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烨在数学上显示出卓越的才华。在鄂城小镇寂寞冗长的日子里，他曾写过一篇数学论文。他的任两院院士的科学家姨夫认为他的论文有发明建树的巨大潜力。
然而他走了，在他生命的第三十七个年头，他终于无法承受生命之重或生命之轻，选择离开。一个从青年走向壮年的生命，曾经那样坚定不移地信仰，那样满腔热血地革命，那样坚持不懈地努力，那样小心翼翼地活着，却不曾领略过一丝爱情，不曾有过肌肤之亲，就这样瞬间化成灰烬。
我想起北岛的诗，《献给遇罗克》：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在摇篮的晃动中/等待儿子第一声呼唤/在草地和落叶上/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我写下生活的诗/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是什么让他写下了一首首生活的诗却又让他付出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我不知道作为父母的杨宪益和戴乃迭有没有问过为什么，又该向谁发问。
杨宪益和戴乃迭在朋友之间是出了名的“酒仙”。他们常常以酒代茶，款待朋友，或是西方朋友送的轩尼诗、干邑白兰地，或是土产的五粮液、二锅头。曾被一度称为杨氏沙龙的杨家常常是高朋满座，觥筹交错，谈艺吟诗，论古析今。自杨烨去世之后，戴乃迭饮酒便不分时间场合，杯不离手。
儿子的悲剧在戴乃迭面前成了谈话禁区。
1979年夏，杨宪益、戴乃迭应英国汉学学会邀请，到英国利兹大学参加学术会议。与会前他们先去访问了希尔达。
午饭后，重逢的姐妹在起居室里聊天。
时值盛夏，宽阔敞亮的窗外是争奇斗艳的花园：近处的月季，深红、浅粉、米黄和桃红；开着串串淡紫色花朵的俄罗斯鼠尾草在草坪的另一端轻盈摇曳；相距不远的两棵果树已结满了绿里透红的苹果。戴乃迭站在窗前，轻声说：“如果在北京能有这样一个花园，该多好啊！”戴乃迭向来喜欢花木。在北京，她的“花园”仅限于屋后房前紧贴墙根的一长溜土地。戴乃迭推开门，手持酒杯，沿着园中的青石板小路走到花园尽头，希尔达随后。戴乃迭俯身撩起一串鼠尾草花，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一口气，沉浸在淡淡的芳香之中。
“我……我真的以为……杨烨好多了……”希尔达试探着说道。
这是姐妹俩在杨烨去世后首次见面，希尔达心里装着杨烨。她们怎能避而不谈呢？戴乃迭怎能不去看一下杨烨的房间呢？
戴乃迭直起身，原本轻松的面孔此时异常严肃，“我们决定了不谈杨烨！”戴乃迭边说，边举起左手，掌心向外，似乎要把这个话题推出去。
从此没有任何人可以在戴乃迭面前提杨烨。
儿子的悲剧是否因为应验了母亲的预言而令戴乃迭无法面对？
她是那样坚信自己的选择，虽历经种种困苦，包括四年牢狱，她仍然不屈不挠地克服着一切困难，始终不渝地信守着自己的爱情，但她的命运终归没能逃脱母亲的谶语。她责怪自己吗？她还能做得更好吗？她抱怨她所处的时代吗？她怪罪母亲的谶语吗？她深埋在心底不可言说的痛苦和对儿子刻骨铭心的思念，在酒精的作用下是麻木了还是更强烈？
她的未完成的自传一开头就是：“1939年，母亲警告我，‘如果你和一个中国人结婚，你会后悔的；如果你们有孩子，他们也许会自杀的。’”然后是一段空白——她似乎写不下去了，然后又重新开始，从她在北京的出生谈起。
母亲一语成谶的警告，也许是她永远无法摆脱的梦魇。
那一段空白，承载了太多无法言说的痛苦。
她的晚年失忆又何尝不是痛苦重压下的生理反应？
20世纪90年代一个冬天的夜晚。晚饭后杨宪益、戴乃迭在位于百万庄的外文局寓所对饮。酒酣之后他们唱起了年轻时喜爱的歌曲，两人放下酒杯，拍着手，一曲接一曲，唱到《丹尼男孩》：
哦，丹尼男孩，风笛在呼唤，
从山巅到山谷。
夏日已去，万花凋败，
你必须走了，而我只能等待。
等到夏天重绿草地，
或山谷静裹银装，
你再回来，我会在此等着你，
无论是阳光下还是阴雨里。
哦，丹尼男孩，我深深地爱着你。
眼泪顺着杨宪益的脸颊静静地淌着，他声音哽咽了，“我真想我们的儿子……”戴乃迭拿起自己的酒杯，又把另一支杯子搡给杨宪益，“咱们喝酒，喝酒！”戴乃迭边说边大口喝，白兰地溅湿了她蓝地白花的粗布中式棉袄前襟，她那曾像地中海般湛蓝的眼睛无光无泪。
我不忍追问杨宪益先生失手打了戴乃迭一个耳光的细节。一个痛失爱子的母亲，不得不靠酒精麻木那无法言说的苦楚；一个承载着同样痛苦的父亲，一个儒雅敦厚的丈夫，无奈之下打了酗酒的爱妻，从而留下难以释怀的悔恨。这个耳光足以让我们窥见这对翻译大家、恩爱夫妻在事业、成就、荣誉背后所承载的时代悲剧和巨大痛苦。
我曾经听希尔达谈到杨烨的手抄诗，赞叹杨烨的笔迹一丝不苟，几近印刷的艺术体。当我终于有一天亲眼看到了杨烨的手抄诗时，我还是震撼了。透过那娟秀的笔迹，优美的诗句，泛黄的纸张，尘封的页面，我看到一个伏案疾书的青年，触摸到一个倍受煎熬的灵魂……我多想抚慰他伤痛的心，多想告诉他熬过黎明前的黑暗，终会有一个载着阳光的白昼到来。然而，我们人生轨迹的交叉却是三十多年以后！冥冥中也许有根看不见的线，把他的遗物，那些凝聚着他的憧憬和绝望的诗篇，送到我的手中。我有责任、有义务把他的故事告知后人。
一个才华横溢的生命，在时代和命运的重压下过早地熄灭了。
我叹息他的生不逢时，我感恩自己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列车，感恩自己应当倍加珍惜的幸运。
2010年11月，我再次赴伦敦访问希尔达及大英图书馆。此行我与希尔达相约去亨敦公墓看望长眠在那里的杨烨。
杨烨没有墓碑、没有墓地，只有一个23498的编号和骨灰撒在4号草坪的记录，以及墓园纪念册上的记录：
杨烨（又名大卫·苏立文）
1942年8月2日生于中国成都
1979年1月6日卒于密尔希尔，享年36岁
北京杨宪益和戴乃迭唯一的儿子
2012年4月，我第四次赴伦敦大英图书馆阅读戴乃迭致亲友的书信，意外发现了牧师吉尔雷（Rev. Keith Gilley）于1979年1月19日在大卫·苏立文（David Sullivan）/杨烨葬礼上的讲道。
提起杨烨在笔记本里抄写的英国诗人威廉·厄内斯特·翰力的“永不屈服”一诗，吉尔雷牧师说：
这些诗句里饱含着一种坚强不屈的人生哲学，但是哪一个个人又能独立于社会之外坚守这一信念？这首诗还体现了一种宿命论观点以及个人的意志和勇气与命运的抗争。大卫在这一抗争中经受了多么严峻的考验 ！他生活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充满伤痛的年代，一个生活态度和人生哲理两极分化、严重对立的年代。作为一个混血儿，少年时代的民族主义狂热，让他经历了非同常人的身份认同危机；而青年时代，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裹挟之下，他加入了大学里的红卫兵，满怀一腔政治热情，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场运动。然而，当他又被这场革命运动抛弃后，失望与失落的打击是巨大的。他并没有采取“该怎样就怎样吧”的宿命态度。曾经奉若神明、全心全意追随的领袖如今变成他心目中的敌人，他开始像曾经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一样来反对他身边的中国元素。
生活中没有什么比瓦解粉碎一个人的希望、理想、信仰更残酷的事情了。大卫不是一个见风使舵、随波逐流的宿命论者，他对理想的追求是严肃的，他对命运的反思是深刻的，而这正是基于他诚信正直的人生态度。很多同代人一定也经历了同样的失望与失落，但我冒昧地猜测，由于他的特别的家庭背景和教育，大卫所经历的失望与失落一定远远大于他人。
在最后的祷词中，吉尔雷牧师说：“让我们用爱的祝福和同情的关切抚慰那些悲伤的心吧！让我们把深深的爱与同情送给那些悲痛欲绝的人，不管他们是何许人，不管他们身在何方。没有人能够逃脱生命中的悲伤，唯有爱才能抚慰悲伤的痛。”
戴乃迭与杨宪益正是用爱来缓解他们心中的巨大悲痛——他们把爱给了相继出生的外孙儿、外孙女，他们把爱给了倾注毕生心血的翻译事业。他们心中的悲痛也许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丧子的悲伤恐怕永远都藏在内心深处。
美国作家琼·狄恩说过：“悲伤原来是一个我们根本不了解的地方，直到我们自己走进那里。”这是她的回忆录《奇思幻想的一年》中悲悼因心脏病猝死的丈夫的一句话。（，获2005年美国国家图书奖，荣登《纽约时报》最佳畅销书榜。）
“对于凡人来说，最大的悲痛莫过于看到自己的孩子死去”，这是狄恩在哀悼病逝的唯一女儿的回忆录《蓝色的夜》（，2011年出版，再次荣登《纽约时报》最佳畅销书榜）中引用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一句话。
我们永远无法知晓戴乃迭和杨宪益承受了怎样的悲痛。我只是听说过，在戴乃迭失忆的晚年，她有时会突然跪倒在地上，仰望苍天，用她的母语发出撕心裂肺的呼号：“我的儿子在哪儿？！我的孙子在哪儿？！我本该有好多孙儿、孙女啊！”
“悲伤没有距离，悲伤来袭如潮涌。”琼·狄恩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