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英文课本中读过罗斯金、格尔斯密，还有斯威夫特等英国作家的几篇散文，也读过W.司各脱、渥兹华斯、格雷、雪莱、拜伦与济慈等的一些英诗。然而我所阅读的大部分西洋文学作品都是课外读的。那时在法租界有一家书店专卖外国书籍。书店名为秀鹤书店，是一位名叫林秀鹤的福建人开的。他大概是在香港学过经商。因为他相当有才智，而且是新派思想，他知道如何从海外订书籍。我总是在一星期内隔一二天便去那书店看看他的书，买几本，或者浏览一下他的各种书目，通过他订购一些书，海外的书籍在两个月内便可准时到达，我可用中国货币付书款。起初我只是对少儿读物感兴趣，如格林兄弟的童话、安徒生童话、王尔德的童话、路易斯·卡罗尔的《阿里斯漫游奇境》、《镜中记》、巴里的《神童彼得潘》、斯蒂文生《宝岛》、威尔纳的《海底两万里》等等。我觉得哈葛德的冒险故事也让我着迷。后来我读了许多大仲马的历史小说，如侠隐记系列小说，从《三剑客》直到《铁面人》，以及《颇图斯之子》。这时我上了高中，我能够快速地读一些英文书，也读了一些西方文学作品的英译本。要把我所读过的书一一列举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总是一天读一两本书，包括著名欧美小说家、诗人的大部分作品。通过英译本，我非常喜爱古希腊文学，但是我在天津无法找到一位能教我希腊文的老师，我向往到海外求学，这便是使我到牛津大学去学古典文学的一个原因。那时我也开始对政治感兴趣了，我觉得我有强烈的爱国情绪。我读了意大利鼓吹改革的G·马志尼的书《人之职责》的英译本，我愿以他为榜样。在我去伦敦之后，我买了他所有著作的英译本，我贪婪地读着，这是在查林横街的一家旧书店找到这些书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查林横街与涛腾汉法院大街之间那些书店里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书籍。
在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青年学生有着十分强烈的排外情绪。1923年就已经有过一次抵制日货的活动，因为中华民国才成立不久，袁世凯在位时竟与日本订了秘密条约，割让给日本一些租界，并还允许中国行使某些特权，当条约公之于众时便遭到废除，并引起了公开的骚乱。1925年上海学生和工人又一次组织了同样性质的运动。那年五月三十日租界的英国工部局开枪屠杀了几千学生和工人，这就是五卅惨案，从此每年到那天，中国学生和公民都把这一天作为国耻日来纪念它。因此当我还是一个初中学生时，我和其他同学便组织罢课。拒绝上英国教师教授的课。我们至少这样干过两次，学校陷于瘫痪，我们的英藉校长哈特博士大为光火。学校当局威胁说要开除所有参与的学生，但由于我是领头的，而我又不是可作为惩戒的一个好学生，我的家庭很富有，在天津有很有名，终于不了了之，而我在我们同班同学中却获得了更多的威信。
1931年驻扎在中国东北几省的日军袭击了当地中国军队，开始占领东北领土，在长春成立了傀儡政府称为满州国（满州王国）。已逊位的满族末代皇帝做了傀儡国家首脑，在东北四省组织起来的中国爱国军队抵抗日本侵略挺进，然而蒋介石中央政府正全力以赴攻打华中与华南的共产党，根本不去支援爱国军队。全中国发出怒吼，特别是在华北，都行动起来抵抗日本侵略。在我们学校，每天上课前，我们自己花钱请来几位退伍军官给我们许多同班同学讲授军事训练。在那年冬天，我们坚持了两三个月在操场上进行军事训练。当然这是一种没用的企图，我们这伙人越来越少，最后我们终于放弃，但是我坚持到最后的。我总是早早去学校，在上课前我早去不止半小时，我家里人并不知道这事，或至少他们没阻止我那有勇无谋的姿态。我和其他同学还有老师也为北方游击队慷慨解囊。
第二年，1932年，日本又在上海制造事端，袭击了我们当地驻军十九路君。上海的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延续两个多月的苦战。我们每天焦急地读报纸上的战争消息，只要是有了打胜仗的新闻，我们便把这好消息传给朋友邻居，而且还欢呼不已，全国都在捐款给上海前线支援我们的爱国士兵。中央政府却又是毫不支援，最后十九路军不得不撤离上海，但那时日本还没有做好占领扬子江流域的准备，他们还得巩固他们在东北的掠夺，于是他们签了一个停战协定，暂时也撤离了上海。那时我刚上高一。在这个时期，由于中国人民爱国思想高涨，在天津当地军警同日本人之间也不时发生冲突，因为我们家为了安全起见，也决定卖掉日租界的老宅，搬到法租界去了。
撇开那些幼稚的、急躁的爱国活动，那时我主要的兴趣还是读诗写诗。我读过大量的中国古诗，从最早直到近代。清末像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所写的具有爱国内容的诗给予我强烈印象，我就写了一些模仿他们风格的诗。我记得有一首是我写我从一家店铺买来的一座意大利石狮像，在诗中我写到意大利共和国的建立，还提到G.马志尼，我将意大利和中国比较一番，这诗后来丢失了。我写的另一首咏雪的诗是受我读过的一首雪莱的“夜莺颂”的启发。诗中我将飘落的雪花和诗歌、音乐，和战士，和革命烈士等等相比，诗的最后几行表达我的愿望，说我将有一天现身于革命，要把这充满污垢的世界清扫一番。当然这正是一个十几岁男孩幼稚的梦想；我那时不过十七岁，但这却显示我早年狂热的爱国与向往革命的情绪，大概也显示了我日后将要走的道路。这首诗我还保存着。这是在几年前我一位旧日的同学送还给我的，我们那时经常在一起写诗，他当时把这首诗抄了一份保存起来了。
那时我也读了大量的西方诗歌。起初我只对美国诗人朗菲罗和英国诗人丁尼生有兴趣，因为他们的诗对于一个中国学生来说，是最容易读得懂的。后来我读了浪漫主义时期的拜伦、雪莱以及其他诗人。在我中学快毕业时我主要是对法国诗人如波德莱尔、瓦勒希、兰波、戈提耶与马拉美的诗感兴趣了。许多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由于这样那样的缘故，好像对那个时期的法国文学特别感兴趣，据我所知有不少朋友都是这样的感觉。我记得那时我喜欢的一本书是戈提耶的“莫班小姐”，这书并不能算是很了不起的文学名著，那时我又尝试把我喜欢的诗译成中国古诗体。我记得最早的一次尝试翻译是朗菲罗的诗，然后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短歌，如《暴风雨》中的“五噚的水深处躺着你的父亲”，然后又是希腊女诗人莎孚的一些诗篇。当然她的诗从英译本转译的。这是我在文学翻译方面萌发兴趣的开端。我忘记提起的还有密尔顿的《欢乐颂》和《沉思颂》，我也把这两首译成了中国古诗。
1933年我十八岁，我记得那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我们学校来了一位新校长是中国人。这以前的校长是英国人，一位年老的教会教师哈特博士，但那时当地中国当局规定学校必须立案归中国，我们应该有一位中国人担任校长，因此学校决定请黄作霖先生（即黄佐临）来担任新校长。黄先生才从英国回国。他是来自曼彻斯特的大学生，他在那所大学攻读戏剧。他在我们学校只呆了一年多。后来他又回到剑桥研究西方戏剧文学，之后又回国当了大学教授，以后他成为戏剧权威，也是中国最优秀的戏剧导演之一，他还健在，现在已八十多岁了。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正人君子，我深知他，对他非常钦佩。他当校长那一年里，开始我还一度跟他对立过。为了纪念一个国耻日，我们学生组织了罢课一天，我是个头儿，这时他作为新任命的校长，就出面叫我们终止罢课，不然将面临不好的后果，我就与他公然对抗，当然我们后来认识到他的确是个好人，事情就这样完结了。那年在天津，他还用英文写了一出历史剧，是关于战国时期吴王夫差被美女西施所惑，最后失去王位的故事。这出戏在一所实验场演出，只为有限的观众演出两三场。这剧场大概是位于天津英租界的英人所建的“戈登堂”（Gorden Hall，那里常常有为上层社会演出的西洋戏剧、歌剧或芭蕾舞等），男女演员全都是没有舞台经验的业余戏剧爱好者，但他们必须能说英语，这些年轻人都是从不同的学校里挑选出来的。扮演女主角的女孩叫玛德琳·张（Madeleine Chang，学名大概叫张美如），是我同班同学罗伯特·李（学名李亚福）的未婚妻。分派给我的角色是一个在君王自杀之前命令他投降的士兵，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在舞台上演戏。我至今还记得我只有一句台词，所以这是很不重要的角色。当我，这个兵士，手拿着刀冲到舞台上时，他用英语严厉地对君王说：
“放下你的刀吧，爷，不需要在流血了。”然后这个国王狂乱地等着我，意识到一切绝望了，便扑向他的刀尖死去。后来当我还在英国牛津大学当学生时，我到剑桥去看黄先生，还提起这事当作一个笑话，我们俩为这事痛痛快快地大笑了一场。
1934年我中学毕业，准备考进一所中国大学。那时中国有好几个不错的大学，在北京最有名的大学就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我想进清华或北大，但燕京的入学考试早一些，而且由于燕京是一个美国教会办的大学，同我们中学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中学毕业生成绩优良便只考英文、算术和智力测试（I.Q.，intelligcnce quatient即智力测验）三门，我考了之后，看考卷的老师认为我的智力测验和英文都是优，便说我可以跳级，直接上二年级。无论如何，我还是想考清华和北大，但是发生了另一件事，这改变了我全盘打算，而使我去了英国。
在我的学校里有一位年纪大的英国老师，姓名是C.H.B.朗门。他教物理及其他课程，他的妻子教英国文学。他们俩非常喜欢我，把我看作是他们的得意门生。那年朗门先生打算回英国休假。他计划作一个环球旅行，横渡太平洋去美国看看，然后从美国西海岸在美国大陆旅行到东岸，再乘另一艘船渡大西洋到伦敦。他提出带我去伦敦，在考进英国大学之前，先给我找个私人教师教授希腊文与拉丁文。我的同班同学罗伯特·李（这是他的英文名字。他的本名是李亚福）也想跟我一起去英国读书，所以我一路上都有几个可信赖的旅伴。我母亲认为这个想法挺好，我家里有的是钱，而且换外汇也是非常优惠，我可以用四块钱换一英镑（以后人家需要八块多换一英镑），因此用钱方面我是用不着担心的，我家供我在英国留学好几年并不难。那时在三十年代初期，很少乘飞机旅行，大多数人都是坐船出国。我记得那时横渡太平洋最快的客轮有两艘意大利轮船，维尔德伯爵号和罗梭伯爵号，但是我们买了一艘加拿大轮船的船票。那是所谓皇后号轮船之一，但是我现在已经忘记它的名字了，不是日本皇后号，就是俄罗斯皇后号。这艘船从上海开到温歌华差不多要一个月，比意大利轮船行程多几天，但我们也不着急，而且办好护照订好船票时已是夏天了，我们坐火车到南京，然后再去上海乘船。一路上有我母亲和我的家庭英语教师莎拉送我。还有我们家老佣人潘福。他在我们家等于管事的，他得侍候太太小姐们和小少爷，各方面都照料着。我的同班同学罗伯特·李和他未婚妻玛德琳·张一起去，她是去美国投奔当时担任中国驻美领事的她那位叔叔。火车旅途中没发生什么事，我们一路上都被照料得无微不至，但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天津作长途旅行，一切是新奇又刺激。我们小时候，我的妹妹跟我叔叔有一两次去北戴河海滨，可就是从来不许我离开天津，怕出事或被绑架，因为我是独子。我们先到了南京。见到了家里以前的几个佣人和家属，呆了两天，然后又继续旅行到上海。我记得我们到达上海时，天气非常炎热，幸亏我们被安排住在一家最好的大饭店，那里装有空调，所以相当舒服，那个时候，在华北还是很少有空调的，所以我觉得很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