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不可挡也要挡！1915年9月3日，梁启超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一时间，洛阳纸贵，舆论沸腾。
袁世凯耳目众多，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他已得到消息，专门派人赶往天津，欲以20万元购买此文，被梁启超断然拒绝。
该文长达万言，针对的正是帝制问题，梁启超嬉笑怒骂，可谓掷地有声。文章最先发表在《京报》上，轰动一时。接着各报竞相转载，影响力越来越大，搞得袁世凯很不开心。
这样到了9月6日，参政院开会讨论各路国体更改请愿书时，袁世凯特地写了一份宣言书，派杨士琦前往，代自己宣读。
杨士琦照本宣科，内容却令人颇为吃惊，谁也想不到，袁世凯竟然会说出诸如“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更改国体不合时宜；国民请愿须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一类的话来，这该让帝制派情何以堪？
不过冷静下来一想，袁世凯其实并没有把话说死，虽表示“更改国体不合时宜”，但仍留了一个“国民请愿须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的尾巴，追随老袁多年的梁士诒目光如炬，知道该出重手了。
这一年来，梁士诒过得很不爽，被排挤出总统府之后，虽然通过嫡系依然掌控着自己一手创建的交通系，实惠多多，可相较于之前的呼风唤雨，毕竟风光不再，不免意兴阑珊。谁知我不犯人人却犯我，因为反对帝制，以袁克定、杨士琦、杨度为首的帝制派竟然向梁财神动了手，这背后很难说没有袁世凯的支持。
第一波攻势是由肃政厅发动“三次长参案”，即对陆军次长徐树铮、交通次长叶恭绰和财政次长张弧进行弹劾，叶恭绰和张弧都是交通系的人马，而徐树铮则是反对帝制更烈的段祺瑞的心腹。袁世凯毫不犹豫免了徐树铮的职，与此同时，肃政厅又参劾津浦铁路局局长赵庆华十大罪状，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随之展开。
梁士诒也是牛脾气，事情都这样了依然我行我素，对帝制表现不出丝毫感情。于是7月18日，赵庆华赵局长被撤职交平政院审理。两天之后，叶恭绰因与赵局长一案有牵连，被勒令暂行停职。
叶恭绰是梁士诒手下的第一员大将，梁士诒以局外人身份依然能把交通系掌控自如，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叶恭绰这个交通次长的竭力维系。现在连叶次长都挨了当头一棒，足可见反对势力有多强大，决心是多么坚定。
果然，紧接着京汉、京绥、沪宁、正太各铁路相继出事，加上之前的津浦路，在当时被合称为“五路大参案”，交通系著名的“二关”——京汉铁路局局长关赓麟、京绥铁路局长关冕钓在这一轮首当其冲，被令离职听审。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梁士诒无论如何也坐不住了，尤其是袁世凯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了一句：“参案原来有你在内，是我叫他们去掉了你那部分。”更令其如芒刺在背，无法自持，干脆以养病为由，独自去了西山。
生死存亡面前，梁士诒哪里有心情养什么病？经和交通系要角一番磋商，充分认识到了大家一起面临“要头不要脸，要脸不要头”的两难局面，最后所有人达成了“不要脸”的共识，决定拥戴袁世凯当皇帝。
梁士诒既已输诚，针对交通系的参劾也就戛然而止。梁士诒不像杨度，他是干实事的人，懒得去搞什么理论研究，而决定发起组织一个“公民请愿团”，实实在在搞点大动静出来。
毕竟是“财神”，又是曾经的“二总统”，梁士诒出马，立即一呼百应，除交通系人马之外，沈云霈、张镇芳、那彦图、阮忠枢、夏寿田、梁鸿志等政界要人纷纷加入，并推沈云霈为会长。正在这时，署理湖北军务的彰武上将军段芝贵，匆匆忙忙地从武昌赶了回来。
段芝贵是袁世凯的干儿子，和袁克定私交极好，上一年袁大公子巡视武汉，一眼相中了著名坤伶王克琴，段将军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成功为其拉了把皮条，两个人绝对是亲如兄弟一般。
最近这段时间，杨度的筹安会搞得很欢，而湖南将军汤芗铭更是在军界率先劝进，致电袁世凯说：“伏望我大总统俯从民意，速下一尊，申数千年天泽定分之大义，慰亿万苍生一心一德之归诚。”这一切，段芝贵看在眼里急在心头，生怕他们抢去了“拥戴”的头功，所以才急急赶回北京，欲建不世之功勋。
段芝贵果然厉害，很快就串联好了14省将军，联名密函袁世凯，请其速正大位。这14省将军是：广东龙济光、湖北王占元、陕西陆建章、河南赵倜、山西阎锡山、云南唐继尧、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江西李纯、安徽倪嗣冲、山东靳云鹏、四川陈宦、吉林孟恩远、黑龙江朱庆澜。另外，没有将军衔但握有兵权的甘肃巡按使张广建、察哈尔都统何宗莲、绥远都统潘榘楹、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福建护军使李厚基，也都列名于后。美中不足的是，冯国璋和张勋没有参与此事，这令袁世凯很是耿耿于怀。
段芝贵再接再厉，经老友阮忠枢穿针引线，他与公民请愿团一拍即合。段将军出手，端的是不同凡响，像朱启钤、雷震春、江朝宗、周自齐、袁乃宽、朱家宝、曹汝霖、陆建章、顾鳌等实力派人物纷纷应邀而来，加上梁士诒、阮忠枢、夏寿田，以及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杨士琦，13个人后来也被称作“十三太保”。
这个声势实在太大，“公民请愿团”的名字显然已经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梁士诒、段芝贵等人决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
9月19日，全国请愿联合会在安福胡同宣告成立，推沈云霈为会长。其他领导大致有，副会长那彦图、张镇芳；文牍主任谢桓武；副主任梁鸿志、方表；会计主任阮忠枢；副主任蒋邦彦、夏仁虎，等等。
请愿团体则包括：
筹安会，杨度等发起。
人力车夫代表请愿会，北京人力车夫发起。
乞丐代表请愿团，北京乞丐发起。
妇女请愿团，安静生所发起。
公民请愿团，各省官吏用本籍公民名义组成。
筹安会请愿代表团，筹安会各省代表组成。
商会请愿团，北京商会冯鳞霈、上海商会周晋鏣等发起。
教育会请愿团，北京梅宝玑、马为珑发起。
北京社政改进行会，恽毓鼎、李毓如发起。
旅沪公民请愿团，陈绍唐等发起。
全国请愿联合会成立之后，立即发动各请愿团体及各省、各机关向参政院递交请愿书，要求改行帝制，同时还积极组织各种请愿活动。交通系有的是钱，规定凡是参加请愿者，都发给参政费，价钱随参与者的身份地位与名气而定，总之是见者有份，参加者能少得了吗？这声势又岂是当初的筹安会所能比拟？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连瞎子都看得出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心不可动摇，黎元洪深恐自己被裹挟进去，赶紧辞了参政院院长，袁世凯稍作挽留之后，便改派前清贝子溥伦继任，以酬佣其当年力劝清室退位之功。
请愿联合会立马又给参政院上了一道请愿书，要求以国民会议为解决国体的正式机构，这本是秉承袁世凯的意思——“国民请愿须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参政院自然积极配合，赶紧开会做出议决并咨请政府于年内召开国民会议。事情眼看就要成了。
奈何有人认为国民会议是民国的约法机构，而且人数不多，代表性有限，不宜用于解决国体问题；而帝制派尤其是袁克定认为拖到年底缓不济急，于是梁士诒等人再一次发起请愿，先是做了自我批评，认为不需要召开国民会议，而要求“另设机关，征求民意”。
此时的参政院，就仿佛是一个魔术师，帝制派想要什么，它就能变出什么来。10月6日，魔术师变出了一个“由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的决议，随即通过并由袁世凯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要求各省在军政长官监督下，加紧选举国民代表。为了赶时间，特规定各地选举产生的国民代表，无需来京，就地进行国体投票并选举皇帝。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小插曲，袁克定搞的假《顺天时报》露馅了。那天是袁家三小姐袁叔祯的一个丫头回家探望父母，回来时顺便买了些三小姐最爱吃的五香酥蚕豆回府，碰巧包装纸是一整张原版的《顺天时报》，三小姐无意间发现这报纸上的论调和以往看到的太不一样，便拿去给父亲看。
袁世凯当时不动声色，等搞明白真相之后，派人把袁克定叫来，不管他如何跪地求饶，只拿着皮鞭一顿暴打，骂他“欺父误国”。从此之后，袁克定就失去了父亲的信任，也算是咎由自取。
袁世凯终于明白了外界对复辟的观感，可他此时哪里还舍得放弃？于是10月20日，各地选举依次展开，共选出1993名国民代表。这1993名代表全部都是内定或精挑细选而来，而且又由各省军政长官亲自监督，故后来的投票进行得异常顺利。只有江苏闹出了点不和谐——冯国璋死活不愿意出席投票仪式，更遑论监督，好在经不起僚属苦劝，他最后还是来到了现场，只是始终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实在是大煞风景。
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投票的结果，到12月7日，全国各地投票全部完成，1993名公民代表全体赞成变更国体为君主立宪制，并一致推戴袁世凯当皇帝。
1915年12月11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召集各参政开会，在对国民代表的投票情况进行了认真细致地审核之后，决定以全国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拥立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之皇帝。
推戴书是早已准备好的，只是自古以来，此种推戴都需“三揖三让”，以示受者之谦恭与众望所归，就好像演唱会上歌手返场之前，必须要听众再三呼唤一样，属于半推半就地做作，当不得真。
所以当第一道推戴书被谢绝之后，参政院的老爷们并不气馁，根据流程立即呈上第二道，然后乐呵呵地坐等再次被发还回来，谁知此时袁世凯竟然就接受了，搞得大家心里空落落的，实在是觉得意犹未尽。
当然这是小事，重要的是袁大总统终于同意了当皇帝，大家顿觉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就该等着论功行赏了。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发表接受帝位的申令。袁克定唯恐夜长梦多，再三催促父亲赶紧举行登基大典，先坐上皇位再说。
因为认为复辟帝制必将导致中国内乱，列强对此事反对得很强烈，其中以日本为最。尤其是在国民代表开始选举之后，眼看着帝制复辟进入了紧锣密鼓时期，日、英、俄、法等国纷纷向袁世凯施加外交压力，希望他即使要变更国体，好歹也等到欧战结束。对此袁总是顾左右而言其他，说这事由人民来决定，自己管不着；并一味强调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对付国内的反对力量。
但各国并没有因此放弃施压，这让袁世凯很是头疼，于是定下宗旨：称帝之后，对内称中华帝国，对外依然保持中华民国的国号，希望可以借此瞒天过海，以赢得时间搞定各国。所以，这个登基大典还是晚一点举行比较好。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袁世凯觉得，就算是普通人家娶亲，往往都要挑一个良辰吉日，何况自己是当皇帝，岂能草率行事？便任命内务总长朱启钤为大典筹备处主任，计划于来年1月1日正式登基。
这样袁世凯的身份就很奇怪——现在，他既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又是中华帝国的皇帝。但是，眼下的中国，既已不是中华民国，也还不是中华帝国，真是乱得可以。
不过该走的流程还得走，12日当天，袁世凯在怀仁堂搞了个朝贺会，亲切接见文武百官，接受大家的祝贺，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厉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救民计，牺牲子孙，亦不敢避。”
没错，袁世凯自称为“予”——因为尚未登基，他不好意思用“朕”或“寡人”一类皇帝的专有名字；但“本大总统”此时听起来已不够高贵，索性先用个“予”来作为过渡。
接下来的北京《政府公报》，也以“政事堂奉策令”取代了“大总统令”，但政事堂奉的是谁的策令，却成了未解之谜。需要说明的是，尚在10月份的时候，徐世昌即以养病为由辞职，国务卿一职，先是由杨士琦代理，后来被安排给了陆徵祥。
黎元洪没徐世昌幸运，他早就说自己病了，想回黄陂老家休养，但袁世凯不同意，只让他从不利于养病的瀛台搬到了东厂胡同。
从这年11月起，黎元洪即已不再领取副总统的薪水和办公费，并向袁世凯和参政院请辞，可惜没得到批准，就这么耗到现在。袁世凯自己都不当总统了，对副总统自然也要有个安置，于是在12月15日对内正式更国号为“中华帝国”的当天，亦下令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并派阮忠枢等人前去道贺，只得到黎的一句回话：“你们不要骂我！”
黎元洪不识抬举，好在逊清小朝廷很懂事，经溥伦连哄带吓，终于在16日给中华帝国参政院行了一道咨文，对袁世凯当皇帝一事表明了态度：“凡我皇室，极表赞成。”
接下来的大事，当然是论功行赏。袁世凯煞费苦心，列出黎元洪、奕劻、世续、载沣、那桐、锡良、周馥七人为旧侣，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人为故人，王闿运、马湘伯二人为耆硕，这些人都是老朋友，可以不必称臣。
以上诸人，又以四大故人待遇最高。袁世凯专门发表了申令，给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冠名为“嵩山四友”，并由政事堂议定了五项优待办法：（一）免其称臣跪拜；（二）赏乘朝舆，到内宫换乘肩舆；（三）皇帝临朝时，四友在勤政等殿得设矮几赐坐；（四）每人给以岁费2万元；（五）赏穿特种朝服。
这里略微交代一下奕劻。清帝退位后，奕劻、载振父子即逃到天津租界里住了下来，凭着多年来贪污受贿的积蓄，日子过得相当惬意，只有一样不如意，就是袁世凯治国不需要贪腐之专长，因此不给他们官当。不过现在好歹荣登“旧侣”之列，在奕劻看来，也算是一大安慰。
安顿好这帮老家伙，其余的就好办了。跟历朝历代一样，袁世凯把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特封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等为一等公；汤芗铭、李纯、陆荣廷、朱瑞、赵倜、陈宦、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等为一等侯；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等为一等伯；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为一等子；许世英、戚扬、吕调元、蔡儒楷、段书云、任可澄、龙建章、王揖唐、沈金鉴、何宗莲、张怀芝、潘榘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等为一等男。后又追封赵秉钧为一等忠襄公，追封徐宝山为一等昭勇伯。总之，凡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以上人等，见者有份。最后合计封爵者128人，一二等轻车都尉70余人。只是所有这些人里面，不独没有段祺瑞，也找不到王士珍的名字。原来王士珍对帝制同样有不同意见，称病再次淡出了政界。
北洋三杰一龙一虎都离心离德，一狗冯国璋倒是在一等公之列，不过袁世凯对他也是很不放心，便任命其为参谋总长，主持全国的军事工作，电请速来北京就职。
段祺瑞的处境摆在那里，冯国璋如何肯自投罗网？于是一面谢恩，一面以“身体有病”为由，要求待在南京养病，袁世凯没办法，只好暂且由他。
这是12月19日的事。就在这一天，蔡锷辗转回到了昆明，袁世凯的噩梦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