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栋林
甘肃回族文学应该说在我省的文学事业中，发展较为缓慢但扎实稳健（这是和本省汉族作家以及其他的少数民族作家的成长相比）。从建国到现在的五十多年中，甘肃出现了二十多位男女作家，可以说屈指可数。他们的创作历程也都艰难曲折，长期与青灯做伴。他们的创作一般都经历了三个创作阶段：一、节日文学。二是一心潜入生活而又带着一些久而形成的框框来写作。三是摆脱了一些束缚，进行有真正文学属性的写作。可以说，甘肃回族文学的螺旋发展与我们社会的文学主流文本的曲折发展几乎是同行同步的。这要归咎于一个相同的原因：这就是回族作家诗人们尽管在生活中有时必须使用宗教语言，但甘肃绝大多数回族作家是用汉语来写作的，他们使用的艺术坐标大致是汉语言文学的坐标。这就决定了回族文学在思想、心理、美学追求、艺术技巧、语言等方面有别于其他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作家在许多地方有着相同点而又在一些微妙的细节方面有着迥然的差异。当然，这种差异最本质的还是他的民族的独特性所决定的。换句话来说。就是回族作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遭遇了许多的尴尬、无奈或者说是艰难险阻，观念的解放必须打掉两层枷锁：即如何回归到文学的应有的属性之中；如何使社会、世界、尤其是自己的民族接纳、认可、欢迎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
像《穆斯林的葬礼》这样的作品，虽然得了奖，在兼顾文学的应有属性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实践，但它却在尊重民族的特性及感情方面，还有不足和遗憾。而张承志以笔为旗，深入西北，开掘本民族的宝贵文化资源，为读者捧出了《金牧场》、《西省暗杀考》、《心灵史》以及大量的以民族生活或者说是民族曾经历过的许多苦难为内容的美仑美奂的散文，使得中国的回族文学真正带有了旗帜性的张扬。当然，我们也毫不隐讳，张承志在他的文学实践当中，在感情上是有一些偏颇的地方，但他的主流本质是为我们利用我们民族的自身文化资源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而作出了很好的表率。这又是与霍达极为不同的地方。
甘肃的回族作家因所处的地域生活环境，对自己民族的心理、习惯、文化观念等有着更深的了解，同时他们又从张承志与霍达文学创作实践的经验教训上得到启示，使得他们从一开始就冷静理智地注意到了我所提到的第二点，首先是考虑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尊重并爱护自己民族的特性及美德，像吴季康获得全国第二届民族文学评奖一等奖的短篇小说《有那样一排白杨》及他的其他中短篇小说《斋月》、《哑者》、《守望坟茔》等就充分注意到了这二者，作品一问世就受到了社会各界包括自己本民族读者的赞扬。
甘肃回族作家和甘肃其他的少数民族作家一样，有着坚守良知与理想的美德，他们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的确不能与有一些着名作家如张承志、霍达、陈村等相比——他们甘于寂寞，在社会转型的大潮中，一直守望着自己的精神家园，站立在文学舞台的楼梯口，静观着舞台中央的物是人非、涟漪点点，更没有涂上文化口红和香水去招摇过市。所以说他们中的好多人几乎都被文学圈的人遗忘了，尽管他们一直以笔为犁。
造成这种境况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少数民族作家及其创作缺少更多的关注。本来，文学已经无可奈何地走向了社会的边缘，而少数民族文学从始发到现在不可争辩地处于弱势的位置，在文学下滑的惯性中只能是被螺旋推至更边缘的位置。这种位置在世俗的惯性支配下更加边缘化，大多作家的作品更加被漠视被忽略。
在这里，甘肃的回族作家都深深感谢宁夏文联杨继国先生、宁夏大学文学院的魏兰先生，是他们在先后出版的《中国现代回族文学史》及《回族文学概观》两本着作中向中国社会各界、向世界推介了甘肃的数十位回族作家和诗人。他们与他们所代表的专业机构显示了一种久违了的亲切和善良。
在文学原有价值道德标准被屡屡颠覆，坐标多元，商业化操作日益膨胀蔓延的情况下，原有的坚守可以说是很脆弱的。因为前些年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不少报刊对于民族作家的作品和写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采取了绕行躲避的态度，不少回族作家的作品因此而失却了好多发表的机会。所以说，回族作家离文学的起跑线不是很近而是渐行渐远了。
尽管困难很多，但甘肃回族作家及其他的少数民族作家还是从透出的几线曙光中看到了希望，他们用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精神状态进行辛劳的写作。可以说是硕果累累。岷县的作家马步斗写作几近四十年，从上个世纪到现在，他创作了八部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平均每五年磨一部，为了写作得了一身病。我们从《大梁沟传奇》、《李家铺外传》、《太平寨》等百多万字的作品中，得到了一种昭示，这就是用不惑的创作去争取读者，因为读者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是作品的最终法官。而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走进甘肃文坛的作家赵之洵、杨光荣、周梦诗、女诗人张杏莲则耕耘不止。杨光荣把自己的文学触角伸进了民族的宗教生活之中结集出版了《环球卡尔白》、《朝觐的日子》两本散文集。这两本散文集一问世，首先在西北的少数民族尤其是穆斯林群众当中产生了很大的效应。读者不仅从作品当中得到了文学愉悦，同时这两部作品又成了中国穆斯林朝觐的指南工具书，可以说是集趣味性、知识性和宗教文化于一体的文学作品，被有的评论家评之为是“继《穆斯林的葬礼》、《心灵史》之后中国回族文学创作的第三个里程碑式的作品”。而与杨光荣先生几乎同时走上甘肃文坛的女诗人张杏莲，也出版了她的诗集《星月下的穆斯林》，她的诗作也引起了不少专家和读者的好评，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在读完他的诗后欣然为她的诗集题写了书名。回族作家多思、达乌、周梦诗、买鸿昌、李志坚、雍桂英、陕海清、韩慧群、马琴妙、马频、敏奇才等也创作出了一大批有着民族特色朴实醇香的中短篇小说，如《马家巷人物》系列、《血秋》、《斋月的日子》、《麦麦出嫁》、《血耻》等等。这些作品见诸于《民族文学》、《回族文学》、《朔方》、《飞天》、《甘肃民族文学》等刊物，可以说，这些中短篇小说的思想性、艺术性、民族性以及透过作品浸透出来的美感都可以和一些当今优秀作家的作品相比，在创作观念、技巧、语言上都可圈可点。同样，甘肃回族作家的散文和诗歌的创作也有了大面积收获，老作家赵之洵新时期以来出版了六本散文集和诗集，老学者郝苏民出版了散文小说集。女诗人沙戈出版了多部诗文集。张家川县的老诗人毛敬文出版了两本诗集，省直的散文家李荣珍出版了两本散文集。临夏的高志俊、马琴妙、马黎明；甘南的敏彦文也有着作问世。宛廷聚、杨建民、邸广平、杨文炯、马朝霞、海红霞、马玉兰、马文东、马东平、张玉兰、丫丫等新老作家也屡有作品在省内外发表。值得一提的是回族有了自己的文学评论家，西北师大的肖金龙还受聘于英国的一家高等院校，参与文学的研究。
近十年来，甘肃回族作家的各类文学作品因我在前面提到的一些原因，大多在《民族文学》、《回族文学》、《朔方》等刊物上发表，虽然也有若干篇什被一些选刊所选载，有了一定的影响。但客观地说，因为种种的因素，这个影响太微小了，面临比主流文本创作困难多出一倍以上的回族文学创作陷入了困难，在甘肃文学舞台楼梯口徘徊等待的甘肃回族文学队伍被一股股新的文学浪潮和不规则的文学竞争挤得离舞台中央更远了。以致他们的作品在圈子里得不到很好的阅读或是推介，当然就更谈不上研究了。
清淡如水，也似乎成了甘肃回族作家创作上的一注动力。他们只为自己认为的写作目标而写作，从题材、技巧、艺术的各个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更为广大的领域，不少作品却引起了外省一些评论家和研究机构的深切关注，像吴季康的小说集《忧伤的红绒花》、《古渡残月》、《魔鬼山谷》、《斋月》；多思的中篇小说《断云岭》、《12号高地》、《绝密681》、《骑兵第八师》、《最后一个活口》以及长篇小说《2032——幻想之战》；马步斗的长篇小说《太平寨》、《米州天下》；买鸿昌的中篇小说《穆撒与阿倩》、《血秋》、《闪闪桥》以及杨光荣、李荣珍等的散文、敏彦文、高志俊等的诗歌等。于是，就有了我在前面的对杨继国先生和魏兰先生的由衷感谢。
墙外开花的甘肃回族作家应保持那一贯的自然的写作状态，同时注意去使用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和积极努力去争取一些平面媒体与载体的支持，力求用一种立体的文本姿态而不是用单一的纸本文本去适应今天的社会，去参加现今的这一场甘肃文学的马拉松竞赛。
当然，这还需要甘肃的回族作家们付出更为艰辛的劳动。可以相信，终归有一天甘肃的回族文学会走进文学的舞台之中。
（作者：《甘肃文艺》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