今之作。
徐夤有《蜀》、《魏》、《吴》、《两晋》、《宋二首》、《陈》等，皆以七言律体咏三国、六朝史事，当为系列之作，或许原为联章组诗。张晨《传统诗体的文化透析》：“徐（夤）诗今存咏物和咏史七律五十余题，显系一大型组诗的残篇，因其诗由后人辑集，佚失不少，今存本已编次无序，不易看清原来面目。”所疑在理。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4期。
由以上概述，大略可窥得有唐一代咏史组诗发展变化之趋势。初、盛时期，咏史组诗均为小型制作，多以五言古体赋写，正、变二体兼备。以处于盛、中之交的吴筠为标志，咏史组诗的规模越来越大，作者越来越多，体裁亦趋于多样，至晚唐而蕴为一时风气，并以七言绝句为主要形式，影响所及，下迄五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