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奥委会有一个规定，所有委员不可以到申办城市考察，这样对北京很不利，因为很多人没有来过北京，不了解北京，即使来过北京的，对北京的印象也停留在仍未发展的时代。北京的变化是日新月异的，每一刻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对于国外的人来说，中国仍旧是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长城、故宫就是北京的象征，也许还有革命的动荡。其他的一切都是模糊的。现在的现实是，亚萍所处的运动员委员会的这十几个人，只有两三个人来过中国，而且还是在多年以前。就连波波夫最近一次来中国是1999年，还是去上海。
邓亚萍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在欧洲的委员们联系了一遍，询问他们是否有时间在他们住的城市里碰一下面，然后按着预约的时间开始在这几个城市奔波。两三天跑一个城市是家常便饭，虽然很辛苦，但邓亚萍觉得很值得，她向这些人介绍北京的现状跟他们原本印象中的北京截然不同，每次会面后，都会对北京有进一步的认识。
作为一个经历过多次奥运会的运动员，以及与各国体育官员打过交道的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亚萍自信中国的民族风情足够吸引世界的眼光，她试图向其他委员传递这样一个讯息：“我们的政府和人民都非常想举办一次奥运会，对运动员来讲，那肯定会是一次不同以往的奥运会。”
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苏珊·奥尼尔1987年到过上海，对那里的印象很不好，是一个很难攻克的“堡垒”。原本由于中国也是游泳强国，出于民族竞争意识，她就有所抵触，她早年来中国比赛的时候，对中国一直抱有成见：“你们游泳池的水脏得要命。”再加上中国以前出现过兴奋剂问题，她的态度很强硬，她一点不避讳自己对中国的抵触，曾当众说：“我不认为那样的国家能办成一次高质量的奥运会。”亚萍每次约她，答复都是“没什么好谈的”。亚萍有一次苦笑着对朋友说：“怎么有比我还顽固的人……”但是不服输的亚萍怎么能允许这样重要的一票流入别国囊中，来过中国的苏珊·奥尼尔都对中国有如此的偏见，更何况其他没有来到过中国的人？所以她责无旁贷要把真实的中国展示给苏珊·奥尼尔。邓亚萍还是一有机会就抓住她谈，“真是磨破了嘴皮子”。从卫生检疫的数据，到北京十几年变化的照片，从体育场馆建设，到中国在兴奋剂问题上的坚定举措……在投票前一天晚上，邓亚萍约她吃饭，跟她谈了3个多小时，虽然苏珊·奥尼尔还是一副冷漠的表情，没有给出任何承诺，但邓亚萍相信到她被自己说动了。
美国排球运动员鲍伯，也是1988年来过中国。那时的中国跟现在没法比，但给他们的印象非常深刻，“你们穿的衣服都是灰色的，楼房也是灰色的。”为了见鲍伯，邓亚萍曾在三天里从北京到洛杉矶打了一个往返，就是为了跟在美国的鲍伯吃顿饭。在飞机上的时间比在美国停留的时间还长。自此之后有人开玩笑地给亚萍起了个绰号，叫做“飞行大使”。
2001年5月15日，邓亚萍随北京奥申委代表团到洛桑作评估报告，然后从日内瓦飞往瑞典，听说运动员委员会的一名哈萨克斯坦运动员就住在那里，邓亚萍一直追到瑞典，到了斯德哥尔摩，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马上去接亚萍，开了四五个小时的车把她送到哈萨克斯坦运动员所住的城市，到了那里之后，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硬是找到了这位委员的住处。这个委员把她留在家中吃饭，他们一直聊到夜里11点钟，他从来没有来过中国，对中国一点也不了解，亚萍告诉他，我们的政府和人民都非常想举办一次奥运会，对运动员来讲，那肯定是一次不同以往的奥运会，亚萍还讲了很多小故事。5月16日，邓亚萍回到洛桑，参加世界体育研讨会，亚萍作了发言，然后去摩纳哥参加世界优秀运动员颁奖大会，很凑巧的是，去摩纳哥时亚萍搭乘了萨马兰奇主席的专机，萨翁问她下一站去哪里，亚萍说去见卢森堡奥委会的秘书长，萨翁马上说道：“去见他干什么，他又没有选票。”说完，两个人都不由得笑了。卢森堡大公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但临行前亚萍没有跟他联系上，所以先确定去见卢森堡奥委会秘书长。
颁奖大会结束之后，亚萍第二天就飞往卢森堡，中国驻卢森堡大使亲自接见了她，三点钟刚刚下飞机，丁大使就告诉亚萍，“五点钟，大公接见。”她连忙到大使馆换衣服，这一切都是一位热爱中国的卢森堡友人安排的。这位友人从五十岁学习中文，八十年代以后每年都要去中国，在中国学语言的时候认识了邓亚萍在清华大学的老师，这次是他主动提出让亚萍去卢森堡，并且帮忙联系拜访大公，帮助邓亚萍作申奥宣传。
亚萍以前从来没有真正拜访过皇室成员，所以见面之前不停地请教皇室的礼仪。会谈的效果非常好，原来说只谈十分钟，结果他们聊了半个小时，大公曾经三次去中国，知道中国的变化，亚萍也把售货员的小故事讲给他听，他很受震动。
邓亚萍曾说过：“大道理他们很难听进去，这个鲜活的例子却能打动他们。”这也是为什么邓亚萍总是在于其他委员谈话的时候，将这些普通的事情告诉他们。卢森堡国家元首亨利大公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之一，听到这个真实的故事时，大公很激动，“他意识自己手中的一票能改变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和命运，是非常神圣的一票。”在投票当天，亨利大公主动对何振梁说：“我将想着你们。”
亚萍在卢森堡讲了一堂课，生动地讲述了中国的体育和乒乓球，然后就去了意大利，事先约好的两个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回到北京后，她又去了一趟美国去见那位排球运动员。
不管怎么样，亚萍尽量把北京真实的现状介绍给他们，这些描述跟他们印象中的北京截然不同，邓亚平觉得很多委员还是很欣赏北京的。
几年苦学下来的英文自然是帮了大忙，而以前十几年的运动员的经历，更是让她对那些运动员委员会中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最关心的事情了然于胸，运动员出身的他们对比赛场馆、食宿、交通等一些能直接影响比赛状态的条件格外关注，有了这个大方向，交谈起来自然就有的放矢，邓亚萍说：“我和他们聊天的时候脑子都在想着要怎么来打动他们，他们对北京放心了，我的工作也就做到家了。做他们的工作挺费劲的，因为他们不了解现在的中国。不能请进来，就只好走出去。不过当时我有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那时正在写毕业论文，时间上可以自由安排，就可以走出去做一些工作，这四五年，我与运动员委员会的同事们相处得很好，大家都当过运动员，又是年轻人，比较容易沟通。”
在朋友式的交流中，邓亚萍潜移默化地向他们传递着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中国人民对2008年奥运的殷切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