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清印
北京西黄城根南街著名的九号院。杜润生老人背对着我，端坐在暮春的霞光里。不忍惊扰这份温馨从容，伫立良久，我还是轻轻推开虚掩的门，欲启开一潭幽深的思想。
“我挨毛主席的批评不少，但我为真理为人民献身，迄今无悔。”杜老开门见山地提起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
土地改革之后，毛泽东提议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1953年年初，邓子恢同志和杜润生一起被调到该部，邓任部长，杜任秘书长兼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即农业办公室）副主任（邓任主任）。当时邓、杜对合作化运动有一些不同意见，主张宁可慢些，但要好些，合作社的形式也不宜全国单一。另外，他们还主张给农民“四大自由”，就是雇佣、借贷、租佃和贸易的自由。
“党内要追求一致，但决不能强求一致。我维护中央权威和统一决策，但也不简单地附会领导人的意见，自己有不同意见也要表达。也许表达得不好，把乌纱帽丢了，但不能因此就不表达，那会造成一生遗憾。”今天的杜老，这样总结自己一生的作风。
但在当时，邓子恢、杜润生等所表达的不同主张，被毛主席认为是右倾保守错误。1953年年底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说的一段话：“‘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一套‘确保私有’、‘四大自由’，就是‘行小惠’，那真是‘难矣哉’！”
1955年春，农村传来强迫入社造成党和农民关系紧张的信息。杜润生被派到问题最严重的浙江传达并解释农工部的处理办法。结果，浙江的农业社由五万多缩减到三万多个。4月2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等出席，由杜汇报农村的情况。会议提出，当前合作化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月底，毛泽东从外地回来，带回他对农村情势的新判断。5月1日，他到天安门观礼，对中央副秘书长谭震林说，合作化还可以快一点，所谓农村存在紧张，合作化有强迫现象等说法，一概是“发谣风”。6月，毛主席与邓子恢又围绕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速度问题发生了争论，毛主张明春合作社发展到130万个，邓主张维持100万个。
7月31日，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
不久，邓小平同志召集杜润生等传达毛泽东原话，说：看来像邓子恢这种思想，他自己转不过来，要用“大炮轰”。于是，在10月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分别点名批评了邓子恢、农工部和杜润生。邓子恢和杜润生两人做了检查，接受毛主席的批评。会后不久，中央开会讨论农工部错误问题。农工部副部长陈伯达提出，邓子恢犯错误，杜润生同志起了不好的作用。但毛主席说，杜润生是个好同志，对土地改革是坚决的；只是对于合作化、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经验，到下面干一个时期就好啦。
1956年后，杜润生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任秘书长、党组副书记。不久，便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文化大革命”中，杜润生被划入张劲夫反党反革命集团成员，遭受迫害，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
受尽冲击迫害的杜老，超越个人的恩恩怨怨，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的战略决策，进行了重新审视。他认为，农村经济体制必须改革，包产到户代替人民公社，是中国农民和领导机关长期博弈的产物。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中国农民作为生产力的体现者，起了决定性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但即使这样一个拨乱反正的重要文件，也没能完全摆脱“左”倾错误的历史惯性，“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杜润生此时恢复工作，调到国家农业委员会任副主任。他一开始工作，就把注意力集中到包产到户这个尖锐的问题上。
杜润生对中国农民一贯有着透彻的理解：中国农民一直怀着民主革命建立起来的对党的信任感和良好期望，参加了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大试验。只是当吃饭问题变成长期困惑时，才自发地去寻找温饱之计，农民想摆脱的不是社会主义，农民要求的只不过是经营自主权。
作为人民公社统一经营对立面的包产到户，在毛主席时代是个禁区。但那时仍有不少地方先后冒险试行了包产到户，至改革启动之前，五起四落。对于广大农民这一自发的创举，杜润生的看法是：在中国试验集体化生产效果并不令人满意时，有个亮点却令人兴奋，那就是自留地，它的单产潜力数倍于公营土地。农民自发搞包产到户，即公有土地家庭经营，乃是自留地政策效应的拓展，以此冲破“一大二公”，应对家庭农业重新肯定。
尽管他确立了上述一些认识，但他深知这种认识被多数人，尤其被领导人所接受，还将经历一个曲折过程。
1979年3月，国家农委在京召开有七个省代表参加的农村工作座谈会，对包产到户展开了激烈争论。当时，刚解放出来不久的杜润生，以国家农委副主任身份主持会议。他在开场白中希望通过争论，取得共同语言，并且风趣地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党的主要领导人听取会议汇报后，即席讲话，坚决不赞成搞包产到户。但这场争论有其正面影响，会议纪要上开一个小口子：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允许；对已经搞包产到户的不批判、不斗争、不强制纠正。
后来，对包产到户的“好得很”与“糟得很”之争并未平息。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80年5月31日发表重要讲话，肯定了安徽肥西和凤阳农民的创造。
1980年9月，刚刚调整的中央领导班子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就农业生产责任制进行专题座谈。讨论的文件是国家农委代中央草拟的。杜润生在会上就代拟稿作了八条说明。他首先指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但要从实际出发，联系农民，照顾农民要求。”他明确了包产到户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责任制。座谈会讨论很激烈，有两个省的省委书记针锋相对：“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他们这句话上了会议简报，后来被传开了。最后，与会者还是基本达成了共识，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中发〔1980〕第75号文件。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何去何从的转折时刻，这个文件松开了一道较大的口子：在那些边远山区的贫困落后的“三靠”地区，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
真正彻底突破禁区，标志着农村第一步改革高潮的，还当推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在80年代前中期农村改革的高潮中，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在杜润生的主持下，发挥了参谋部的作用！
历经新中国成立30年的风雨沧桑，古稀之年的杜润生对发展中国农村经济的理性思考日益成熟。翻阅杜润生那时的各种讲稿、文章，不难看出，对包产（干）到户这个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他始终不渝地从理论联系实际的高度进行了多方面阐述，希冀在广大干部中取得共识。
人称，1981年是调查研究年。开春伊始，国家农委与有关部门就联合组织17个调查组分赴各类地区调查，一个80年代农村改革的权威性文件可望在这不平凡的一年里孕育成熟！这年，杜润生辗转江苏、山西、河北调查，每到一处，他都给基层干部讲：群众搞责任制，我们不要给他们顶牛，我们是小牛，群众是大牛，我们顶不过他们，要是顶，非把我们顶回来不可。
7月31日，胡耀邦批了一个材料给万里：“我考虑今年九十月要再产生个农业问题指示。请考虑是否叫农口同志先酝酿一下，如杜（润生）。在下去考察前，也可找他先谈一次。”随后，胡耀邦、赵紫阳先后找杜润生谈话，共商文件起草工作，特别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
金秋10月，中共中央提前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一起讨论文件草稿。杜润生所作的《坚持改革稳步前进》的讲话开门见山地指出：过去搞改革，我们是花过学费的，现在进入80年代，应该要求搞得好一些，要尽可能地不使运动出现太大的倾斜度。经过几十遍修改，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送到了中央最高决策层。这个文件被中央政治局12月21日通过的当天，杜润生找了胡耀邦，建议将这个文件能够安排在1982年的元旦发出，成为新年的第一号文件，以便引起全党、全国的重视。
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问世了！十—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全面指导农村年度工作的红头文件诞生了！农民们喜洋洋奔走相告：党中央把新年头一碗饭让给咱农民吃了！此后，包产、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到90%以上。
从此，中共中央破天荒地连续五年，于每年1月1日（或2日）发布指导农村工作的第一号文件。第一个一号文件：初步说明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姓社不姓资！第二个一号文件：阐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第三个一号文件：稳定、完善生产责任制，决定土地承包长期化，从原来的三年延长到15年。第四个一号文件：从1985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国家决定大力帮助农村调整产业结构。第五个一号文件：要在改革取得成功的基础上，调整生产结构，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
五个一号文件，逐步指出深化农村改革的方向，让亿万农民吃了长效顺心丸。连昔日反对包产到户，坚持“两个凡是”的一些高级干部，也转变了观念。曾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的李克林评价说：五个一号文件集中了杜润生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大半生的实践经验，闪耀着他睿智的思想和对亿万农民的深深关怀。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耄耋之年的杜润生勤于思，慎于言，敏于行。他说，家庭承包制的普及，只是重建农业经济主体的开始，而不是终结，还需推进农村经济市场化；加强水利、道路、电网建设；整治国土，加快工业化、城市化，扩大农民就业机会。农民还会在家庭经营基础上组成各种形式的自由联合，使农业经营规模化现代化。展望21世纪的中国农业，他相信，希望的田野上定会有更为广阔的前景！
（原载《半月谈》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