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勤华
林耀华教授是享誉国内外的我国杰出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他所做的社区研究、宗族与亲属制度研究，确立了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有关研究的经典范式。他的一生奉献于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以及新中国教育事业，他是公认的中国民族学泰斗和一代宗师。林耀华先生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生平简介
林耀华（笔名志贡、述真、子美等），（1910～2000年），福建古田人。林先生于1928～1937年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后，留校工作。1937年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41年末回到昆明，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42～1951年先后在成都燕京大学和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担任社会学系教授。1951年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停办，划分为劳动系和民族学系。林耀华教授领导民族学系。1952年秋，全国高等教育院系调整，燕大民族学系划入中央民族学院，林耀华教授从西藏回北京后也到中央民族学研究部任第二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林先生一生的成果包括20多本著作，150篇论文。
1．求学阶段的研究
从日本学者西泽治彦的访谈记录中我们得知，与林先生同时代的吴文藻先生的学生还有费孝通、黄迪和瞿同祖。林先生1935年提交的硕士论文《义序宗族的研究》，受到导师吴文藻先生的影响最大，还得到潘光旦和杨开道的指导。在义序做了第一次调查提交了硕士论文以后，林先生于1935年10月底到1936年1月底的三个月之间听了布朗的课，接着在1936年的《社会学界》第9期上，按照布朗的学说写了《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林先生在古田的调查是跟义序的调查同步进行的。1934年和1936～1937年间，往返式的而非系统性的调查，总共做了2～3个月。调查地点的真名是：古田县谷口镇岭尾村。出版的时候把谷口镇改名为湖口镇。谷口镇离古田县西南大约5里（在地图上有大约15公里）。把林姓改为黄姓。在古田做完调查之后，林先生带着调查资料经香港去美国，到哈佛大学留学。《金翼》的初稿是林先生在美国的1940年到1941年之间直接用英文写的。后来1941年回国，林先生也去了成都，在那儿改写了《金翼》的初稿。而1944年在美国，InstituteofPacificRelation出版了初版，题为GoldenWing：AFamilyChronicle。1947年英国版也出版了。从英国版开始，加了最后一章的理论篇。
2．川康北界、四土嘉戎的研究
1943年～1945年期间，林先生与李安宅先生合作研究四川少数民族，并建起一个川康少数民族调研基地。1944年夏天，林先生调查康北藏民的社会状况。1945年暑假，林先生到四川嘉戎地区做调查，随同的还有担任林先生助教兼研究生的陈永龄先生，当时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接受洛克菲勒基金委员会和哈佛燕京学社专款，指定委托林先生调查川康间的少数民族，四川省政府给予了调查的书面证明对嘉戎地区进行调查。此次调查包括川康北界的区域概况、嘉戎区域的考察情形、嘉戎土司的历史沿革、嘉戎土司的政治现状（原载《边政公论》第六卷第2期，第33～44页，1947年）以及川康嘉戎的家族与婚姻（原载《燕京社会科学》1948年第1期，第134～153页）等内容，并撰写成《四土嘉戎》一书，但此书稿交上海商务印书馆时，因全国解放未及出版刊行，据说原稿已遗失。而复写稿一份亦于十年浩劫中丢失。
3．凉山彝族的研究
《凉山彝家》的考察工作在建川康少数民族调研基地这个时期完成。1943年《大小凉山考察记》（文原载《边政公论》第三卷，第5、6期，1944年）体现了作者有意在凉山作文化的、教育的、医药的、宣传的各种以益于彝人发展的方法，甚感开发凉山为急不容缓之图。1975年林先生第二次上凉山，1984年第三次上凉山，先后写下了《凉山彝族今昔》、《三上凉山》和《凉山彝家的巨变》等力作。1991年，商务印书馆拟重版《凉山彝家》，希望先生酌量增补新成果。80多岁的先生难以四上凉山，遂委托出身凉山彝家的博士生潘蛟代行。潘蛟利用专业知识和广泛的彝家人际关系，带回了较之前先生三上凉山更加丰富的材料。师徒二人据此合写成《半个世纪以来凉山彝家的巨变》一篇长文，构成对凉山彝族1956年以来社会发展最为系统深刻的描述和分析。1995年《凉山彝家的巨变》出版。1998年，先生在其生前的最后著作《林耀华学术》中深情述说心愿：“我也希望后辈学者们能把这份情缘相传下去，不断有人去凉山，捎去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对他们的关心，并不断带回这份延续了几十年的人间真情。”
4．藏族的研究
1951年，林先生亲率宋蜀华和王晓义随军进入西藏调查，对藏族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展开实地调查。关于西藏工作队的组成及林老在西藏的行程，王晓义在《与林耀华老师及宋蜀华学长在西藏工作队的日子》一文中作过介绍。1952年林先生回京后调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工作，林先生担任研究部藏族研究室主任。他利用这次去西藏调查收集的资料加上研究室其他几位同事积累的资料，主持编写了《西藏社会概论》和《波密简述》等书。1952年林先生为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领导之一，兼任第二研究室主任。林先生在解放初期兼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社会研究所的前身是解放前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由陶孟和（1887～1960）任所长。燕京大学解放后，林先生请翦伯赞来开“中国社会史”课程，林先生时常与之接触，并在期间写出《从猿到人的研究》一书，由耕耘出版社1950年出版。
5．民族识别及学科建设工作
1950年暑假，林先生亲自率领来自北大、清华、燕京三所大学的20余师生赴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对蒙古族、达斡尔族进行为期3个月的调查研究。这次调查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由高等学校自己组织并包括了三个大学成员在内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也是社会学系的同学在解放后第一次到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调查。这在新中国民族研究的历史上是由林先生和陈永龄先生首开先河的。由于经费所限，调查成果只在1951年油印了若干份，报送有关单位和个人。直到1997年，这些报告才由呼伦贝尔盟民族事务局整理，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题为《内蒙古呼纳盟民族调查报告》。
林先生对于新中国民族识别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早在1953年初，林先生就参与了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的民族识别调查研究。他以自己民族学专业知识，对达斡尔族的传统文化进行探索，结合达斡尔人民族成分识别的依据，写下了《达呼尔氏族、亲属和民俗习惯的调查报告》，与傅乐焕教授从达人历史渊源的追溯、王静如教授从语言特征的研究，密切配合，作出达斡尔人非蒙古族的一支，而是一个单一少数民族的结论。调查组认为，根据调查和研究的结果，根据本民族自愿的原则，以及当前发展利益等因素，达呼尔人应该被承认为一个单一民族。1956年4月，国家正式确定达呼尔族为中国的一个单一少数民族，并统一书写为“达斡尔”。这次调查研究取得了识别民族应以族体的现状为主并参酌历史过程的经验。
1954年，林先生率领民族识别调查组赴云南省进行民族识别调查研究，调查达半年之久。他用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知识指导这一工作，主持编写了《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第一、二阶段初步总结》，把解放初期云南省自报族称260多个族体，认定和支系归并为22个少数民族，为多民族的云南省的民族成员结构的确定奠定了基础，为云南省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以及边疆的安定和民族团结做出了积极的贡献。50年代的后半叶，他与前苏联专家切博克萨罗夫一起赴粤北、海南、云南等民族地区进行考察。
1956年林先生与费孝通教授在《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一文中提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学完全能够为民族识别工作做出贡献。”同年，他又与费孝通教授联名发表了新中国第一篇有关民族识别理论研究的重要论文——《关于少数民族识别问题的研究》。这对中国的民族识别研究起着启迪和指导作用，影响极为深广。文章对斯大林民族四个特征理论加以研究，提出许多具有创建性的见解。同年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成立。翁独健出任历史系主任，林先生为第一副主任，傅乐焕为第二副主任。这就是历史系领导班子的所谓“三架马车”。
1958年林先生率领工作队去云南，响应1956年3月毛主席提示要在全国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号召。这次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之调查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动员人数之广，调查民族之多，收集资料之多，收集资料之丰富，影响之深广，意义之重大，不仅在中国是空前创举，而且也是举世瞩目的盛事。林先生与历史系其他领导响应中央的号召，紧紧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动员全系师生200多人投入调查研究半年之久。
林先生早在1950年初，就着手对“民族”一词的定义、概念和内涵等进行研究。他1963年发表的《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一文，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一词理论的系统研究。这篇文章中的见解，曾经对先前的民族识别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发表后产生的影响也广泛而深刻。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先生不仅把所有的积蓄都交了党费，而且一点儿也不计较在那场运动中个人遭受到的冤屈和不公正的待遇。“文化大革命”后，林先生对新时期的到来充满信心，并马上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与科研工作中，特别是为回复民族学专业和国内第一个民族学系而与同仁们不懈努力。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林先生从“五七干校”回校，参加新组建的民族研究所工作，出任研究所所长，在此期间，林先生为民族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大量工作，尤其对民族学科建设的基地——建立民族学系更是不遗余力，终于在1983年中央民族学院正式成立民族学系。
1984年，林先生又一次从理论上对云南省的民族识别加以总结，写下了《中国西南的民族识别》。他在文章中以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指出：“根据我们工作的经验，在进行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过程中，民族学工作者必须与语言学工作者密切配合，当年西南地区的识别调查研究就是由我领导的民族调查组与傅懋勣教授领导的语言调查组密切配合进行工作的。”80年代，林先生在《新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与展望》一文中，根据几年来亲身的经历，列举出新中国民族学已完成的十几项任务之余，特别强调开展对汉民族的研究。这个思想早在1956年《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一文中已经提到。与此同时，林先生还撰写了《民族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0年初版，1997年修订版），大力宣传中国民族学的任务、性质、研究对象、方法、范围、理论体系以及民族学在新中国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等，为建立和发展民族学奠定了基础。他为创立民族学系，特撰写了《创立民族学系，培养民族学人才》，在文中指出：“要使我国民族学这一新兴的学科不断前进，并要填补‘十年浩劫’摧残人才的缺陷，培养大批民族学人才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要培养的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人才，是又红又专的民族学工作者。”他特别强调：“民族学研究是在党的领导下，结合民族工作和革命实践而发展起来的，它是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的一门科学。”由上述可见，林先生为建立和发展民族学奋斗终身，做了大量的工作和重大的贡献，被誉为中国民族学重要的奠基人之一。
6．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会议
林先生参加过很多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包括1941年参加在美国波士顿城召开的《应用人类学》第一届会议。1956年出席苏联列宁格勒召开的《全苏民族学会议》。1979年应教科文组织下属联合国大学之邀，出席在墨西哥城召开的“拉丁美洲区域会议”，并应墨西哥国立艺术研究院之邀，出席在塔巴斯科州召开的《我们时代的文化和人道主义的前景》会议。1981年应日本外务省国际交流基金会之邀赴日访问，被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聘为高级研究员。1982年赴美出席“美国民族学会140周年年会”，在此学会上林先生发表了关于罗罗（彝）族的论文（载于TheProspectsforPluralSocieties，DavidMaybury-Lewised．，1982，A．E．S．（AmericanEthnologicalSociety））。由美国Wenner-Gree基金会资助，在哈佛、耶鲁、卫士礼。密执安等大学讲学。1983年参加中印友好代表团访印；出席在日本东京和京都召开的“第31届亚洲、北非人文科学会议”；参加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第9届亚洲历史学家国际联合会议”。1984年参加在曼谷举行的《泰国研究》第一届学术会议，并在朱拉隆功大学讲学。1985年出席在东京郊区大矶市召开的“东亚前景规划研究会议”。1986年参加在英国伦敦及南安普敦召开的“世界考古学大会第11届会议”。
二、主要著述及其内容
1．著作
⑴《凉山彝家》，林耀华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这是一部实地考察的报告，依据作者亲自搜集的材料，叙述以家族为中心，考察与家族有关联的其他方面的生活。第一章区域标明考察的地理范围，第二章到第五章叙述社会团体从大到小的机构，因氏族、亲属、家族与婚姻乃系夷家一个连串的组织。第六章到第九章描写夷家及方面主要的生活枢纽，经济、阶级、冤家与巫术，都有特点的表现。通过对彝人体质的测量与观察，确认彝人属蒙古人种；对彝人语言文字进行收集记录；择定彝人两个氏族社区为样本，特别细致地考察和分析其物质文化、社会组织、亲属制度、宗教信仰等彝人文化特征，“特别在亲属称谓背后一套人与人的关系的行为惯例方面，为前人所未考究者。”所有这些都记载在《凉山彝家》这部民族学名著中。
⑵《金翼》，林耀华著，三联书店，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