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生平和活动大事记
1928年6月14日，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市。
1946～1953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医学系学生。
1951年月2月～1952年8月，与朋友阿尔维托·格拉纳托斯一起，游览拉丁美洲以下国家：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然后由委内瑞拉乘飞机途经美国迈阿密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
1953年，大学毕业。
1953～1954年，第二次漫游拉丁美洲各国。先后游览了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在危地马拉参加了保卫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总统的政府，抵抗反人民仆从的入侵。
1954～1956年，以政治侨民的身份在墨西哥居住和行医。
1955年，在墨西哥结识菲德尔·卡斯特罗，准备参加“格拉玛”号远征。与秘鲁女子伊尔达·加德亚首次结婚。
1956年6月～8月，因加入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部队被捕，囚禁于墨西哥城监狱。11月25日，作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的82名起义者中的一员，乘“格拉玛”号从图斯大林潘河口出发，前往古巴。12月2日与远征部队一起，乘“格拉玛”号抵达古巴。
1956年～1959年底，参加古巴革命解放斗争，在战斗中两次负伤。
1957年5月27～28日，参加乌维罗之战。6月5日，晋升为少校，被任命为第4纵队司令。
1959年1月1日，第4纵队在他的指挥下，解放圣克拉腊市。1月2日，纵队开进哈瓦那，占领卡瓦尼亚要塞。2月9日，总统颁布法令宣布切为古巴公民，享有与出生在古巴的人平等的权利。6月2日，与阿莱伊达·马奇结婚。6月12日～9月5日，受古巴政府派遣，访问埃及、苏丹、巴基斯坦、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锡兰、日本、摩洛哥、南斯拉夫和西班牙。11月26日，被总统任命为古巴国家银行行长。
1960年2月5日，出席在哈瓦那举行的苏联科学技术和文化成就展览会的开幕式，首次会见米高扬。10月22日～12月9日，率领古巴经济代表团访问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961年2月23日，被任命为工业部长。4月17日，雇佣军入侵吉隆滩，切指挥比那尔德里奥军区的部队。6月在哈瓦那接见尤里·加加林。8月，代表古巴出席在乌拉圭埃斯特角举行的泛美社会和经济理事会特别会议，访问阿根廷和巴西，同弗朗迪西总统和夸德罗斯总统进行会谈。
1962年3月8日，被任命为全国领导成员，3月12日被任命为革命统一组织书记处书记。
8月27日～9月3日，率领古巴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继莫斯科之后，又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10月，加勒比海危机期间，指挥隶属于他的比那尔德里奥军区部队。
1963年1月，格瓦拉的母亲再次来到哈瓦那探亲。2月4日～13日，每天使用“萨夫拉”机器工作12小时，亲身体验苏联生产的甘蔗自动收割机的工作情况。5月，由于革命统一组织改组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切被任命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7月，率领政府代表团赴阿尔及利亚，庆祝该共和国独立一周年。
1964年3月～4月，率领古巴代表团参加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4月15日～17日，访问法国、阿尔及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11月，率领古巴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12月9日～17日，率领古巴代表团参加在纽约举行的第19届联合国大会。12月底再次访问阿尔及利亚。12月26日～1965年1月2日访问马里。
1965年1月～3月，访问刚果(布)、几内亚、加纳、达荷美、坦桑尼亚、埃及、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利亚参加亚非团结组织第2届会议。
3月14日返回哈瓦那。第二天，最后一次在古巴公开讲演。
4月20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就切·格瓦拉的去向与记者谈话。4月1日，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宣读切·格瓦拉的告别信。
1966年11月7日，到达玻利维亚尼阿卡瓦苏河畔的游击队营地。
1967年3月23日，切以拉蒙、费尔南多的化名领导游击队，开始军事行动。4月17日，在哈瓦那发表了切·格瓦拉致三大洲团结组织会议的信。
10月8日，在尤罗峡谷的战斗中，切·格瓦拉受伤被俘。
10月9日，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伊格拉村被“突击队员”杀害，时年39岁。
10月15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证实切被害。
1968年6月，切·格瓦拉的《玻利维亚日记》首次在哈瓦那出版。
2.著名的答记者问
（选自切·格瓦拉《革命战争片断》一书，
莫斯科1973年版，达鲁森科夫等译自西班牙语）
1957年4月中旬，我们经过军训的队伍返回帕尔玛－莫查地区，驻扎在图吉诺峰附近。当时在我们山里，最珍贵的是农民出身的战士。我们将以吉列尔莫·加西亚和西罗·弗里阿斯为首的侦察巡逻队派到山区所有角落。他们获取了非常重要的情报，保障了游击队的粮食供应。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再次来到阿罗伊奥·德里·因费耶尔诺地区，并且在那儿打了一仗。欢迎我们的农民诉说了发生在当地的悲剧，说谁将巴蒂斯塔分子带给我们，谁牺牲了等。通过谈话，游击队战士得到了关于这个地区形势的重要情报。
此时菲德尔没有收音机。一位农民志愿将自己的送给他。现在我们可以听到哈瓦那的消息了。收音机很大，我们只好将它装在背囊里背在身上。由于所谓的宪法保障已经恢复，广播里的消息能够听懂。
吉列尔莫·加西亚带领两个游击队员去寻找奸细。加西亚换上军士服，他的同志换上了巴蒂斯塔军队的士兵服。第二天，他们将奸细带到我们面前。奸细在路上表现平静，从未怀疑过什么。但是，当我们穿得破破烂烂的战士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立即明白自己落到什么人手里，什么将等待着他。他用露骨的卑鄙口吻讲述自己与巴蒂斯塔军队的关系，以及他如何早就监视我们游击队并建议……将士兵带到起义者所在地，轻而易举地将其就地消灭。然而，据他说，他们不听他的。
奸细被处死后不久，塞莉亚（英雄的女游击队员塞莉亚·桑切斯，后来成为卡斯特罗的私人秘书。—作者注）说她带来两位北美记者，他们想采访菲德尔·卡斯特罗。此外，她还带来“7月26日运动”同情分子的捐款。
我们决定由拉罗·萨迪尼亚斯经过埃斯特拉达·帕尔玛将美国人带来。他当过商人，熟悉这儿的地形。在我们的行动地区扩大期间，我们努力寻找担任联络员和为我们建立的主要供应基地服务的农民。游击队战士与农民家庭建立了联系，表示愿意在供应方面帮助起义者的人组织了仓库。这些骨干基地是我们在山区急行军时的临时栖息地。
山民能吃苦，走路快。他们说只有半小时路程，或者像他们平时形象地说：“不等公鸡叫完，你们就可以到”时，经常让我们失望。战士们形成一个印象，阿拉瓦克人有自己计算时空的单位。
拉罗·萨迪尼亚斯接到命令后三天才知道，有六个人翻山越岭，来到我们所在的圣多明戈地区，其中有两名妇女、两名美国记者和两名不知姓名的陪同者。然而，得到的信息相互矛盾。有人甚至说，由于告密，警察似乎知道这个小组已经出现，并且将他们的住所包围。消息像闪电一样在山区迅速传开，又以同样的速度消失。卡米洛·西恩富戈斯接到命令，带领一个排去解救美国人和塞莉亚·桑切斯。据我们所知，她和他们在一起，后来他们活着回来，平安无恙。
4月23日，记者鲍普·塔贝尔和一位摄影师出现在我们这儿。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我们的同志塞莉亚·桑切斯和艾德·圣塔玛丽亚（英雄的革命地下工作者，胜利后领导社会文化团体“美洲之家”）以及与“运动”平原组织的使者伊格莱西亚斯和马塞罗·费尔南德斯。费尔南德斯担任采访时的翻译。
会见记者严格按照原定计划进行。我们努力向美国人表现我们的力量，不让他们提“不体面”的问题。我们不知道这些记者代表什么，但采访如期举行。
在那些日子里，最受人喜欢的参加过革命战争的人士之一巴克里托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他与自己的一位同志一起来。同往常一样，我们请他们介绍自己并进行政治谈话。这个任务经常落在我的肩上。据巴克里托说，他来自卡马圭省的莫龙，已经找了我们一个多月。他没有明确的政治观点，但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位健康的无忧无虑的青年，觉得我们的斗争惊险浪漫。他来时光脚，塞莉亚·桑切斯将自己一双备用的墨西哥软皮鞋送给他。这是唯一适合巴克里托尺码的鞋—他年龄太小。穿上新鞋，戴上农民帽子，他就像墨西哥牧童。
大家知道，巴克里托没有活到革命胜利之日。他率领纵队的突击排，在攻克圣克拉腊省前一天牺牲。我们大家都记着他充满活力、孩子般的激情和在困难面前异乎寻常的机灵。巴克里托是一位大幻想家。也许他在任何一次讲述中都少不了将一切夸张到真的难以辨认的程度。然而，巴克里托先是在担任联络员，后来是突击排长期间的行为表明，对他而言现实与幻想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对自己迅速预感到的东西，都要在战场上将其实现。在我们革命斗争末期，他异乎寻常的勇敢成了传奇。
有一次，在纵队一次例行谈话后，我想到应该问问前不久参加我们队伍的巴克里托的生活。我边听边用铅笔作记号，以便记住。巴克里托给我讲了许多生动的故事后，我问他多少岁。原来才20岁出头。我将他立下“功勋”的日子对照，发现他在诞生前五年就参加工作了。
尼加拉瓜同志（马塞罗·费尔南德斯的外号。—作者注）报告我们，圣地亚哥市有进攻总统府之后剩下的武器（1957年3月，青年组织“革命经历部”在哈瓦那进攻总统府，巴蒂斯塔从秘密通道逃走。—作者注）据他说，那儿有10挺机枪、11支“约翰逊式”步枪，6支火枪和其他装备。根据原定计划，这些装备用于在米兰达开辟新的军事行动区。菲德尔反对这个想法，命令使用不多的武器实现这个目的，其余的用于加强我们游击队。我们继续上路，尽可能远离在附近搜索我们的巴蒂斯塔的士兵。但是，行军开始之前已经决定登上我们的最高峰—图吉诺峰。
整个纵队全部登上山峰，鲍普·塔贝尔也结束了与“运动”代表的谈话。他拍摄的电影在美国电视台播放。那时，我们对巴蒂斯塔分子尚未构成重大威胁，从他许诺的割下菲德尔人头的奖金可以作证。例如，加入我们队伍的阿拉阿克人说，卡西利亚斯将军许诺，拿下卡斯特罗人头者悬赏300比索和一头怀孕的母牛。
我们的行军高度计显示，图吉诺峰的高度海拔1，850米。我开玩笑说，我们从未校对过自己的仪器，它显示的高度与官方公布的高度差别很大。
巴蒂斯塔军队的一个连跟踪我们。吉列尔莫带领一个小组反击他们。我由于哮喘病发作，走在纵队的最后，不能在队伍里积极行动，我的“托姆普逊”自动枪被拿走，三天后才归还。这是我在山里度过的最痛苦的日子。我没有武器，而当时每天都有可能与军队的士兵发生小规模冲突。
1957年5月，两位美国记者离开游击队，完好无损地活着回到关塔那摩美国军事基地。我们缓慢地在马埃斯特腊山区行军，与居民建立联系，侦察新地区，传播革命斗争的火焰。关于我们游击队大胡子的传说已经在山区传播。人们出现新情绪，农民找我们已经不害怕，我们也勇敢地与居民建立联系，因为我们的力量明显扩大，战士们更加自信，不害怕巴蒂斯塔军队的任何圈套。我们与阿拉瓦克人的友谊得到巩固。
3.行军的日子
（选自格瓦拉《革命战争片断》）
5月上半月，我们为实现自己意图而进行不间断的行军。月初，我们住在马埃斯特腊山主山脉图吉诺峰附近，途经之处后来成为许多革命事件的地点……游击队向东部运动，目的是搞到人们所说的从圣地亚哥省运到距奥罗·德·基萨不远的布罗高地的武器。一天晚上，我因急事外出，迷了路，几乎用了三天才找到自己在埃尔·奥姆布里托的部队（当时我认为，自己带着生活必需的一切：盐、植物油、罐头、炼乳、睡袋，还有此前我非常信任的指南针）。我知道迷路之后决定等到第二天早晨，根据指南针指示的方向继续前进。我走了一天半，然后又发现迷了路。于是我走到一个农民家里，他们告诉我到起义军营地的路线。后来我们明白，在马埃斯特腊山这样沟壑纵横的地区，指南针只能确定大概的方向，难以精确计算任何具体位置。因此必须有向导陪同或者自己了解地形。当我奉命在埃尔－奥姆布里托地区作战时，就有了这方面的知识。
归队非常激动人心，受到同志们热烈欢迎。我参加了人民法庭的结束会议，审理三个告密者一案。其中一个名叫拿破来斯的被判处死刑。审判长是卡米洛·西恩富戈斯。
当时我还得尽一个医生职责，在我们所到的小村子或者其他地方设立自己的卫生所。工作单调，可供选择的药品有限，山民生病的种类也不多。早衰的老人、无牙的女人、大肚子孩子、佝偻病、缺乏维生素和寄生虫病，都是马埃斯特腊山区的常见病。尽管现在也是这样，但患病率已经低得多。现在，山区孩子的母亲到名为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的家长学校学习，孩子们健康成长，完全不像第一期学员的孩子那样憔悴。
我还记得，一位姑娘来到我的卫生所看病。当地妇女来看病时都带着宗教的恐怖打听自己的病情。她仔细听了我对几个人在唯一的一个房间的建议后，对自己的母亲埋怨说：“妈妈，这个医生对所有人讲的全都一样。”
她讲的完全正确。第一是我的知识有限，第二是她们生的几乎是同一种病。她们没有发现各人讲的症状大同小异。当一位年轻的多子女母亲挑着沉重的水桶，将水从小河里挑到自己家里，而且吃的是微薄的质量差的饭菜，在营养难以跟上的情况下而患上奇怪的疲劳综合征，医生有什么妙手回春之术呢？这种疲劳难以解释，因为妇女一生都要沿着同一条道路，挑着沉重的水桶，到这时才觉得疲劳。问题是山民从出世到长大，一直不休息地工作，很快丧失了活力。正是由于这些情况，我们才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生活。土地改革思想有明确的目的。与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的要求不再是理论，已经成为我们血肉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游击队与农民打成一片。谁也不能说此事发生在我们漫长征途的哪一阶段。至于我个人，我只知道一点：从我对阿拉瓦克人的那些医嘱中，某种自发的同情心变成了更严肃的果断的力量。受苦受难的朋友—马埃斯特腊山民从不怀疑，他们在缔造我们革命思想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吉列尔莫·加西亚就是在那儿被晋升为上尉军衔并奉命训练我们队伍的农民新兵。也许他记不得1957年5月6日这个日子，但它记载在我的日记里。
第二天，艾德·圣塔玛丽亚带着菲德尔建立必要联系的明确指示离开我们。然而，一天之后，传来奉命搞武器的尼加拉瓜同志被捕的消息，令大家沮丧。现在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搞到武器，但决定继续向会合地点前进。
我们来到距皮诺·德·阿古阿不远的一个小盆地。在马埃斯特腊山山脊的这个地方，有两处无人居住的农民的茅屋和一个被遗弃的坟墓。距公路不远处，我们的巡逻哨俘虏了巴蒂斯塔军队的一名军士，其罪行在20世纪30年代莫查多独裁统治时期就广为人知。游击队有的战士建议立即枪毙他，但被菲德尔拒绝。军士由游击队暂时无枪的几名新兵看守，并且警告说，任何逃跑的企图将要他的命。游击队主力向目的地继续前进，应该在那儿得到武器。这是长途行军，我们将自己满满的背囊放在营地，轻装前进。我们的行军没有效果，武器没有运到。我们自然将这些与尼加拉瓜同志被捕联系在一起。我们在当地的小卖部买了许多食品之后踏上归途。
我们以疲劳的缓慢的步伐在同一条道路上，沿着马埃斯特腊山的山脊行军，穿过开阔地带非常警惕。前面突然传来枪声，它使我们警觉起来。因为我们一位同志走得快，想尽快返回营地。他就是吉列尔莫·多明盖斯同志，我们游击队的少尉，在圣地亚哥补充的人员之一。我们在前方派出了侦察哨，准备应对任何突发事件。过了一会儿，侦察员们在一位名叫菲阿利奥的同志的陪同下回来。他是克列先西奥小组的，我们不在营地时来到。他说自己与向皮诺·德尔·阿古阿方向撤退的巴蒂斯塔分子发生了冲突。那儿有敌人的大部队。他在路上发现了一具尸体，请我辨认。
此人当然是吉列尔莫·多明盖斯。他的尸体裸露到腰部，肘部的弹孔依稀可见，左胸部刀伤明显，头部有一半被枪打过，从各种迹象判断，是属于我们同志的火枪打的。某些装具和制服也表明死者就是他。
通过分析各种情况，我们想象了事故的情景。很可能是巴蒂斯塔分子在寻找被我们俘虏的军士时发现多明盖斯大摇大摆地走来，于是将他抓住。他之所以麻痹大意，是因为一天前没有任何冒险地在这条路上走过。与此同时，克列先西奥的人从我们对面走过来。他们突然抓住他之后潜入敌后，紧接着开了枪。大兵们开始逃命，逃命前打死了我们的同志多明盖斯……
我们的同志在这些情况下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戒备，突然遭遇埋伏。他悲惨的命运对我们大家今后是深刻的教训。
（以下发表的文章和讲话根据年代编排，有某些删节）
4.从非洲和亚洲讲坛看美洲
（本文发表在1959年哈瓦那出版的《人道主义》杂志上）
给亚洲人讲我们未解放的美洲，等于给我们讲神秘的亚洲大陆。亚洲强烈的解放愿望反映在1955年万隆会议宣言里。
谈到美洲，人们除了知道它是世界辽阔的一部分，生活过腿上缠着深褐色绷带，手执梭镖，深褐色面孔的土著居民之外，其余的一概不知。有一次，一位名叫哥伦布的人来到那儿，发现了一些民族。他们的文明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有自己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活动。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除了一个名叫古巴革命的几乎抽象的名称之外，对这些信息没有任何具体的补充。古巴确实比较抽象，它仅仅意味着觉醒或者出现神话人物菲德尔·卡斯特罗所需的环境。还知道什么？长头发，大胡子，橄榄绿制服，为数不多的人可以叫出名字的没有准确测量的几座高山，更多的人知道它是岛国，古巴革命，卡斯特罗，他的人是大胡子，等等。不错，他们生活在小岛上，跟随美洲—新美洲这位传奇人物。而美洲由于长期双腿站立，正在活动变硬的关节。
今天，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另一个美洲。它的不知名姓的居民用陈旧的方法开采锡矿。因为他们，印度尼西亚的锡矿工人被残酷地剥削着。我要讲在亚马孙河广袤的橡胶园里，被疟疾折磨的人们在生产廉价的橡胶。为了与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生产的橡胶竞争，当地的老板只付给自己种植园工人微薄的工资。这个美洲有许多大油田，因此伊拉克、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石油工人厚厚的钱口袋变得瘪瘪的。这个美洲有廉价的白糖，因此印度人冒着残酷的亚热带烈日，付出了奴隶劳动却得不到像样的工资。
正在觉醒的非洲和亚洲开始将自己的目光注视大洋彼岸。我们的大陆是粮食和原料的宝库。难道它与非洲和亚洲不一样，过去是有几亿普通人的大殖民地及其殖民地文化？
为了会合成同志式的拥抱，难道我们的兄弟情谊不能克服辽阔的海洋、语言的障碍和缺乏文化联系？
难道日本工人，而不是自负的武士道后裔，对阿根廷雇农、玻利维亚矿工、联合果品公司工人，或者是古巴砍甘蔗的工人不会感到亲切？
难道菲德尔·卡斯特罗仅仅是一个偶然人物，而不是美洲人民在其已经巩固的为自由的斗争中的合法领导人？难道他不是像苏加诺、尼赫鲁或者纳赛尔一样的凡人？
已经获得解放的人民发现了一个大谎言，将他们说成是并不存在的次等种族。现在他们明白，他们在评价别的民族时也可能犯错误。
古巴被邀请参加又一次亚非人民会议。美洲国家将把美洲的真相和痛苦告诉亚非兄弟的最高论坛……
为了说一声古巴千真万确地存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并非神话中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是人民英雄，古巴将参加这个论坛。此外，古巴还将解释：它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它是觉醒的美洲的第一个信号。
我们要讲在我们大陆战场上牺牲的所有无名英雄，所有无名战士。我们要讲在自己的大地上，为反对箭与十字联盟而斗争的所谓哥伦布土匪（指1781年，西班牙殖民主义当局将自治城市起义的参加者称为“土匪”。—作者注）。我们要讲为了英国和北美所有的石油工人（尽管他们自己不知道这一点），与玻利维亚矿工一起牺牲的巴拉圭短工。与会者对我们感到惊讶，但这不是看到异物或者神秘之物的惊讶。我们一张口大多数人都明白我们讲的内容，将它当做殖民主义共同历史的一部分，因为他们自己过去感受过类似的东西。
美洲正在诞生，正在赋予血肉。由新古巴体现的美洲，在菲德尔·卡斯特罗身上体现的古巴（代表整个大陆，具有唯一力量—自己大胡子游击队员的游击队），将成为现实……
我从自己在大会的席位上极目眺望，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所有这一切，使我能够从过去激动人心的12年开始评价往事。我看到，小矛盾正在消失，所有偶然和次要事件并不妨碍我评价主要事件—业已完成的美洲全民事件。
从这个讲坛上，我能够理解儿童的动作，它们是那样的天真和自然。我能够看见陌生人抚摸着我的胡子问：“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吗？”还补充说：“您就是领导美洲自由斗争的起义军成员？”“这就是说，您是我们在大洋彼岸的盟友？”
我应该给像他和像他那样向自由进军的几十亿亚非人回答说：“是的！”此外，我还是世界另一部分他的为数众多的兄弟之一。他们怀着巨大的希望，期待建立消灭殖民统治的统一集团。
5.革命医生
（在古巴卫生部举办的政治教育训练班开幕式的上讲话，1960年8月19日）
这是一个小小的庆祝活动，是古巴人民在庆祝自己自由、建立革命法制和在完全独立的道路上前进的数百个庆祝活动中间的又一个活动。尽管这样，它仍然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我在几年前以一个医生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劳动之路。当我考虑研究医学时，我就当了医生。那时，我今天的许多观点尚未构成我的全部理想。
与你们任何人一样，我也想出人头地。为了创造或者实现最终为人类服务的什么，我想成为著名研究员，想不倦地工作。但这些仅仅意味着个人的成就。我与大家一样，是自己时代的产儿。
医疗系毕业之后，由于许多原因，可能是由于性格原因，我开始游览美洲，了解整个大陆。无论怎么说，我游览了除了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外的所有美洲国家。由于这些旅行，我先是以大学生，后来以医生的身份，直接遇到贫困、饥饿和疾病；看到人们由于无钱不能给自己的孩子治病；我了解到由于饥饿和经常性惩罚，人们产生了残酷和冷漠，而且它们严重到别人的父亲失去儿子对自己无关紧要。这时我才发现有比当著名科学家或者发明家更为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帮助别人。
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我也受到自己生长的环境的影响。到过许多国家之后（其中也包括卡斯蒂略·阿马斯的危地马拉）我开始特别关注怎样才能成为一个革命医生，开始研究成为这样的医生，应该怎么做。
然而，由于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及其傀儡卡斯蒂略·阿马斯组织的侵略开始，由于危地马拉人民尚未达到古巴人今天的成熟，侵略成功了。在一个好日子里，我成为流放政治犯，因为那不是我的祖国。
那时我明白了一个主要东西：为了成为革命医生，或者革命者，就得有革命。单枪匹马将一事无成。无论你的动机多么纯洁、自我牺牲的愿望多么强烈，为了实现高尚理想，在美洲的某个角落里，单枪匹马地与统治者和社会环境斗争，将一事无成。为了搞革命，必须具有古巴已经具备的条件：深刻认识到为什么拿起武器，为什么要团结起来的人民和这个人民自觉的战斗团结。
我们目前仍然面临许多问题。即使这样，我们已经有权并且应该成为革命医生，即用自己的专业医学知识为革命和人民服务的人。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了人民的利益应该做什么？怎样将个人努力与社会需要结合起来？
无论医生或者医务工作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重新回顾自己的全部生活，看看已经做了什么，革命前考虑什么。我们应该对自己过去的计划或者未来的打算持批判态度，目的是为了后来明白，过去考虑的一切已经陈旧，今天应该诞生新型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这种新人的设计师，那么我们大家在社会范围里创造这样的人就比较容易。到那时，他将成为新古巴的化身和代表。
向疾病发动进攻的原则，就是通过整个社会的努力，强健人的身体，而不仅仅是通过医生的辛勤努力，将体弱多病的人变成健康人。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医学才能变成防病，促使居民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加强自身健康的科学。它本身在紧急救助时才介入，如施行外科手术……
今天，卫生部和所有医疗机构的任务是建立能够保障最大多数人的医疗、预防任何疾病，给所有人提出建议的卫生系统。如同解决任何革命任务一样，解决这一任务首先需要人。革命不是某些人力图证明的，将集体的意志和集体的倡议标准化，而是释放人的个人才能……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将所有医学专家的创造才能引导到社会医疗方面……
作为个人在社会里唯一可能行为的个人主义，今天应该在古巴消失。为了认识这一切，应该对人进行深刻的内部改造，对社会进行更深刻的外部改变。
在古巴，所有这些外部改变每天都在发生……了解这一点的最好形式是到全国去，参观今天正在创办的合作社和企业。深刻了解医学方面存在问题的最好形式不仅是参观上述合作社和企业，还得搞清哪儿有什么病，人们经常生什么病，他们过去贫困到什么程度，从生活在受压迫和剥削状态下的前辈身上得到什么遗传病。
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跟病人打交道的医生都应该了解人的心理活动。人们经常对医生抱着最后的希望，他们的社会地位很高。
前不久，哈瓦那医疗系毕业的一些大学生拒绝到农村去，要求国家给予一定的补助。按照过去的观点这完全符合逻辑，我对此非常理解……因为我们面前出现的是角斗士，是为个人权利而斗争的单枪匹马的战士。他们挺身而出，想保证个人美好的未来，想提高自己的职业地位。
如果不是大多数家庭交得起学费的大学生，而是一眨眼工夫有200～300名农民出现在大学的教室里接受教育，会发生什么情况？很可能是这些出身农民的大学生带着高度的热情去帮助自己的弟兄，请求将最重要最艰苦的工作分配给自己，证明他们的大学没有白上。再过五六年，工人农民的子女，新的大学生将拿到大学毕业证。这是毫无疑义的。
我们不能用宿命论看待未来，将人分成工人、农民和反革命，因为这样太简单化，不符合生活真理。什么也不如革命战争年代生活那样能培养人。我们参加“格拉玛”号远征、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的第一批游击战士，出身并非工农，但我们从未脱离普通农民和所有劳动人民，而是努力与他们打成一片。我们中间自然也有过去为生活所迫，童年缺这少那的人，但谁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饥饿，尽管马埃斯特腊山的供应也有暂时困难……
难道生活在古巴富裕家庭其他人做不到这一点？当然可以，而且也是今天革命的要求。应该让人们明白，为自己亲人服务而产生的自豪，比任何奖励都重要；最终得到人民的感谢，比任何黄金都珍贵。
因此，我们应该反思我们过去的观点，更密切地按近人民，但不能像革命前那样，因为今天你们可以说：“不。我并不反对人民。我非常喜欢跟工人和农民谈话。节假日我也经常去那儿看看。”
大家这样做，但几乎是出自同情，而我们今天应该发展和加强团结……我们应该到人民中间去，带着调查的目的，怀着虚心的态度，从人民智慧的巨大宝库中吸取知识……
那时我们就会发现，并非所有病都能按照城市的药方医治。我们会明白，医生还应是能够培育新作物的土地专家，培养农民对培育和生产新品种的兴趣，丰富我们这个在农业方面大有希望的国民单调微薄的食物。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还应该尝试成为一定程度的教育家和政治家……我们与人民一起，实现伟大而美好的共同任务—建设新古巴……在旧的废墟上建设为人民造福的新制度……
如果我们同意自己伟大的理想和目标，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道最需要的地方开始自己的工作。
我对大家说过：要想成为革命者，开始时必须有革命。我们现在已经有了革命，但要了解自己即将服务的人民。我认为，我们并不特别了解他们，在这条道路上还得做许多工作。如果有人问我：除了在国家旅行，参观合作社，在其中工作之外，还有哪些方法可以了解人民（并非人人都可以在那儿工作，还有许多地方特别需要医务工作者）？对此我回答说，在人民警察队伍里服务，是与古巴人民团结一致的重大表现之一（指革命古巴的志愿人民武装，业余时间在其中工作。—作者注）。
我应该提醒，以革命民警身份出现的医生，应该永远是医生。不能重犯我们在山区的错误（也许不应该将它称为错误）。那时我们所有医生同志都知道这一点：我们站在伤员或者病人面前感到耻辱，我们只知道千方百计寻找抓住枪杆子的机会，在战场上表现自己的英勇。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另外的条件，正在组建的保卫祖国的新部队。这支部队应该有另外的技术装备。在新的军队里，在这个技术装备范围里，赋予医生以重大使命。他在战争中担负着最美好、最重要的任务的同时，应该仍然是医生。不仅医生，还有卫生员、实验室工作人员以及所有献身于这个人道主义职业的人都应该这样……
任何工作，花在准备任何军事行动上的每一个比索，都是没有偿还的工作和消耗。遗憾的是这些消耗必不可少，因为我们的敌人也在备战。我仍然以一个士兵所有的诚实和自豪说，我以最大的遗憾看着钱从国家银行的保险柜拿去购买任何杀人武器。
然而，人民警察在和平时期也行使自己的职能。在居民点，它是帮助了解人民的中间环节。民警部门的同志向我证实，应该在那儿实现空前的团结。应该随时准备在整个古巴领土上解决问题，在任何危险面前帮助任何需要帮助的人。警察提供了解并接近古巴社会各阶层人的机会……
只要我们拥有奔向未来所需要的一切，我们不妨回忆马蒂的遗嘱。尽管我现在有些违背它，但还是应该将它作我们的座右铭：“表达自己思想的最好方法是行动。”
让我们一起向古巴的未来前进！
图书信息
作者简介
乔恩·李·安德森，出生于1957年1月15日，美国作家、传记作者、调查记者、《纽约客》杂志撰稿人，曾到阿富汗、伊拉克、乌干达、以色列、萨尔瓦多、爱尔兰、黎巴嫩、伊朗和中东等地做过实地的战地报道。他也为《纽约时报》和《国家》等刊物撰稿。
他的代表作《切·格瓦拉传》在1997年首次出版后，很快成为席卷欧美的畅销书。除了这本书之外，他还著有《游击——叛乱地区之行》、《狮子的坟墓——来自阿富汗的特电》和《巴格达沦陷》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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