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国回国后，迪斯累利离开了律师事务所，决心干一番大事业。1824年，他刚好20岁，便参与了一桩美洲矿业公司的投机事业，负责编写介绍矿业公司的小册子。父亲的一位朋友，出版商约翰·马雷欣赏他的才能，约他合资办一份日报，取名为《代表》，他慨然应允，不料半年后公司破产，迪斯累利负了一大笔债。这笔巨债成了他整个前半生背上的一个沉重包袱，直到十几年后才还清。办报自然也成了泡影。为此还同马雷翻脸发生争吵。投机事业受挫后，他继续从事创作。1826年，他的一部化名中篇政治讽刺小说《维维安·格雷》问世。小说讽刺攻讦马雷，描写《代表》报事情的经过。但他本人的作者身份很快暴露，因而遭到马雷和文学界朋友们的冷遇。这一系列变故坎坷，对一个初出茅芦的年轻人来说简直是不堪忍受的沉重打击，他几乎精神失常。为了恢复健康和避开文坛风潮，他到意大利、瑞士旅行。养病期间又写了《波帕尼拉大尉旅行记》、《年轻的公爵》等作品。
1830-1831年，迪斯累利现地中海沿岸和近东国家进行了一次长达16个月的旅行，游历了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土耳其、巴勒斯坦和埃及。这次长途旅游在迪斯累利的生活道路上具有转折的意义。他的健康完全恢复。在国外，尤其是在近东的访问，引起了他对政治、外交的浓厚兴趣，深感要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必须投身于政治斗争。
从国外回来后，迪斯累利决心竞选议员。1832年初，他搬入伦敦西区（资产阶级聚居区），开始进入豪华府邸，走访政界名人，参加上流社会的社交沙龙，展开了积极的竞选活动。他华丽的穿戴，自矜的态度和做作的姿态，带有犹太人特征的英俊面孔，使他所到之处都比较引入注意。在此期间，他还从事活跃的文学创作，出版了他的新作，传记体小说《康泰利尼·弗来铭》（1832年），诗集《革命家厄波克》（1834年）和《阿拉科斯伯爵的悲剧》（1839年）。
迪斯累利在思想上倾向于托利党，但当时正值1832年第一次议会选举改革前后，辉格党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居优势。这使他左右为难。审时度势，迪斯累利决心以独立的激进派面目出现。他在一次竞选中说：“我不管什么党不党，我是无党无派，独立站在这里”。又说：“我也是保守党，保持我们制度中一切好的；我又是激进党，革除我们制度中一切坏的”。但是，没有明确的党派背景，毕竟得不到各方面的信任和支持，所以他最初几次在家乡附近外康布城镇的竞选行动都遭到了失败。1835年，迪斯累利加入以托利党为基础的保守党。
在这期间，由于迪斯累利的做作、债务与一位爵士夫人亨利塔公开的暖昧关系，他名声不佳。后来他还以他的这段风流韵事创作了小说《亨利塔神庙》。到1837年他第五次参加竞选时，才在温德汉·列维斯帮助下，两人一起作为肯特郡梅德斯通的保守党议员进入议会。他在议会的首次演讲不大成功，但他最后仍满怀信心地说，“现在我要坐下来了，但你们愿意听我讲话的时侯一定会到来。”不久列维斯病逝。1839年，年方35岁的迪斯累利同列维斯的遗孀，比他大12岁的玛丽安娜·伊万斯结婚。这桩婚事在上流社会受到非议和讥笑，男女双方被认为在各方面都不般配，也不门当户对。迪斯累利迎娶玛丽安娜当然与看上了她的钱财和权势有关，玛丽安娜下嫁迪斯累利也因看上了他年轻、英俊和有才学。不过两人婚后都忠于自己的选择和权衡，生活美满，白头偕老。迪斯累利飞黄腾达后也未见异思迁。后来玛丽安娜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透露：“迪斯当初是为了我的钱娶我，但如果他再有机会选择，他便会为了爱情娶我。”婚后迪斯累利拖了十几年的老债迅速偿清，他得以轻装上阵，全力投入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
迪斯累利在议会的活动是从领导“青年英国”开始的。1841年大选后，皮尔组织起他的第二届保守党内阁。迪斯累利未能入阁，对皮尔十分不满。这个时期，他在下院领导了一个名为“青年英国”的托利党人小集团活动。这个团体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是三个年轻人，迪斯累利是它的真正领袖。“青年英国”的宣传，美化中世纪封建社会，主张恢复贵族的一切特权。为了拉拢群众，他们在议会里宣称他们赞同保护童工的法案，反对压迫爱尔兰等。实质上“青年英国”的思想反映了土地贵族对工业资产阶级势力日益上升的不满情绪。他们既反对皮尔政府对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的让步，也反对真正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撕以骂克思曾贴切地指出，“青年英国”所主张的是“封建的社会主义”。由于没有群众基础，“青年英国”在组织上很快瓦解，到40年代后期，这股思潮就成了历史陈迹。
在议会从事政治行动的同时，迪斯累利对文学创作的爱好和兴趣依然如故。这段时期他写了传记小说《维利西》，描写诗人拜伦和席勒的生平事迹；叙述自己浪漫史的小说《亨利塔神庙》；长篇小说三部曲《康宁斯比（年轻的一代）》，《西比尔（两个民族）》和《坦刻雷德（新十字军远征）》。它们均在1844-1847年间出版。在这些作品中，他既发挥了自己的文学才华，抒发自己对人生的认识感受，也阐述自己和“青年英国”的政治见解和抱负。《西比尔》一书更直接写道：“我的愿望是亲眼看到能重新有自由的君王……‘青年英国’认为工业城市，矿山……工业化给人民带来了苦恼、贫困。”该小说还对宪章运动的原因和性质、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进行了生动的刻划和分析。
征收进口粮食关税，保护本国农业的谷物法的废除，促使迪斯累利和皮尔最后决裂。这成为他政治生涯中一个转折点，从此他独立拉党结派，渐渐掌握了保守党的领导权。19世纪40年代，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经济高速发展。资产阶级要求降低关税，实行自由贸易。皮尔政府在自由资产阶级的推动下，决定放弃保护关税制，于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开放粮食的自由贸易。这一决定引起托利党人的强烈不满，迪斯累利借机在下院组织起反皮尔内阁的反对派。皮尔派从托利党中分裂出去，皮尔内阁也随即倒台。这年，迪斯累利的党友莱·德·罗思柴尔德因自己的犹太血统未能进入下院。对此，迪斯累利不仅为犹太人权利而斗争，而且在各种场合强调自己的犹太出生。经迪斯累利等许多人的斗争和努力，到1858年英国国会终于向犹太人完全开放。1848年，迪斯累利正式当选为保守党领袖、中央主席。在实行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和实际上的两党制的英国，成为党的领袖就意味着可以问鼎最高权力宝座——首相职位。迪斯累利担任保守党的领袖长达33年，直到他1881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