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生数不清做过多少场梦，白日的和夜间的梦。白日的梦却真是胡思乱想编成的，使我一次次猛地惊醒，告诫我自己早已力不从心，毕竟是将走到最后一段路程了，有时活着也宛如死去，不想也罢！夜间的梦呢，倒真的是在做梦，死去的人都活过来，像以往一样地谈心，调侃，写信，作诗……但这两年却是每夜做梦，醒来竟然悠忽掠过，忘得干干净净，只记得又是迷了路，踩着泥泞却又找不到家，或是谁、谁、谁来过了，只留下声音，再过一两分钟全没了！梦想的，梦见的，还有在记忆中生了根的、摆脱不掉的种种情节都缠在一起，真是所谓“魂牵梦萦”。总觉得有些事情明明是曾经经历过的，却又怎么那样像梦？！一场场的，挥之不去，只好用笔试着记下来，似乎又像是眼前脚下摆着一堆垃圾，我仿佛是一个捡垃圾之人，在拨弄着，希望能翻出一星半点闪光的东西，至少是有用之物……
我对朋友笑说，真的，七八年前我还能自己到处溜达，怎么就没想起走到离我家不远的上海路那边找一下当年的“绛舍”呢？现在不可能了，也不会有哪个热心小友帮我寻觅那个曾经在六十年前存在过的小小门面房！我从来没注意过当年的门牌号码，我哥杨宪益当然更记不得了。我只记得当年路边曾有一个简陋的两层小屋，绝不是西式的小别墅，只是马马虎虎地粉刷一下，有一块不起眼的小门匾，上面写着红色的大字——“绛舍”。
我打开我哥写的一些旧信——感谢我那位细心小友帮我把那一沓乱七八糟的旧信清理一通，然后平平整整放在文件夹里——我这才回忆起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哥还在信上说起关于“绛舍”的事。写信时他已七十挂零，而我当时也有六十四五岁了，只是偶然间提起往事。那时正是一个让我们这些曾经拿过笔杆子的舞文弄墨之人似乎已死去多年却又复苏的年代，创作灵感缤纷而至。我的笔尖就在我那所谓“创作计划”中落下了“绛舍”二字。
我至今还记得六十年前我哥神经兮兮地对我说：“去看看我们在上海路开的一个小古董铺，就在美国大使馆附近，好玩得很。店名叫‘绛舍’。知道吗？‘绛’者红也。”
好奇心驱使我想去看看那个什么“绛舍”。其实帮他出点子的还是我哥在中学读书时的同窗多年的好友廉士聪。廉那时家境困难，上有老父、下有妻儿，抗战后从天津到南京投奔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来了，因此也进了国立编译馆内我哥主管的“编译委员会”，虽然我们都不是什么“委员”。廉一向工作勤勤恳恳，而且细心。当我哥和他在商量着如何能为国家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之事时，哥提到“狡兔三窟”这个典故，这是他素有的幽默。廉就建议开个小古玩店。有个落魄的彭公子正在失业，他也是个大学生，抗战时期在成都认识了我哥。这时就派他做经理，廉的老父在天津开过店铺，很有经验，就当了“老板”。开店的本钱是他们大伙凑的，当然主要是我哥，一辈子慷慨仗义、乐善好施的书生。大家兴致勃勃，起店名时，我哥脱口而出：“咱们天津从前不是有个‘紫房子’吗？那是专卖文具、图片、信纸、信封的，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咱们干脆叫‘红房子’吧！”廉忙提醒：“‘红’字不妥，有‘赤色嫌疑’。”我哥笑起来，又提出“‘绛舍’如何”。他想起在重庆北碚的日子，灵感来自老同事、友人梁实秋。梁当年借住在吴景超夫人龚宜雅的房子，美其名曰“雅舍”，那里的确曾是北碚从平津到内地的文化人雅集的一个好去处。
当然不是为了赚钱。表面上是做生意发洋财，因为那里靠近美国大使馆，那一带有不少洋人来来往往。哥一向爱好收集金石书画，免不了为了“好玩”也淘来一些赝品，堆在家里不如摆在店里装装门面。也还有朋友们加入干股，我根本不懂什么入股，只记得哥对我说：“我也给你算了几股。”当时我为我不用出钱就成了“股东”，还得意了一阵。他们的真实意图却是把“绛舍”当作“僻静安全”之处，大家可以在楼上碰头，也应了“狡兔三窟”之含义。
两三天后，一个晴朗的下午，我约了朋友漫步到上海路东找西找，终于找到了这个“绛舍”那真是一个极小极小的门面，仅仅粗粗地油漆粉刷一下，开着两扇小门，门头上设了一个门匾，上面龙飞凤舞两个大字“绛舍”。我们进去后，却见天花板低低的，屋后有一个窄小的楼梯，可以上楼。楼下小屋两旁安放着玻璃橱柜，里面有一些古玩、金铜玉器小摆设，三面墙上也挂满了明清字画，布置得简而不俗，反正有真有假，琳琅满目。我们又上楼去参观一番，那里只有一小床一方桌，一只放着洗漱用具的脸盆架。桌边有四把木椅，以及条凳，桌上还摆着茶壶、茶盘，上面几只茶杯，俨然是居家过日子的样子，算是给老板或经理有时过夜的吧，也许可作为“股东”们一个“聊天”的场所，反正其觉得这地方真好玩。我对于做古玩生意当然外行，有兴趣的还是楼下几件小玩意儿，管它是真是假！我怎么会知道在如此简陋的“办公室”兼卧室里，经常有人在这里商议国家大事，他们小声传达着来自各方的消息，兴奋地叨念着：“ 天快亮了！”
楼下的几个年轻人正在忙忙碌碌地布置这个小店，我认识他们。我的同事们似乎兴致很高，他们是幻想着有一天发财，腰缠万贯显摆一番，还是在等待着迎接另一种新奇的生活？我看见了邵恒秋，这个看来颇有城府的学者型的中年人。我跟他始终没法熟起来，他看来总是不苟言笑，十分严肃的样子，像是个领导，当然也还不像有什么官气，但我从来不喜欢接近摆架子的人，因此我看到他也在那里指挥着，既是哥的朋友，我当然也保持对他的尊敬，只点一下头。
我在众人中发现了拄着双拐的萧亦五，他正在煞有介事地指挥着：“挂这儿，往上点，再往右挪挪……”我还是一九四四年在重庆北碚时在哥哥家认识这个朋友的。他是个在那时候被称作“荣誉军人”的失去一条腿的单身汉。在当年的淞沪战争中，他正在十九路军蔡廷锴的领导下成为抗日的一名士兵，不幸被日本鬼子用达姆弹打中了一条腿，在山沟里躲藏了两三天才被发现，被送到南京文昌桥附近的一个伤兵医院，锯了半条腿，连膝盖也锯掉了。这之后辗转到了后方汉口，幸运地遇见了老舍，老舍看到这个流落街头的“荣誉军人”，以后熟了才发现他在通俗文艺方面有兴趣，便把他安置在国立编译馆通俗文学室学习整理资料。在这里，我不想多讲他一生的遭遇，八十年代，我曾写过《逝者如斯》来追念这位老友一生的起起落落——新中国成立后在南京当过戏曲改革委员会主任，风光了两三年，然后又荣任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一职，这时更是满脑子雄心壮志，忘乎所以。到一九五七年突然沦为右派分子，从此一蹶不振，在惶惑不安中过了二十年，没等到“改正”就“走了”。
真的，那些忙忙碌碌的熟人早就一个个全逝去了！我记得“绛舍”当年也没有维持得很久，从来没有门庭若市的热闹情景。登过一个英文广告，赚洋人钱，洋人一撤，生意也难做了。悄悄地开张，又悄悄地关门。我虽然算是股东之一，却从没兴趣问问这个店是赔了还是赚了，只是有一天我哥叫我去看看喜欢什么，可以拿走。哥给我一幅裱得完好的巨大的唐伯虎画红佛像，当然是赝品，但哥告诉我这幅画可能是假的，却很值钱。我喜欢它的巨大，就卷好收起。“文革”初期我用它挡住小书房内的壁橱门，使红卫兵看不出这后面还有“密室”。当然它最后的下场还是不知流落何方！另外我要了一个象牙制的半个巴掌大的小算盘，做工极为精细。另一块白玉扇坠，也是很细巧的玩意儿。这两个小玩意儿在当年也就送给了而今早已离去的朋友。
“绛舍”在哪里？当然早拆了！这个原本是古老的六朝古都、民国时期人才荟萃的著名文化城市在绛舍开张后第二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很长的一个时期，人们摒弃了过去，只是凭着主观意志塑造着未来。在这个城市里，数不尽的民国以至明清甚至再之前的宝贵文化遗产，都被斗大的“拆”字涂上了墙壁！
都是太遥远的往事了！就连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重新开始挖掘出来的那些国宝级的“出土文物”，那些幸存者，这些年也一个个“走了”。前几年我问我哥：“现在‘绛舍’的人除了你还有谁活着？”他摇摇头想了想说：“好像只有邵恒秋还活着。”……好像是去年，他在电话里说：“听说邵恒秋也死了！”
那几个忙忙碌碌的人，那个挂着“绛舍”的红色门匾，那个小小的古玩店，都消失了，却还存活在我们的记忆库里，不会有人走进来用白粉涂上一个大大的“拆”！这真是个奇迹！留下一个绛色的梦，不停地向我们弹唱着“绛舍”的故事，还有那低促的激动的声音，他们在互相提示着，嘱咐着：“天快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