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劲涛
1986年，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先生（Ｄｒｕｃｋｅｒ）提出一个新的概念 ——— “社会创新 ”，备受政府、社会机构的重视。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创新”在普通民众中的普及程度日益提升。现如今，“社会创新 ”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一个炙手可热的热门词汇。如果说2003年创刊的《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只是学者们争相研究的学术期刊，并未对整个社会产生多大影响，那么2004年伯恩斯坦出版的《如何改变世界》一书则将 “社会创业家 ”的形象鲜活地描绘在世人面前，“社会创业家”由此成为无数民众追求的人生目标。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 ·尤努斯（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Ｙｕｎｕｓ，他也是格莱珉银行的创始人），他创造出的 “小额贷款 ”模式风靡世界，成为社会创新领域的风云人物，被誉为 “穷人的银行家 ”。2009年，上任不久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在白宫成立了 “社会创新办公室 ”，促进社会创新由此上升到美国政府常态性工作层面。在我国，创新社会管理写进了 “十二五 ”规划，并且提出了 “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合力 ”的重要目标。构建创新型社会由此也成为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着力抓好抓实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应该看到，社会创新是适应社会服务方式转变的客观需求，也是社会服务方式转变的重要体现。现如今，人类已经迈进了信息社会的门槛。信息化社会同时也是一个传媒化生存的社会，人们在各种媒介所构建的传播体系中工作、生活和交往。在信息社会，信息传播媒介已经成为社会创新必须依赖的工具和手段，因此它在促进社会创新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构建传播媒体的立体网络，满足当今社会人们便捷接受媒介信息的需求，已经成为形成社会共同体的重要力量。通过传媒产业的转型升级，促进社会新环境的改善和要素的聚合，不断提高传媒服务于社会发展的能力，助推各种社会创新行为的可到达性和普及程度，能够促使社会创新形成良好的连锁反应，形成有效的传动效应，最终达到不断巩固和放大社会效果这一目标。可以说，现代传媒的转型和升级，和社会创新休戚相关。
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2016年我国文化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预期目标。这就意味着我国文化产业规模将由2010年的1.1万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2.75万亿元，年增长率超过20％。传媒作为文化产业核心之一，按照以上目标，未来几年将是我国传媒业的黄金发展期几乎无悬念。
不断提升社会创新能力是我国当前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包括传媒在内的文化产业又要成为我国的支柱性产业，社会创新和文化传媒这两个领域对我国未来社会的重要影响不言而喻。因此我们认为，把社会创新新发展和文化产业升级转型勾连起来加以深入研究和实践推动，应该是一件非常值得我们尝试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开始着手展开社会创新发展和文化产业升级转型这两者之间关联性研究，并积极推动研究成果向着指导实践方向得以孵化的原始初衷。由此我们规划出一套将这方面勾连起来的丛书 ——— “社会创新发展与传媒产业升级丛书 ”。
“社会创新发展与传媒产业升级丛书 ”也是陕西广播电视台近期推出的创新性研究成果之一。为了积极响应文化体制改革的有关精神，努力实现做大做强传媒产业的既定目标，近年来陕西广播电视台启动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把实现传统传媒成功转型升级作为重要目标。2012年，陕西卫视的运行机制作了重要改革，成为陕西广播电视台通过机制创新探索传媒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领域。在陕西广播电视台对陕西卫视采用新的运营模式探索创新发展的决定做出不久，我们就着手组建陕西卫视华夏文化研究院，为陕西卫视的创新发展构建一个科研平台和孵化基地。对于陕西卫视华夏文化研究院规划出的一些专题性的研究课题，我们遴选一部分放在 “社会创新发展与传媒产业升级丛书 ”中予以出版。这些成果大多创新性较强，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我们把他们奉献给社会，旨在抛砖引玉，能够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业内人士和广大读者加盟到关于社会创新发展和传媒产业升级的研究和探讨中来，为我国社会创新发展，为传媒产业的转型升级奉献出我们的智慧。因此，我们也希望能够和更多共同关心社会创新发展和传媒产业升级的各界人士保持广泛联系，不断完善陕西卫视华夏文化研究院的功能，提升它的孵化能力，使之成为那些关心社会创新发展和传媒产业升级的科研机构、业内机构和社会人士携手共进的舞台。
（作者系陕西广播电视台副台长、陕西卫视总监、陕西卫视华夏文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