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h，to be in England
Now that April’s there…
——Robert Browning
我去了英格兰，就在春意妩媚的4月。
因为2012年的4月里，牛津大学墨顿学院为杨宪益、戴乃迭植树纪念。
4月5号薄暮时分我乘机场轿车穿行在伦敦的大街小巷。草坪的新绿、枝头的嫩叶、满树的银花粉妆，着实一派盎然的春光。
然而，第二天，周五，伦敦就开始阴雨。我原打算在大英图书馆读几天戴乃迭书信的计划，也因英国的复活节小长假而泡汤。原本紧锣密鼓的伦敦之行，一下子变得无所事事了。好在英国的作家朋友希拉里·斯波林（获奖传记文学《赛珍珠在中国》一书的作者）邀我周六去家里用下午茶。希拉里电话里说，她可以帮我计划一下如何度过大英图书馆关门的几天。
周六，我如约前往。天气清冷，时不时飘起细雨，但家家户户花园里绽放的迎春、郁金香、水仙花和街道两边树枝上新生的嫩芽煞是赏心悦目。
我曾不止一次在文章中描述过伦敦枝叶繁茂、鲜花锦簇的街心花园、民宅花园，及阳台、窗台上错落有致的盆栽花卉。它们让我实实在在地触摸到英国人崇尚自然、热爱生活的朴素传统和审美情趣。它们让我一次次想起戴乃迭几十年如一日在墙根、窗下努力打造的小花园。它们也让我想起我所居住的“四合院”别墅小区，业主们无休无止地扩建、翻修——恨不能将本是花园的土地都变成以每平方米计价的建筑，似乎每一平方米的增加都是财富的积累，身价的提升；而这种乐此不疲的加法也许正是他们的人生价值所在。
希拉里和同是作家的丈夫约翰的家位于伦敦西北的一条僻静优雅的街道，街角矗立着一座历史悠久的石砌教堂，为整条街平添了一分庄重。
穿过狭长的走廊，进入客厅，迎面扑来争奇斗艳的后花园：满树银花的梨树高大挺拔，含苞待放的苹果树粉粉玉立，小巧的樱桃树如盆景般搔首弄姿，还有红彤彤的郁金香、金灿灿的水仙花，爬满篱笆墙的铁线莲……或石头，或青铜，或树桩的大小雕塑散见于花树丛中。
花园不大却充盈着大自然的美丽多姿及主人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内涵。略显拥挤的屋子里，不见奢华，只见文化——家具简单古朴，书籍比比皆是，墙上挂满不同风格、不同国家的绘画；花园里采集的鲜花，一簇簇地插在玻璃瓶里，点缀着客厅、厨房。置身于这样的家中，我感到舒适、滋润、惬意；远不像在国内常常参观到的炫奢华、赛酒店的豪华住宅，令我无所适从，啼笑皆非。
听说伦敦今年的春天反常，二三月份风和日暖，各种花卉争相开放。一进入复活节春假，便开始降温多雨。接下来的几天阵雨不断，最高气温降至十度左右。我收到英国朋友的邮件，祈祷老天在我们为杨宪益、戴乃迭植树的4月12日不要下雨。
11日，我同特意赶来为舅舅、舅母植树的赵蘅姐一起乘火车前往牛津。
离开伦敦时阴天，小雨时有时无。到了牛津则蓝天白云，天空清澈如洗。
我预订的Mercure酒店就位于古老的、铺着鹅卵石的墨顿街，距墨顿学院仅两三百米的距离。提前一天到来，是想让赵蘅领略一下牛津风光。早在2008年初访牛津时，我就深深爱上了这座文化古城。果然，身为画家的赵蘅也爱牛津，随时随地画笔不离手，说一抬眼、一回头都是一幅画。
12日，依然阳光明媚。下午两点，来自世界各地的亲朋好友及墨顿学院的师生代表聚集在墨顿学院小教堂的花园里。许多人是几年未见、几十年未见的老朋友，甚至是未曾谋面的“熟人”。比如墨顿学院前院长、汉学家兼考古学家杰茜卡·罗森爵士（Dame Jessica Rawson），我久闻其名，未曾谋面；再比如著名的艺术史学家，杨宪益、戴乃迭结交于20世纪40年代的老朋友迈珂·苏立文博士（Michael Sullivan），我早就在戴乃迭的书信中认识了这位不凡老人，也始终无缘相见。来宾中至少有三位九旬老人——九十五岁的希尔达（戴乃迭姐姐），九十岁的贝蒂（戴乃迭嫂子）和九十六岁的苏立文博士。
向大家致欢迎词的墨顿学院代表麦凯博教授指出，今天植树的花园里也有其他知名墨顿校友的纪念树，比如桑迪·欧文（Sandy Irvine，1902—1924，1924年参加英国第三次攀登珠峰探险队，在珠峰遇难）。
第一个发言的杰茜卡爵士也指出我们植纪念树的花园是牛津特殊的一角，因为对面的 Corpus Christi学院就是英国第一位著名汉学家、牛津大学的第一位汉学教授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曾经孜孜不倦地翻译了多卷《中国经典》（包括《诗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多部经典）的地方。我们在此植树纪念杨宪益、戴乃迭，也是铭记中国、纪念中英交流的纽带。她回忆自己当年学中文时有关书籍寥寥无几。她说在与杨宪益、戴乃迭谈起他们的翻译生涯时，他们表示翻译的初衷就是要通过译介中国文学架起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杰茜卡爵士还特意介绍了前来参加种树仪式的圣安妮学院（戴乃迭当年就读的学院）学中文的学生，并指出，学习中文在今天都不是件容易事，可想而知戴乃迭20世纪30年代主修中文会是何样的冒险之旅。
杰茜卡爵士邀请各位在植树仪式后参加学院为来宾准备的下午茶，并拿出自己收藏的杨译《红楼梦》，请大家用茶时在《红楼梦》扉页上一一签字，然后将书交给墨顿学院图书馆收藏，“为牛津留下他们又一份踪迹。”杰茜卡说。
杨宪益、戴乃迭的大女儿杨荧代表杨、戴家族为牛津大学、墨顿学院在此植树纪念他们的亲人深表感谢。她说将来那些在樱桃树下、纪念匾前驻足的人们一定会想到牛津大学、墨顿学院的滋养与培育也会让许多像她的父母那样年轻有为的学子们日后取得丰盛的成果。她还回忆，父亲对在墨顿学院的日子和英国度过的美好时光常常津津乐道，母亲也从未丢掉她的英国传统，尽管他们的一生，如同他们所生活的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种种严峻挑战。最后，杨荧向墨顿学院图书馆捐赠了杨宪益的最后一本书《去日苦多》。
汉学家詹纳尔（《西游记》译者）代表杨戴生前好友讲话。詹纳尔以杨宪益式的幽默与调侃，指出他虽然以四等生的毕业考试结束了墨顿的学业，他虽然对牛津的酒吧也许比学院指定的必读课文更了如指掌，但杨宪益在牛津的日子不仅是喝足了啤酒，也饮足了墨水，吸收了大量语言文化的滋养。是牛津的学习为杨宪益日后的独立思想、爱国情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放弃了去哈佛工作和继续深造的机会，只因他对正艰难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祖国的牵挂。他在1949年选择了共产党的新中国，只因他相信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独立思考，不管何种压力之下，也从未动摇过自己的坚持。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思想自由的爱国者。
詹纳尔用杨宪益自己的打油诗结束发言：少小了了，大未必佳。中年昏昏，老而无耻。“这当然是典型的杨宪益风格，却并非是他的人生的公平写照”，詹纳尔说。“但我可以想象杨宪益如此总结自己人生时，手里举着酒杯，脸上挂着自嘲的微笑的样子。与其以一张张庄严肃穆的面孔来回忆杨宪益，不如以微笑加美酒更好。”
詹纳尔的发言自是带来阵阵笑声。被杨宪益称为“天造一双”的双胞胎姐妹，简和卡罗琳·布伦顿也回忆了许多趣事，尤其是1980年，杨宪益随文化部代表团访欧，在都柏林的一次官方宴会上“早退”，当了一回“自由兵”——他觉得官方宴会很无趣，更想领略一下真正的都柏林，便同简一起离开宴会厅。当时两人都已畅饮了几杯葡萄酒，微醉兴奋，他们相互挽着胳膊，在夜深人静的大街上唱起爱尔兰民歌。他们从摩莉·布卢姆（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巨作《尤利西斯》中的女主人公）的雕像开始游览夜色中的都柏林，歌声越来越高，走到纳尔逊纪念柱时他们已是放声高歌，唱着《丹尼男孩》。但他们依然意犹未尽，简又驱车带杨宪益先生穿过位于都柏林西北的凤凰公园去了一位朋友家，这是一位收藏杰出的爱尔兰画家杰克·叶芝绘画和大量爱尔兰文学著作的朋友。他以爱尔兰的绘画、文学、威士忌热情地接待了深夜到访的杨宪益。简把杨宪益先生送回酒店时天已破晓。“那是杨宪益表现最杰出的一个夜晚，诙谐幽默，机智博学，”简回忆说，“置身于艺术与文学之中最让他如鱼得水。”
英国汉学协会代表派特森先生说，虽然与杨宪益、戴乃迭未曾谋面，但自己是伴随着杨戴译著长大的。他常常感叹杨戴译著之丰。我心中暗想，若不是屡遭政治运动、思想禁锢，甚至四年牢狱，他们的著述与翻译应该更加丰富多产。
每个人的发言都很简短，不过三五分钟。我朗读了杨苡先生为植树仪式选择的一首克里斯汀娜·罗塞蒂的著名诗歌《记忆》。恰好杨苡编选的《兄妹译诗》（杨宪益、杨苡翻译的英国诗歌选集）刚刚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出席仪式的有许多汉学家和翻译工作者，因此我也朗读了杨苡先生的中文翻译。随后讲了几句发自肺腑的话：我曾多次同杨宪益老人谈起过他就像灯塔，我是一只雀。雀在漂泊多年之后为灯塔经久不衰的光所吸引，最后栖息在风蚀雨浸的灯塔上……杨宪益开始并不喜欢我给他的灯塔“称号”，但他后来接受了，因为他对人总是宽厚接纳。“灯塔”和“雀”因此常出现在我们的对话中。杨宪益老人永远闭上双眼的那天，我在日记里写道：今天灯塔倒了，雀在雨中哭泣。“而今天，”我说道，“我高兴地告诉您（我从两树之间，抬头仰望了蓝天）灯塔又在墨顿学院矗立起来了！两道明亮的光束不减当年（两棵樱桃树亮闪闪的红铜色树干真的熠熠生辉）！”就在此时，风骤起（确实如此，有录像作证）。我感谢墨顿学院和子午社，为我们大家竖起了这座灯塔。这里将是你、我、他可以前来感知杨戴精神的地方；是大家缅怀杨戴，传承杨戴精神的见证。相信无数的后来者都会在杨戴精神的激励下，为继续构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添砖加瓦。
随后，植树纪念杨戴的主要发起者、组织者子午社由主席彭文兰女士向墨顿学院致谢，此时阵风愈发强劲。站在我身边的希拉里·斯波林对我耳语：“我想这阵风是象征性的。”子午社将为植树立匾募集的基金剩余部分由汉学家弗朗西斯·伍德代表大家交给墨顿学院，作为维护两棵樱桃树的初始基金。
在去下午茶的路上，希拉里再次提起那阵骤然而起的强风，“非常具有象征意义，”她说，“就像他们的一生，有时风和日丽，有时狂风骤雨，猝不及防。”
茶会给了大家一个相互交流的机会，新老朋友交谈甚欢。杰茜卡爵士手捧杨译《红楼梦》让每一个来宾签字。我知道墨顿学院拥有世界上一直沿用至今的最古老的图书馆，2008年夏我前来寻访杨戴足迹时曾参观过。因为当时被要求不可以带相机、带笔、带包，赤手空拳，竟没有留下多少记忆。我借此机会问杰茜卡，我是否可以参观一下墨顿的老图书馆。杰茜卡说没问题，茶会后他带我去。
果然，茶会结束时杰茜卡找到我，要亲自带我参观。我邀上赵蘅，告诉她这是件很难得的事情，因为古老的墨顿图书馆并不公开对外开放。
墨顿图书馆距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所藏图书中有三百多卷中世纪手稿，还包括著名的墨顿校友登山运动员桑迪·欧文、诗人艾略特、散文家兼漫画家麦克斯·比尔博姆的手迹。杰茜卡亲切耐心的讲解令我感动又感激；保存完好的古老典籍让我肃然起敬（心中不免想起许多珍贵图书在中国所遭受的厄运——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文革”的肆意焚毁）。我在此感受着历史的传承和文化的浸润，杨宪益年轻的足迹和我自己时间的和空间的位置。
告别了杰茜卡后，我和赵蘅再次回到小教堂的花园，小巧的铁锹和装着黑黝黝肥土的绿色塑料桶还在，我们再为两棵树培上几锹土。不知哪位朋友在树下留了一个威士忌酒瓶。西斜的阳光下，红铜色的树干愈发金光闪闪。
赵蘅继续画她的植树速写。
教堂的钟不断敲响报时的旋律，一刻、两刻、三刻，钟声浑厚悠远。
我坐在宁静美丽的花园里，想着七十多年前，风华正茂的杨宪益、戴乃迭，正是听着同样的钟声，把《离骚》译成英文的“英雄偶句体”——那大概是他们第一次的合作。我的思绪飞快地跳跃着，又想起一位有当代中国“贵族”之称的“公子哥”，被牛津某学院请出。据说“公子哥”与书籍关系紧张，更热衷于读书以外的事情。大概“公子哥”在当地比较出名，我仅仅来了一天，就听到了他的故事。我自然不解，置身于这样浩瀚的历史、文化之洋，何以不去自由地畅游，痛快地汲取？难道“贵族”是在酒会、舞会、大小派对中打造的？
教堂的时钟传来六点的报时旋律，钟声似乎更浑厚、更悠远。
随着远去的钟声，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那些虽没有博士头衔，却是真正的文化大家；虽没有贵族称号，却是真正的精神贵族的文化前辈们——他们一一离我们远去……而今一味追逐学位、盲目崇拜头衔，大师遍地开花，甚至厚颜以贵族自居的社会现象背后，是否有人会探索究竟什么才是贵族的真正品质？
我叩问自己，也叩问时代。
2012.5.12 北京
刊于2012.6.20《文汇报》笔会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