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诺出手之后，第一个跳出来的是杨度，他以《共和与君主论》为由头，紧接着写了一篇两万余字的《君宪救国论》，完全不顾古德诺原文的本意，极力鼓吹帝制，比如“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雄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诸如此类的句子，全篇比比皆是。写完之后，杨度很是得意，兴致勃勃地请同乡兼同学的内史夏寿田转呈袁世凯。
杨度文采很好，虽是一篇强词夺理的问答式文章，也让他做得理直气壮，袁世凯看后不由得击节赞叹：“真乃旷代逸才也！”并亲笔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大字，让人做成匾额送给了杨度。
同时袁世凯还命夏寿田转告杨度，让他拉一票人马起来，以学术的名义研究帝制问题，以做舆论铺垫。这肯定要找有影响力的知名人士，杨度知道袁世凯最看重的两个人是梁启超和章太炎，无奈梁启超待在天津租界不出来，章太炎被关在龙泉寺出不来，最后他好歹找到了孙毓筠、胡瑛、刘师培、严复、李燮和等人，也算差强人意。加上杨度自己，总共六人，这就是后来大家所说的“洪宪六君子”。
先介绍下这六君子。杨度无需再说，孙毓筠同样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他是前清大学士、“寿州相国”孙家鼐的侄孙，也是徐悲鸿的女弟子及恋人孙多慈的族兄。
孙家祖爷爷颇有头脑，早就领悟到人世间只有当官发财两件事情最值得追求，于是早早便安排两个儿子一人经商一人读书。读书的是老二孙家鼐，他书读得极好，考中了状元，平步青云。经商那位就是孙毓筠的爷爷，也很牛，但发了大财之后痛感还是当官更爽，便刻意安排儿子走上仕途，所以孙毓筠的父亲孙传晋也当到过道台，这个官不算小。
孙毓筠也是年幼读书，不过在考上秀才之后，他的思想产生了转变，开始倾向于维新，尤其佩服刺杀五大臣的吴越。因此，到日本留学后就加入了同盟会。
1906年冬，江西萍乡和湖南浏阳、醴陵暴动发生，孙毓筠和同乡权道涵、段云、张汇滔、史蕴朴等人被派往江苏、安徽策动新军响应。到南京后，孙毓筠、权道涵、段云三人密谋刺杀两江总督端方，因遭叛徒出卖而被捕。
这是杀头的罪，好在端方思想比较开明，加上了解到孙毓筠是孙家鼐的族孙，就更不肯杀他，倒是给孙相国写了封信，问他“孙毓筠是否华族”，孙家鼐心知端方是有意卖交情给他，但又不敢明保革命党人，回信只说确实有此不肖族孙，并很客气地请陶斋兄（端方号陶斋）“依法办理，严加管束”。一切尽在不言中，非久历官场中人，难以品得其中奥妙。
端方见老相国落门落坎，便设法给小孙开脱了“大逆不道”的罪名，只判了5年监禁。事实上也不曾监禁，只让他在督署花园读书悔过。段云、权道涵二人跟着沾了光，被判终身监禁了事。
辛亥革命后，孙毓筠重获自由，以革命元老的身份，先是担任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后来更被推举为安徽都督。被柏文蔚取而代之后，他到北京当上了临时参议院议员，1914年被袁世凯亲自任命为约法会议议长，约法会议解散后，就成了参政院参政。
不用说，孙毓筠的身份绝对是够的。其他几人，同样也都很拿得出手。
这其中最显赫的是严复。他本是福州船政学堂中的最优等生，在学校的时候，刘步蟾、邓世昌等人都要排在他后面，所以毕业后就被选送到了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回国后被任命为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算是黎元洪的老师。
甲午战败后，严复决意思想报国，遂退出军界，专心于翻译事业，我们现在熟悉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都是由他翻译引进，而他所倡导的“信达雅”，更被奉为翻译界的圭臬。
进入民国，严复被袁世凯任命为北大首任校长。他们俩的渊源很深，早在戊戌变法时期，严复就竭力鼓吹维新，并因此一直备受冷落，独后来担任了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慧眼识才，再三邀请他出任自己的幕僚，却都被婉拒。等到慈禧死后，袁世凯遭罢官逐回河南，万马齐喑之时，只有极少数人敢于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其中就有严复的“世凯之才，天下无两”，“此人国之栋梁，奈何置之闲散”？所谓患难见真情，因此严复赢得了袁家上下的尊敬，杨度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不惜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好歹把他给拉了过来。
其他几位，刘师培是顶级国学大师，在当时与章太炎齐名；李燮和先后参加过华兴会、同盟会、光复会，辛亥革命时，他与陈其美同时领导上海起义，李负责光复闸北和吴淞，陈负责市区。
李燮和一路打得很顺，陈其美却在攻打上海制造局时被俘，后来李燮和率军攻下了制造局，救出陈其美，进而被上海起义诸军公推为临时总司令。谁知上海光复之后，在推举沪军都督的会议上，陈其美以其青帮“大”字辈的势力，派出帮会分子大闹会场，成功“当选”为沪军都督，李燮和对此很是无奈。
李燮和后来又被推举为光复军总司令，在光复南京的战斗中立下大功。可惜等到黄兴裁军时，因为属于光复会的缘故，李燮和的队伍被裁掉，心灰意冷之下，他来到北京当起了寓公，此时静极思动，和杨度算是一拍即合。
胡瑛来头也不小，他曾参与过吴越行刺五大臣的策划工作，后来亡命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再后来回国和黄兴等密谋长沙起义，因事机不密而被捕。武昌起义后，他先是出任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又被孙中山任命为山东都督，实际上只控制得了烟台一地。等到袁世凯派周自齐为山东都督的任命下来，胡瑛自知不敌，只好辞职走人。
多亏了黎元洪出面调停，胡瑛才被调入京，袁世凯给他安排个“新疆青海屯垦使”的虚职，只是面子上好看而已。还好他和杨度是好友，资历也够，杨度要干大事自然不会忘了他，而胡瑛也乐得有点事做，就加入了进来。
人凑齐了，接下来就该登台唱戏。8月14日，从袁世凯那里领到20万开办经费之后，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联名通电全国，发表筹组筹安会宣言——筹安会是杨度起的名字，取“筹长治久安之道”的意思，相当低调。
但这个宣言很高调，先是解释了“深识之士”袁世凯为什么一会儿赞成共和，一会儿想要帝制——当然都是为了国泰民安；接着又把古德诺抬出来，证明君主较民主为优；最后得出结论：只有君主制，才能救中国！
宣言一出，举世皆惊，古德诺这才发现风向不对，赶紧于8月17日召开记者会，为自己辩解。可是哪里还来得及？帝制派要的就是“古德诺”这个名字以及可供断章取义的观点，至于有没有人肯背黑锅，那不是他们需要考虑的事。
古德诺纵然百般不肯背这个黑锅，可事到如今哪里还由得了他？最不堪的是，甚至人怀疑他是受了贿赂才写的那篇文章，以至于他后来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之前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古德诺作为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其声望并不亚于前者。所以19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本来有意提名古德诺为候选人，挑战力求连任的民主党总统威尔逊。然而现在古德诺被认为有受贿嫌疑，共和党避之唯恐不及，自不会再用他。结果是袁世凯的皇帝还没当上，古德诺的总统梦就已经提前破碎了。这是后话，就此打住。
8月23日，筹安会在石驸马大街挂牌成立，推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为理事。果然，袁世凯听说有严复赞助其事，“极为欢悦”，总算是没有辜负杨度的一片苦心。
筹安会一经成立，立即电请各省将军、巡按使及各团体选派代表来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大家都知道此会的后台是谁，岂有不捧场之理？很快，各地的筹安分会陆续开张，只有广东的分会以“集思文益会”命名，似乎显得有气节一些。其实不然，广东之所以不冠以筹安分会之名，只是因为粤系老大是梁士诒，以梁士诒的身份，如何肯买杨度的账？
杨度暂时没工夫管这些小事，他想要尽快做出成绩，就得到处拉人入会，另外还有件更重要的事，就是在各界发起请愿活动，呼吁改行帝制。
8月25日，筹安会在云南会馆搞了场将校联欢会，发动军界人士出面请愿。在现场，杨度很欣慰地看到，老朋友蔡锷也来了。
话说从头，1913年10月底，蔡锷抵京，当天下午即到总统府谒见袁大总统，随后袁世凯设宴欢迎蔡将军，作陪的除了秘书长梁士诒之外，其余的像杨度、陈宧、蒋百里等人，全是蔡锷的好友。袁世凯对于笼络人很肯下功夫，还专门把李经羲从青岛请了过来——李经羲有恩于蔡锷，而蔡锷内心对他多少有些歉疚，那么有李经羲在，蔡锷就更好驾驭一些。
袁世凯是想重用蔡锷，但这需要一步一步来，毕竟空降一个外人到北洋军系担当要职，不做好足够的铺垫工作绝无可能。袁世凯有的是办法，在他的安排下，陆军部组建了一个编译处，负责全国陆军的整顿、训导、整编和革新，权力极大，由段祺瑞亲任总裁，蔡锷和陈宧一起担任副总裁，蒋百里则和段祺瑞的第一号心腹大将徐树铮担任委员。
接下来中央政治会议成立，袁世凯以议长酬佣远道而来的李经羲，志在必得的杨度，便只好和蔡锷、梁敦彦、樊增祥、马良、宝熙、赵惟熙一起担任襄议员。整个会议，其实是以李经羲、杨度和蔡锷三人为核心。
对于袁世凯的重用，蔡锷心存感激，在那段时间，他所思所想，更多的总是如何报效国家、报效大总统。因此，他不仅和蒋百里一起，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改进军事教育体系，改革军队管理体制，提高军队战斗力的计划和建议，还撰写出《军事计划》一书，呈送给了袁世凯。该书共7章42节，约3万字，分为练兵的目的、国力与兵力的关系、实行义务兵役制、兵器、军队编制、军事教育等专题，颇为翔实。袁世凯看后称道不已，直说“蔡松坡果然雄才大略”。可问题是县官不如现管，当时的段祺瑞仍炙手可热，他认为此书虽好，却失之于纸上谈兵，只是以陆军部的名义出版了事，并无任何下文。
好在袁世凯认准了蔡锷，认为他文武兼备，可堪大用，便专门又给他成立了一个全国经界局，着重于经济，尤其是自然资源开发与管理方面的工作。
后来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成立，袁世凯特意将蔡锷调入，成为第七个办事员；将军府成立，袁世凯授蔡锷昭威将军，虽说没有实权，也在“昭”字号里面排名第一；再后来袁世凯更想以蔡锷取代段祺瑞出掌陆军部，只是碍于北洋系内部反对声太大才作罢，但也可见那一段时间，两人关系之密切。
确实，那一段是蔡锷和袁世凯的蜜月期。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帝制风声渐起，蔡锷对袁世凯的观感，也开始由尊崇而至怀疑——和老师梁启超一样，蔡锷是反对帝制的。在北京的时候，师生俩走动得就很频繁，后来梁启超避居天津，蔡锷专门跑去看过他几次，密商大事。不仅如此，蔡锷还通过自己的得力助手戴戡，和云贵两地积极联络，部署可能的倒袁事宜，虽然事情做得很谨慎，并没有人真正知道他在干什么，但仍引起了袁世凯的怀疑。
蔡锷发现自己被监视之后，便不再过问政事，而仿刘备种菜的故智，终日流连于八大胡同，以示胸无大志。
蔡锷迷恋上的一朵名花叫小凤仙，两人最初并非相识于八大胡同，而是附近青云阁的普珍园。普珍园位于前门大栅栏，是家著名的饭庄，蔡锷爱去那儿喝酒，小凤仙则钟情于那里的一道名菜辣子凤节，常去吃饭，一来二去就演绎出了一段英雄美人的故事。
关于他们俩的传说很多很多，但细细考证下来，似乎两个人也只是男女关系，与别人的事儿没什么太大的不同，当然，这已经足以使监视者放松警惕。蔡锷的目的是达到了，据说就连袁世凯都曾对杨度感叹过：“松坡何至于沉迷如此？”
杨度也不知道蔡锷何以沉迷如此，只当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反正只要不反对帝制的，都是自己人，何况蔡锷还是老朋友。而且自筹安会成立之后，蔡锷曾多次电催云南将军唐继尧、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等向筹安会派代表事宜，后来更发起成立了一个“讨论国是会”，表示“赞成君主国体”，所以杨度借将校联欢会搞劝进，也给他送了请柬。只是杨度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蔡锷不仅来了，而且还第一个在请愿书上签上了“昭威将军蔡锷”的大名，这不禁令他大喜过望。
喜出望外之余，杨度又搞了一出“公民团请愿”的好戏。本来按计划，筹安会应组织各省代表来京，向参政院请愿。可是参政院9月1日就要开会，讨论各项立法问题，时间太紧，肯定来不及。杨度灵机一动，将计划改为由各省旅京人士组成公民团，请愿书则由筹安会代拟。
这样到了9月1日，各省公民团浩浩荡荡齐聚参政院，各自呈上“更改国体”的请愿书，倒也显得声势浩大。而就在前两天，袁世凯正式批准解除了死硬派段祺瑞的陆军总长，而改由王士珍署理，看起来，复辟的浪潮，已经是势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