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告诉我，分娩之前她做过一个梦，梦到一只白虎扑进怀里。找人算命，他说，这是个吉凶参半的兆头：这孩子将来没有兄弟，还会妨碍父亲的健康，但也许能成就一番事业
我生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日，按阴历算，是头一年（甲寅年）的十一月二十七，那年正是虎年。后来母亲告诉我，分娩之前她做过一个梦，梦到一只白虎扑进怀里。找人算命，他说，这是个吉凶参半的兆头：这孩子将来没有兄弟，还会妨碍父亲的健康，但也许能成就一番事业。当然这辈子我的所作所为不敢说能否称得上事业有成，但我的确是家里唯一的男孩，而且我五岁时父亲就病逝了。现在我已经过九十岁了，一生也确实经过不少风浪。所以那个算命的人可以说他猜得不算太错。
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次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首届总统。四年后我才出生。
清朝推翻了。中华民国不再是一个垂死的封建帝国，开始向现代世界迈进。可老观念和旧风俗一时是不容易消亡的。在我出生时，周围的世界似乎还跟几十年前一样，中国还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清王朝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前就已经开始衰落，到了十九世纪末，满族封建统治者失去了活力，政权主要由汉族官员掌握。袁世凯和其他一些北方官员迫使末代皇帝溥仪退了位，接着请南方的孙中山来领导中华民国。因此从一开始，中国北方就掌握在一批前清官员手里。我的祖父杨士燮是清朝翰林出身，几位叔祖跟袁世凯和那批北方高级官员也有私交。后来我父亲杨毓璋当过天津中国银行行长，也曾以银行巨款支持过北洋政府。所以他本人虽然不是一个大官，却跟所有那些北方政府的头脑们有着来往。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件织锦的黄缎马褂，过去那是只有满清皇族的小阿哥们才能穿的。那是袁世凯家送的。袁世凯作为驱逐末代皇帝的主要人物，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接着他又想做皇帝了，被人唾骂，没能达到目的就死了。袁世凯死后，继任的民国总统也都是北方的前清文武官员。我们家跟他们大都有些联系。
父亲有三位妻子，我父亲娶妾是因为他没儿子，我的叔叔们都没有“妾”，我的嫡母怀过八胎也只留下两个女儿。我母亲徐燕若是二房，母亲进杨家门时只有十五六岁，是天津一户平民人家的孩子。听说二姨太是扬州人家的一个丫头，人家为了巴结我父亲送到天津的，后来也生了一个女儿。这之前我母亲却生了第一个男孩，那就是我。小时候，我称呼嫡母喊娘，对我自己的母亲就称呼“姆妈”。
我娘是扬州富家小姐，我的祖父杨士燮曾在那里当过知府。她的大女儿，我的异母姐姐是个宠坏了的“大公主”。娘不愿她上新式学校，让她在家里跟家庭教师读四书五经，学作旧体诗，她也不用功。她有两次失败的婚姻，两次结婚后不久和丈夫离异，这之后就开始精神失常。五十年代就得癌症去世了。娘的二女儿同样没上学校，十六岁就患肺结核死了。二姐的死让我很难过，小时候我跟她一起读书，她叫我小弟，对我很好。一九四九年秋天，娘得了癌症在天津去世，我因为参加革命工作非常忙，没有去跟她见最后一面。过了两年，“大公主”也得癌症死了。我还有个异母妹妹，就是二姨太的女儿，小我两岁。她一生也很悲惨，中学还没有毕业，非常喜欢京剧，于是玩票下海，赶上那样的时代，死得很惨。这里不多说了。
我自己的母亲还有两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同胞妹妹。小的一个是我父亲去世前两个月生的。多年以后，我大妹敏如成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教中国文学；小妹静如曾经在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教过课，发表过诗和散文，翻译过《呼啸山庄》等英文名著，笔名杨苡。她们都早已退休了。
我对父亲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他个子不高，但体格健壮。祖父有八个儿子，父亲是长子，责任重大。我家祖籍是安徽北部的泗县。祖父的八个儿子都留过学，有的去英国，有的去法国，有的去美国和日本。父亲在日本呆了几年，但我听说他并不用功，很多时间都花在艺妓身上了。我记得有一次，那时我很小，父亲已去世，母亲还给我看过一些父亲写的旧体诗，是他在日本时写给一个艺妓的情诗。父亲死后，母亲将那些诗保存了多年，后来也就随着时代变迁毁掉了。
父亲刚回国时是个浪荡公子，还抽上了鸦片，后来才决定砸掉烟枪，改邪归正。祖父帮他在沈阳谋了个电报局董事的职位，后来又做了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他成了一位精明能干的金融家，也算是那一时期天津最有潜力的资本家之一，不幸的是英年早逝，才五十左右就得伤寒病死了，留下了丰厚的家私，包括几处房产。父亲生前大概是天津最富有的董事。我记得七八岁时，父亲已去世几年了，我还作为他的继承人代表参加过一次银行董事的会议。当时出席的好多董事，都是父亲的旧友同事，他们纷纷夸我懂礼貌，文质彬彬。
我对父亲的印象很模糊，因为他去世时我只有五岁。我记得他有一桩爱好，就是在前院练飞镖。这飞镖可不是英国俱乐部里玩的那种，而是沉甸甸的钢镖。每支镖长约四五英寸，前头尖锐，是足以致命的凶器。父亲将镖掷向十到二十步以外的靶子。靶子是用一块木板做成的，上面画着一只牛眼。父亲的飞镖玩得不错，他投出的飞镖往往可以穿透木板。我猜这在过去也是一种武器，是人们用来防身，对付土匪强盗的。
父亲精通诗词格律，爱好京剧，但最喜欢的还是秋天斗蛐蛐。中国人爱在每年秋季养蛐蛐训练它们参加比赛。这种消遣兴起于宋朝末年，经过明朝清朝一直传下来。父亲每年秋季都要买几百只蛐蛐斗，好点儿的都给取上响亮多彩的名字，比如“颖王子”“无敌将军”之类的，训练它们打斗。我记得父亲死后，花园里还扔着几百只精美的陶制蛐蛐罐。
虽然父亲后来戒了烟，雪茄和纸烟还是要抽的。他抽的全是外国烟，通常是英国的纸烟和荷兰的雪茄。他爱喝法国的白兰地，还有别的什么洋酒。有一次，我从橱子里拿了他半瓶白兰地。前花园里有只陶制的大金鱼缸，我把酒一股脑儿倒进缸里，乐滋滋地看着金鱼醉醺醺地跳起了摇摆舞，直到一命呜呼，漂在水缸里。那时父亲已去世多年，橱子里的酒根本没人动，我的这场恶作剧当然也没人追究。
父亲身后留下大量的银行存款，还有天津的地产。娘和我母亲都不懂银行事务。父亲去世后，家里依然维持着很高的生活水准，很多财产就这么挥霍掉了。后来我两个叔叔又借投机生意亏本为名，花掉我们一大笔钱。家里的佣人也偷去很多东西。日本人占据京津时期，我们的银行存款大都给转成了傀儡政府的伪币，日本一投降，成了一堆废纸。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我们银行里的积蓄已经分文不剩，天津的地产也变卖一空。家里的财产是散完了，只有母亲还留着一小笔钱，一点点首饰。
我一九四○年决定从英国回国时，华北还在日本人手里。我就没去天津，到了内地重庆。母亲那时候已经离开天津，在重庆等着跟我团聚，所以天津家里的破产我并没亲眼目睹。我娘在天津呆到终老，生活日益贫困。日本投降之后，我母亲回到天津，帮着她处理事务，卖掉残余资产。天津解放之前，她患癌症去世。我当时留在南京，没回北方。只是解放后一九五二年进京途中，我才重访了天津一次，那时我娘已去世。五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安顿下来，母亲和大妹也最终离开了天津，到北京跟我团聚。
但在小时候，我们一家是住在天津的。房子在日租界花园街，很宽敞，不过算不上漂亮。那时候天津有大片的地区归外国势力管辖，有日租界、法租界、英租界、德租界。一战以后，德国租界撤销，并入英租界。比起中国政府的辖区，这些租界管理得好，外观感觉上也更现代。实际上那就是外国在中国的殖民地。租界里往着好多外国团体，主要是商人。不过天津很多有钱人家也愿意住在租界，觉得安全。
我们家所在的花园街，附近有几家日本商店，还有一座日本的神庙。我们的房子是一道围墙围成的大院，里头有几个小院。前院左右首是男佣人住的房子。大门后正对是大会客厅，一般在那儿接待男访客。右边再往里走是内院，院里一座两层楼，是正房，太太们和家里其他人的住处。楼前一座花园，不大不小的，花坛里栽着两大棵石榴树。通往房间的内门前摆着两只大陶缸，缸里养着金鱼，另外还有些盆栽的花木。我小时候很爱自个儿在花园里玩，看蚂蚁打架，追着捉苍蝇，后来还练过汽手枪。家里人住的主楼后面还有一座小小的后院，院里左首是女佣的住处，右首一道后门，通往墙外的胡同到大街。
前院的会客厅也是两层楼，楼下右首有一间内室，我的家庭教师过去就住那儿。会客厅里摆着老式的硬木家具，一些铜的祭器，墙上几轴字画。楼上楼下，设有楼梯可通。楼上房间右首有一道木头走廊，与后面的主居室相连。我那个异母的二姐染上肺结核之后，因为娘想着她得的是传染病，这几间房就给她住了。她只好一个人在那儿住到病死为止。这期间只有一位女佣伺候她。她很喜欢我，可家里人劝着，不让我常去看她。她虽然孤单难过，却从不抱怨，一直和我们这么隔离开的。
前院和会客厅后面还有个院子，那里是祖父的姨太太和她家人的住处。祖父退任之后，来天津跟长子同住，直到终老。我的祖母去世早，这位姨太太要年轻得多。直到三十年代初去世之前，她一直住在我们家这一所小独院里。我的两位母亲跟她合不来，我们也极少过去看她和她的家人。她有个儿子，我们叫他“狗叔”，因为他属狗。这男孩子比我大几岁，是个“小霸王”，我通常总躲着他。后来他去了香港，听说成了香港一位自由摄影师兼制片人，现定居在加拿大。
一九三一年日本人占据东三省，又侵占了天津，日租界越来越危险。娘和七叔商议分成三部分，决定卖掉这所老宅，把家搬到了法租界。那所老宅，分别卖给了三户人家。一九三四年我离开天津时，我们家还在法租界。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占领了华北，扶植起傀儡政府，我们家又搬到英租界。当时我已经在英国了。
我小时候没上过幼儿园，也没上过小学。我是独子，我娘总怕我被人绑架，或是撞上什么别的意外，直到我十二岁之前，一直不许我出去上学。我只有呆在家里，跟着家庭教师学习。
我六七岁时，家里人为我请了几位先生，都是老学究，都给我打跑了。后来找到一位姓魏的先生，叫魏汝舟，河北省大城县人，很有学问。他是前清的秀才，生活贫寒，命运多舛。义和团起义时他就考过了乡试，可是八国联军来攻打天津和北京，他们家全毁了，妻儿也死于难，只剩下他孤身一人。他只好来到天津，靠给有钱人家做家庭教师为生。我一位叔叔把他介绍到我家，他就在这儿住了五六年，教给孩子们中国古籍。直到后来年迈患病，他才回乡去跟一位侄子住。又过了几年他就去世了。
我很喜欢这位老先生。他成了我的启蒙老师。他自有一种庄肃可敬的气度，对我却很温和。魏老先生视我为最得意的弟子，对我期望极高。他思想开通，起初教的是四书五经，后来又讲了老子、庄子。儒道两家相比，其实我更爱读的是老庄，道家思想给我的影响也更大一些。
中学时期的杨宪益与母亲和妹妹杨敏如在一起魏老先生爱作旧体诗，也教我作诗。开始是教我如何辨平仄四声，然后教我对对子，“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之类的。记得我初学对对子时，魏先生叫我写一联描写春天景色的句子，我诌了一联：“乳燕剪残红杏雨，流莺啼断绿杨烟。”先生大为赞赏，说我是神童。我也沾沾自喜。从此我就喜欢尝试作诗。
我跟着魏先生基本读完了“四书五经”，只有《易经》没读，后来又读了《十三经》的一部分，还读了《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古文释义》《龙文鞭影》等。熟读的还有《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和《楚辞》。魏先生离开我家时，留给我几卷他自己的诗作，作为纪念。不幸后来连年战乱，这些手稿都丢了。所以那些诗也从未出版过。
十岁出头时，我还读了大量的笔记小说和传说故事，还有相当一部分流行的明清传奇、话本等。那时候天津有卖闲书的，书贩到有钱人家上门兜售，一家一家地喊：“卖闲书……”我们就开门让他们进来，在院子里挑书。那时候卖的有《彭公案》《施公案》《三侠五义》这些书，也有些笔记小说像《聊斋》《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等等。我那时买过很多这种读物。所以清代的笔记小说我看了不少。当然更早的也有。这是我知识的另一个来源。
除了在家里买书，我也常坐自家的人力车，由一位年轻仆人相伴，带着两个妹妹去书店买书。一般是看到中意的就买，从没问过价钱，一弄就是一大摞。家里的书买得成堆，有清末康有为的诗文，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黄遵宪、严复的书，还有古典的东西，老子的《道德经》《庄子》《墨子》《列子》《淮南子》《搜神记》《酉阳杂俎》等等。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已经有过一场文学改良运动。一九一九年，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运动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提倡科学、提倡民主。当时天津出现了许多现代书店，出售胡适、周作人、鲁迅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我常常到这些书店买书，然后贪婪地阅读。
由于我的封建家庭背景和我当时受的旧式教育，十几岁时，我对中国文化的看法还颇为保守。尽管我看这些现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很热切，但对于以白话代文言的文学改革，我还是不置可否。我记得我在入学头一年的一次作文课上，写了一篇文章《驳〈文学改良刍议〉》，批驳胡适的文学改革主张，断言文言要高明得多。后来我的看法当然有所改变，但我至今喜爱文言，对现代汉语诗的效果持怀疑态度。不过鲁迅和周作人是例外的。我极喜欢这两位的作品，尽管是白话文，可它们思想深刻，语言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