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乃迭在12月的一封信里写道：“我们的儿子回家了，本应很快就回工厂工作，但他拒绝去上班，仍然坚持出国。”他们担心杨烨的心理状态，即使出去了也难以适应社会，想尽量打消他的古怪念头。“这是我们全家为之头疼的事。”
1975年3月，戴乃迭给友人的信里称杨烨是家里的主要问题，他有严重的精神障碍，拒绝工作，一心想“回国”；他拒绝承认杨宪益是自己的父亲，拒绝同家里的中国成员说话，拒绝与他们同桌吃饭；“他只讲英语，如果我同他说话时偶尔夹带中文，他便问‘你什么意思’？这实在令人头疼，是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但杨烨总算接受了“回国”也必须办理正常手续的现实。
1975年11月，杨烨终于拿到护照。戴乃迭匆忙购机票，整理行装，母子俩于12月初经香港赴伦敦。
杨烨一路沉默。
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他们顺利地通过海关，杨烨仍然缄默。
取行李时，杨烨主动搬行李，装手推车，尽量不让妈妈动手。然后妈妈推车，儿子随后，走向出口。戴乃迭马上在接客的人群中见到前来接他们的好友费·格林，拥抱问好之后戴乃迭回身介绍杨烨，却发现儿子已经无影无踪。
两人大惊，立即报警。警方上下搜索，也未能发现杨烨的踪影。无可奈何的戴乃迭只好只身随格林前往伦敦北郊密尔希尔区的姐姐家。
“我已经大败了！”戴乃迭一进门，就两手一摊，一脸无奈地对姐姐说。
几个小时之后，杨烨风尘仆仆，汗水淋淋地出现在希尔达家门口。杨烨从未告诉任何人他是如何从机场来到姨妈家的。但不难猜出，身无分文，又受过严格长跑训练的杨烨一定是从希思罗徒步跋涉十多英里，找到姨妈家的。
在那几个小时里，他都经历了哪些思想斗争？从机场失踪是否意味着他想像一滴水融入大洋一样消失在伦敦的人群中，神不知鬼不觉地融入他“自己的国家”，从此把他的过去一举抹杀？尽管他讲一口纯正的英语，但没有钱、没有合法证件，他的此举此念是否已经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
杨烨先后在费·格林，教父迈珂·苏立文和姨妈希尔达家居住。戴乃迭在返回中国前与杨烨匆匆见了一面，看到儿子面色红润了，眉头舒展了，戴乃迭深感欣慰。
1976年1月，戴乃迭回到北京后给霍克斯写信，大谈儿子：
我离开伦敦前见到了我儿子，现已改名为大卫·苏立文。看到他的身体状况有明显改善，我很高兴，尽管他不肯同我说话。他仍有一些目前无法克服的问题，如拒绝承认他的中国国籍，拒绝出示身份证件，也不要申请学校入学。不过他很想找一份工作，尽早自立，也有过几次工作机会。我想当他一旦意识到人人都必须按规章行事才可以工作，他也就不会拒绝出示证件了。他现在常常帮朋友、邻居修剪树篱、劈木头、洗汽车等等。他也不惜去很远的地方访问他所认识的寥寥无几的朋友。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喜欢英国。他对英国的第一点批评是“这里外国人太多了”。他的根深蒂固的清教徒式教育常常会占上风，他对我的姐姐说，这里的许多电视节目都毫无意义，荒唐至极。这至少表示他还是有一定的判断力。
戴乃迭还在信中婉转地提出，不知霍克斯在伦敦的女儿们是否愿意邀请大卫外出社交，她和姐姐希尔达都很希望大卫有机会结交更多的年轻人。“当然大卫也不是个容易交往的人，”戴乃迭也让他们有心理准备，“因为他已经把自己在中国的全部经历一概否定并遮蔽起来，而对英国他又了解甚微。”
杨烨虽然有过几次工作机会，其中不乏理想合适的工作，比如翻译科技词汇或文献，牛津大学出版社提供的翻译编辑工作，都因杨烨拒绝出示证件，拒绝承认自己的中文名字而付诸东流。但戴乃迭对儿子的康复仍然很有信心，她对朋友说，认识大卫的人都喜欢他的温文尔雅和甜甜的微笑；除了不习惯说中国人通常不用的“请”和“不用了，谢谢”等字眼外，大家也都觉得大卫是个彬彬有礼的年轻人。最令人欣慰的是他已经不再紧锁眉头了。
杨烨当然也在努力地去适应和喜欢英国的生活。1977年春天，姨妈家的后花园草坪一片嫩嫩的新绿，抽出新芽的月季丛中火红的郁金香和黄灿灿的水仙花亭亭玉立。杨烨一早帮姨妈推剪草坪，剪碎的嫩绿草尖散发着阵阵清香，生机盎然的春色令人陶醉。杨烨告诉姨妈想去找几个刚认识不久的新朋友打篮球，姨妈求之不得，说快去快去！
杨烨和朋友们去了附近的小操场。曾经是运动员的杨烨篮球打得既投入，又开心，大汗淋漓之后是无可名状的轻松。
“你是哪里人啊？”回家的路上新朋友随意地问了一句。杨烨愣了，该如何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呢？他来自何处？他从前的一切，都是他要极力忘记的，是他要全盘否定的。他的情绪一落千丈，他选择了沉默，回家后又再一次选择了自闭。
一年一次的签证续签，更是无情地、再三地提醒着他，他是谁，他来自何方，他有过怎样的过去……如同一个刚刚结痂的伤疤，被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撕开。
杨烨要为自己打造一个全新身份的努力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被现实击碎。越是想甩掉过去，过去越是神出鬼没地缠绕着他。杨烨也许不无痛苦地意识到，只有一条路可以摆脱过去。
1978年的圣诞节期间，希尔达应邀去弟弟家里过节，他们也邀请了杨烨，但杨烨表示更想一个人清静。这当然正是杨烨的性格，希尔达也没有坚持杨烨同往。1979年元旦刚过，希尔达携大女儿璐斯和弟弟家的两个女儿回到伦敦家中，几个女孩子想利用寒假的最后几天游览伦敦。
家中寒气袭人，供暖的锅炉不知何故停止运行，杨烨似乎全然不觉。冰箱里只有几杯酸奶，尽管希尔达给杨烨留下了足够的钱让他自己采购食物。
希尔达请人修好锅炉，女孩子们去超市采购了大量食品，融融暖意和女孩子们的说笑声给家里平添了生气和快乐。一月六日是女孩子们在伦敦的最后一天，她们计划懒洋洋地放松一天，因为第二天是周日，她们要驱车返回学校驻地。早饭后她们想打扑克，三缺一，杨烨便欣然加入进来。四个表兄妹玩牌玩得很是开心。难得看到表哥有如此好的心境，璐斯很受鼓舞。
“大卫，天气不错，咱们出去散散步吧？”打完扑克，璐斯向表哥发出邀请。她真希望表哥不要总是长时间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好吧，今儿的阳光真好！我再不晒太阳就快发霉了。”杨烨似乎心情极佳，竟轻松地开起玩笑来。
望着表兄妹俩出门的背影，希尔达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也许杨烨终于从过去的阴影里走了出来。她想，待明天璐斯她们几个上路之后，就给戴乃迭写信，告诉她杨烨的进步。
冬日的阳光温暖宜人，青檬街两边粗大的法国梧桐虽然顶着枯枝，但树下的一方方草坪绿意葱葱，似乎在提醒着人们春天的脚步正悄然而至。他们谈小说，谈诗歌，谈将来的打算……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是璐斯说话，杨烨听。
突然，杨烨问道：“你能不能跟我上床？”
这突如其来的要求，令璐斯不知所措。如何拒绝才能不伤害这个性情敏感的表哥呢？
接下来的沉默也许比一个直截了当的“NO”来得更响亮。
“咱们回家吧。”在璐斯尚未回答之前，杨烨说。
回家后，表兄妹们又打了一轮扑克，杨烨仍然表现得轻松活跃，然后他回到二楼自己的卧室。
几分钟后，在楼下聊天的女人们听到“噗”的一声闷响，像爆炸，又像重物击落屋顶。璐斯冲出房屋，只见浓烟夹着火苗，从杨烨卧室的屋顶冲向蓝天。
“妈妈快拨999！”璐斯大喊……
杨烨自焚之后，希尔达在他烧毁了近一半的房间里找到一个空的汽油桶，一定是杨烨背着姨妈，在她节日外出时购买的。在熏黑的书桌抽屉里，希尔达找到一张戳满了洞的毛主席像，几张写满 数学演算和公式的纸，好像一个数学家留下的研究某种数学理论的草稿，和一本抄写了许多诗与歌词的笔记本。这是一本绿色封面的活页笔记本，工整娟秀的笔迹近乎印刷的手写体，从莎士比亚、拜伦，到流行歌曲的歌词，共八十八页。最后一页抄写的是英国诗人威廉·厄内斯特·翰力的著名诗歌“永不屈服”：
透过覆盖我的深夜
深不见底，笼罩一切的黑暗
我感激任何一个上帝
赐我不可征服的灵魂
在境遇无情的钳制下
我不畏缩，也不惊叫
面对命运一次次的猛击
我满头鲜血，但绝不低头
在这满是愤怒与泪水的世界外
恐怖的阴影仍在游荡
未来的日子充满威胁
但我毫不畏惧
我将穿过的那扇门不论有多窄
我将承受的责罚无论有多重
我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我是自己灵魂的统帅
这最后一页有明显的折痕。莫非杨烨曾把这首诗折叠起来，揣在胸前的衬衣口袋里？我们不禁要问，曾经感受过如此永不屈服的激励，曾经如此坚定地向命运宣战，是什么让他最终无法承受生命？在那些孤寂的日日夜夜里，当他伏案疾书，认真工整地抄写着这些不朽的诗篇，他在心里想着什么？他是否被这美丽的文字、激励人心的思想带到另一个世界？
杨烨没学习过诗歌，但他有诗人的敏感和气质，也许他可以成为一个诗人，一个像父亲一样的自我成就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