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种肤色的学生占少数，他们对中国了解的不多，问题提得单纯，甚至在中国人听来是幼稚，一两句话就可以回答清楚。他们听完回答总是点点头，表示满意、谢谢。这时候站起来一位黄种肤色的“义士”，我用“义士”这两个字并不含挖苦的意思，他当时的表演实在是很侠义，那神态仿佛在说：“你们不行，提那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怎么能难住这两个中国作家？看我的！”于是，他摆出了最了解中国“内情”的架势，提出了一连串自认为是“最尖锐”的问题，十分自信地认为一下子就会把我们难住，看我们张口结舌，出尽洋相。其实他那些问题在我们看来不仅不时髦，简直是老掉牙了，我据实介绍了情况，讲了我自己的观点。其他的学生都点头，那位“义士”很不甘心会有这种效果，眼看要自己下不来台，用一种不以为然的腔调又开口了：“你们别来这一套，瞒不过我！”
我笑了“我们这一套不想欺瞒任何人，请问你这是哪一套？”
“我去年刚从大陆出来，大陆的情况我都清楚。”我心里一颤，为这个自作聪明的小伙子感到悲哀，只好说：“中国有句俗话，去年的皇历今年看不得了。”
紧接着又有许多类似的问题向张洁飞去。张洁讲的更真诚，更激动，没有回避我们面前的困难，讲了我们的信心和力量，也讲了我们的未来。讲到最后感情奔涌，化做热泪滚滚而下。全场为之一震。
我坐在她的旁边，心里十分感动，这是多么宝贵的泪水，多么纯洁的泪水！这泪水体现了女作家的才气，把她热爱民族、热爱祖国的晶莹赤热的灵魂全托出来了。不知这些在美国大学的学生们对张洁的泪水作何感想？这泪水难道不能温热有些人的心，洗亮一点他们的眼睛吗？张洁为这次讲课做了最精采的结尾。
无酒不相逢
走出会场，林教授向我们表示歉意，认为那个学生的提问不礼貌，也不得体。我却哈哈一笑，表示应该感谢那个学生，因为我觉得这堂课对我来说也很有收获。我回国后也许要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在美国见到的中国人”。只是不理解那个学生出于一种什么心理非要这样干，出风头、表现自己？还是想迎合某种东西？岂不知这祥一闹反而逼得他的教授不得不为他向我们道歉。我心里隐隐有点舒服，也许应诙由我们向两位美囯教授道歉。
这时有两个刚才听课的中囯留学生追上我们，一个叫苏炜，一个叫董阳声，他们也有些忿忿然，觉得都是中国人，何必要在这种场合给自己的同胞出难题，结果反倒把自己弄得很难堪！我不愿再提这件事，那个小伙子够可怜的了。便岔开话题，问起他们的留学生活。原来两个人都是文学爱好者，小董在上海复旦大学上学的时候曾发表过一个短篇小说，叫《炮兵司令员的儿子》，当时在上海颇有影响。这样一耽搁，我们赶到招待会上已经迟到了半个多小时，“致辞”、“答辞”一类的程式已经过，光剩下喝酒聊天了。
从美国各地专程来参加第一次中美作家会议的美方代表也都到齐了，两国作家想必已经互相做过介绍了，三三，两两，或坐或立，谈得正热闹。我刚才讲话够多了，现在不想说话，只想喝点饮料，休息一下。和主人见过面，寒暄几句便来到客厅外面的花园里，绿荫下摆着几套白色桌椅，清静幽雅。我从侍者的托盘里挑了一杯冰镇苹果汁，正想找个座位坐下，有一位美国妇女向我示意，她身边正好有一个空位子，我表示了谢意，然后坐下去。
“您是蒋子龙先生？这位是安妮蒂乐德。”一位华人学者自动充当了翻译。
“噢，久仰！听说去年您到中国访问过了？”我嘴上说着客气话，脑子里飞快地映出以前看过的有关这位女作家的材料：可能是1945年出生，我记得最清楚，她是这次参加会议的美国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位，我是中国团中年纪最轻的，这可真是碰巧了。
安妮——蒂乐德是宾夕法尼亚人，毕业于弗吉尼亚州的何林斯学院，在西华盛顿州立大学讲授过诗歌和散文的创作，曾是美以美教会大学“杰出的客座教授”。写过五本书，其中《丁克溪的朝圣者》一书为她赢得了荣誉，获1974年的普利衆奖。此外还接受了其他一些文学奖励，她好象同中国的许多女作家一样，也是文学上的幸运儿。
“我不懂中文，只能读英译本，觉得《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是最好的作品……”安妮单刀直入谈到了我的作品，使我感到被动，因为她的著作目前还没有译成中文，我只看过一些内容提要，那不算阅读，无法对等的交换对彼此作品的看法，只能聆听她对我的批评。便说：
“我曾接到过美国读者的来信，很想听您对我的作品谈点具体的批评意见。”
“《日记》的成功有三条，使我感受很深刻。一、人物是复杂的，不象有些中国作品里人物那祥简单；二、技法是现代的，节奏很快；三、语言简炼幽默。”她的神情是真诚的，也很会说话，这叫反话正说，此三条的对立面不正是我另一些作品里的不足吗？她不说出来，却让我想到了。
没料到我和第一个相识的美国作家就这样以文学作桥梁，很快沟通了思想和感情，建立起友谊和信任。生活在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的作家，在文学上却有许多共同的语言。我们谈得很愉快，安妮兴之所至当场用钢笔为我画了一张画。并告诉我，她学过美术，很想为我画张像，又怕画不象，于是画了一幅抽象画。我是看不懂她的画，她自己是不是能解释清楚那幅画的意境，我看也没有把握。
我来不及再跟其他美国作家交谈，就不得不告辞出来，坐进汽车跟大家一起到一个剧作家家里去参加另一个筵会。
还好，主入安排了一个接一个的酒会，主要目的并不是只为了塞饱两国作家的肚子，而是以吃为辅，以谈为主。以酒菜为媒介，便于感情交流，增进相互间的了解。我和美国工人诗人加里——斯奈德几乎是一见如故，很容易就把双方感情的距离拉近了。这次我俩的交谈却不是从文学开始，而是从各自的生活经历谈起。“工人诗人”是他自称的，而且强调自己当过伐木工、护林员、油船水手、电焊工等，现在是个农民。是“体格强壮的流浪汉”和“能够吃苦耐劳的无产者”。在这样的场合，周围是这样一群人，他用庄重的口吻这样介绍自己，使我感到惊奇和钦佩。他甚至指着剧作家豪华的客厅、丰富的饭菜幽默地对我说：“这一切都应诙是我的，不知为什么被他们抢来了。他们是吸血鬼，资本家。”
美国文学院院长、这次中美作家会议的美方主席诺曼卡曾斯似乎猜到了斯奈德的心思，对大家说：“请中国朋友不要误会，你们今天看到的不是典型的美国家庭。”大家笑了。
加里斯奈德于1951年在里德学院获得了学士学位，在这期间他还曾到印第安人部落里生活了几个月，他在精神上体验到一种需要要把生活中美好、超然、粗野和丰富的精力加以神化。这成了他创作诗歌的一个动机。他先后出版过八部诗集，多是描写美国西部风景，让自己返回自然，寻找超世的经验。
“我的诗为人民服务，为被压迫的生物服务，甚至为非人的生活服务。”他这样对我说。
他对东方的事物兴趣很大，曾将中国的诗篇和日本的诗歌译成英文，他还是大乘——金刚乘口传教义的佛教徒，他到过印度，在日本生活了12年和日本作家共同研究中国文化，1968年，和一个日本女子结婚，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又迁回美国。他丰富多彩的背景和经历引起了我的兴趣。他反复表示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非常想到中国去，却一直未能去成。
我深为他惋惜，随口而答：“这太遗憾了！”忽然感到身后有人轻轻地拉我衣袖，回头一看是我的一位女同胞，她善意地小声提醒我：“什么事呀，你竟用‘遗憾，这个词儿，在外交场合这是表示一种抗议……”
真叫我哭笑不得，只好轻声对她说：“这不是外交谈判，这是作家交谈，我有自己的头脑和嘴，请你好好照顾自己吧。”
我感到兴趣索然，决定回国后一定要写那篇文章一一《在美国见到的中国人》。
饭后主人弹起了钢琴，有人随着音拍敲响了手鼓，摇起了碰铃，其他美国作家又唱又跳。他们热闹一番之后要求中国作家唱歌，作家应该多才多艺，我知道冯牧唱程派青衣那是很有功夫的。只是没有京胡伴凑，不知他怎样起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