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忍无可忍，那就无须再忍，袁世凯立即着手敦促国会，赶快把大总统给选出来。他的如意算盘是，最好在10月10日双十节那天登上宝座，这样才能显得自己这个总统是多么的名正言顺，天人合一。
这当然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难不倒袁世凯，他的说辞是，中华民国自成立以来，只有美国、秘鲁、巴西三国予以承认，还都是在召开正式国会之后；其他国家之所以不予承认，就是因为中国尚缺少一个正式政府和国家元首。
这也是事实，所以这个说辞很有力量。本来首届国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制定正式宪法、选举总统、组织正式政府，程序是先起草宪法，再选举总统，因为总统选举法本是宪法的一部分。现在看袁世凯这么着急，所提的理由又如此光明正大，便有一部分议员动了心。
最动心的是进步党。进步党拿人手短，自然支持先选出总统再说。另外由袁世凯授意梁士诒出面组织的公民党更是一个御用党，两相结合，力量就大了。于是国会很快就通过了先制定总统选举法再制定宪法，并首先选举大总统的议案。
《大总统选举法》制定得异常顺利，仅仅两天之后，1913年10月6日，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选举便已在众议院隆重举行，按照《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选举必须有选举人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当天到会议员759人，超过了法定人数。
本次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得票超过四分之三者当选；若两轮投票下来依然无人当选，则第二轮得票最多的两位再展开第三轮投票，得票过半数者当选。
因为大总统选举“关系至为重要，必须随时分电各省，以安人心而免谣诼”，所以电报总局接到政府通知，除军事及外交紧要事件外，其他所有电报暂时缓发，而只发跟选举有关的消息。因此，本次选举详情在时效性和传播度上都做到了无可挑剔。
第一轮投票的结果统计出来，因为本次选举没设候选人，也无人竞选，所以得票者众多，票数很分散，其中袁世凯471票，黎元洪151票，孙中山13票，段祺瑞13票，康有为11票，梁启超4票，孙武3票，王赓3票，汪精卫1票，蔡元培1票……无一人能达到四分之三的法定票数，故无人当选。
第二轮还剩745名议员参与投票，依然没人能达到法定票数，那就只能在得票最多的袁世凯（497票）、黎元洪（162票）之间进行第三轮PK。
如果正常投票，在当时绝对当得起“众望所归”四个字的袁世凯，胜出本应毫无悬念，可惜一步大臭棋，让他最后的当选成了一个笑话。
就在第二轮开票刚结束，会场外突然出现了数千人，虽然他们穿着各式衣服，把自己打扮成农民、工人、小商贩等各色人等，并打着“公民团”的旗号，可傻子都看得出这些人全是由军人装扮而成的——这就是没有经验的代价。
“公民团”可不管别人怎么看，反正他们真把自己当成了各路公民，把会场围得水泄不通，高喊“今天不选出满意的大总统，我们坚决不答应！”之类的话不说，还不让议员们出去，也不让送饭的人随便进来，比如给进步党、公民党议员送饭的可以进，给国民党送的就不能进，有议员饿极了想冲出去，轻则被骂，重则挨打，总之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再大的委屈也只能认了。
就这样还是跑掉了几十个议员，最后第三轮投票时还剩下703人，袁世凯得了507票，如愿以偿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这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那些饿得头晕眼花的议员们总算解脱了出来，而门口“公民团”的成员们，早已尽兴散去。
第二天选举副总统，“公民团”没再出现，但黎元洪依然当选。然后到了10月10日双十节，袁世凯向清室借用太和殿，在那里搞了就职典礼，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也就此登上了人生的顶峰。
在天安门阅兵之后，袁大总统又搞了个授勋仪式，最尊贵的勋一位授给了三个人：徐世昌、赵秉钧及清室代表世续；勋二位要多一些，授给了各省都督；至于勋三位、四位、五位等那就更多了，在此不必细说。需要说的是，中华民国有了正式的国家元首，随后也就得到了各个国家的承认。
当上大总统之后，袁世凯接着干了件石破天惊的大事——他把国民党给解散了！
其实对于临时政府时期的同盟会，以及后来的国民党，袁世凯一向都厌恶得很，认为他们除了会捣乱，干不来别的。到了二次革命那会儿，他手下很有些大将认为国民党擅自挑起南北战争，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实在是罪不容诛，不如将其取缔了事。更有甚者，还有人要求带兵捉拿这帮“乱党”，看他们还敢不敢乱来。
所幸，这些都被袁世凯阻止了下来，因为，他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
那个时候，袁世凯还是临时大总统，而国民党作为国会第一大党，如果被解散了，国会就将无法开会，那么谁来选举他当正式大总统？
现在大总统已经到手，袁世凯再无顾忌，授意梁士诒通过总统府给国会发去一道咨文，说根据《临时约法》，民国制定法律应当是分“提案、议决、公布”三个过程，而国会在公布《大总统选举法》时，绕过了总统府，违背了《临时约法》第30条“临时大总统有‘公布法律’之权”的规定，有蔑视大总统权威之嫌，要求国会给予合理答复。
平心而论，《临时约法》由于制定得相当仓促，且其中不乏制定者夹带的私货，里面难免存在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袁世凯要想找麻烦，方便得很。
议员们想得比较天真，认为你袁大总统正是依靠《大总统选举法》而当选的，感谢还来不及呢，怎么还会对由谁来公布等枝节问题有不满意呢？
可袁世凯是成心找茬，锋芒所指，其实是《临时约法》所规定的“责任内阁制”，此时敲山震虎，只不过是总攻前的一个序曲而已。
国会议员们没想到自己的处境是飞鸟已尽良弓将藏，他们此时正忙着审核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呢，也就没搭理总统府的这道咨文。袁世凯大怒，随即让国务院派出施愚等八名委员前往国会递交新的咨文，除陈述之前的内容之外，还要求国会开会应提前通知国务院，以便派人前来出席陈述。
议员们毫不客气，义正词严地表示：民国立法，权在国会，不受行政干涉。请大总统收回成命。
施愚等碰了个钉子，也不生气，却掏出了另一份咨文，议员们接过来只看了前几条，顿时全傻了。
咨文里，袁世凯的要求简单明了，就是要修改宪法：
其一，将《临时约法》第33条“临时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但须提交参议院议决”改成“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
其二，将《临时约法》第34条“临时大总统得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须得参议院同意”改成“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
其三，将《临时约法》第35条“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改成“大总统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
这分明就是总统专权的玩意，真要推行，国会将被置于何处？议员们岂肯接受此等无理要求，遂草草打发走了施愚等人，接着审核宪法草案去了。
审核进行得很顺利，很快这个宪法草案就进入了二审阶段，因为此宪法草案是在天坛祈年殿起草，因此在当时被称作“天坛宪草”。
袁世凯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天坛宪草和《临时约法》基本上一脉相承的，完全没有理会自己的意思，反而对大总统的权力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使得大总统依然只是个象征性的虚衔，不由得怒发冲冠，当即便展开了部署。
接下来的几天，各省都督、民政长及北洋高级将领纷纷发表通电，指责国会专权都是轻的，有人甚至提出了“撤销宪法起草委员会、撤销宪法、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的强横要求。
谁知议员们不为所动，于10月31日走完了宪草的三审程序，准备提交国会公布。根据《临时约法》，此宪草一旦由国会公布，就将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宪法。眼看事情将无可挽回，袁世凯行动了，他决定由国务总理熊希龄出面，解散国民党，以使国会无法开会。
熊希龄并非嫡系，不过袁世凯对他很放心，因为他有把柄攥在自己手里，不怕这个总理不听话。
原来之前唐绍仪内阁垮台，熊希龄辞去财长时，为了笼络这个人才，袁世凯特意给了他一个热河都统的美差。热河即现在的承德，是前清皇帝夏天避暑，偶尔也用来避难的地方，行宫大号避暑山庄，难以想象里面藏有多少奇珍异宝。
熊希龄把公署就设在了避暑山庄里面，作为名士，他难免会对那些古董珍玩情有独钟。实事求是地说，这里的珍宝，晚清时即已不断外流，主要是内部工作人员干的，负责管理的历任都统自然也没少干，这本是公开的秘密，算不了什么大事，熊希龄也就没必要免俗。
有一次淮军宿将姜桂题来到热河，这人是袁世凯的世叔，熊希龄不敢怠慢，好吃好喝之余，还就地取材，拿了把乾隆皇帝的折扇送给了老姜作为临别赠品。姜桂题虽是个粗人，但也知道这把折扇名贵异常，想想自己玩不来这些文人的玩意，回去后便将之转赠给了袁老四。
袁世凯其实对古董很不感兴趣，曾经有人劝他置办些古董装点家居，他哈哈一笑，大大咧咧地说：“以后我死了，我现在坐的椅子，吃饭的桌子通通都是古董，何必花钱去买？”话虽如此，姜桂题送来的扇子还是打动了袁世凯——进入民国之后，热河宝物流失更加严重，舆论对此极为关切，既然如此，袁世凯便决定派司法总长许士英去好好调查一番。
像这种监守自盗的事情，真要查没有查不清楚的，关键要看当政者的决心。袁世凯下了决心，许士英查起来就很给力，没多久便把热河盗宝那些事摸排得清清楚楚，这其中，熊希龄肯定难辞其咎。
袁世凯没有追究熊希龄的责任，他认为引而不发更有威慑力。
11月3日上午，熊希龄应召来到总统府，因为袁世凯正在接见外宾，他被安排到了总统办公室稍候。
办公室里空无一人，熊希龄枯坐无聊，就随便翻看桌上摆的文件，结果第一件就是避暑山庄盗宝案的卷宗。熊希龄苍白的脸色还没恢复红润，袁世凯已经走了回来，关切地问：“秉三（熊希龄字秉三），你昨晚没睡好觉吧？脸色怎么这样不好看？”待到熊希龄支支吾吾一番后，袁世凯直入主题，说：“警备司令部查获乱党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徐秀均等人来往密电，试图分裂国家。”这是二次革命时期的事情，现在正好拿来作为国民党发动内战制造分裂的证据。袁世凯随即拿出一份文件，接着说：“当务之急，非立即解散国民党不可，取消国民党人的议员资格。秉三，你有什么意见？”熊希龄敢有什么意见？只能乖乖签了字。
熊希龄刚一签完字，早有准备的大批军警便直扑广安门内大街国民党北京支部，将包括代理事长吴景濂在内的在场所有人全部控制起来，等搜出全部国民党议员的住址后，军警们按图索骥，挨家“拜访”，把350多名议员们的证章、证书通通搜缴而去。
这事干完，已经是11月4日凌晨了。当时国会议员共820名，人称“八百罗汉”，袁世凯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觉得350多人不足半数，剩下的议员依然可以依法召开国会，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下令继续搜缴“二次革命”前已经脱党及跨国民党的议员证书，天亮前必须完成。
领导发了话，喽啰们就得满地走，结果没等天亮，他们就又搜缴了80多名议员的证章、证书，这下子，国会总算是开不成了。
国会瘫痪之后，袁世凯真正开始大权独揽，便越发觉得黎元洪老待在湖北不是个办法，虽然黎副总统一向对自己支持有加，无论是当初的定都之争，还是后来的宋教仁案，乃至前不久的二次革命，黎元洪以副总统兼湖北都督的身份，每次都无一例外地站在了自己这一边，甚至连解散国会的建议，最早都是出自黎元洪之口，但即使这样，袁世凯还是不放心。
也是，不管怎么说，黎元洪虽不是革命党，但毕竟也不是北洋系的人，而湖北因为首义之功，在裁军中受损最小，至今仍有四个师的军力。黎元洪手握重兵，还先后被推举为共和党、进步党理事长，政治影响力着实惊人。这样一个人，把持着九省通衢的武汉，无论如何袁世凯也会觉得是个心腹大患，于是便很诚挚地邀请黎副总统尽快来北京履新。
黎元洪不傻，深知民国副总统的头衔只是虚好看，哪里有湖北都督来得实惠？因此找出各种理由拖着，纵然袁大总统四次相邀，得到的也只是黎副总统的四次婉拒。
袁世凯的耐心是有限的，心想刘备请诸葛亮也不过是三顾茅庐，老子都请你四次了，也算得上仁至义尽了吧？于是便派段祺瑞跑一趟武昌，并一再交代他，把黎元洪赶出来后，务必要把湖北的军队安顿好。
1913年12月8日，段祺瑞抵达武昌，黎元洪给予了他最高的礼遇。段祺瑞也不客气，处处以北京来的领导自居，第二天就派人把黎副总统请到自己的行馆，开门见山地说：“祺瑞此来，有两件大事。一是和副总统商量湖北军队整顿事宜；二是大总统邀请黎副总统前往北京，祺瑞特来送信。”
段祺瑞是不容置疑的语气，而黎元洪本没有坚强的性格，再考虑到段祺瑞掌握着全国的陆军，双方真要翻了脸，自己手里这点力量怎么看也不够；况且现在已不是辛亥年，袁世凯正当声望与实力如日中天之时，举国上下，没有几个人会支持地方造反，既然如此，黎元洪也就只好接受了被升职的命运，都没来得及和家人告别，当晚就被送上了北上的专列。
火车刚启动，袁世凯的电令便到了武昌，命令段祺瑞以陆军总长的身份，代理湖北都督，裁编地方军队。
12月11日清晨，黎元洪的专列抵达北京前门车站，袁世凯给足了面子，欢迎仪式甚为浩大，完全是参照国家元首的礼仪。但接下来，他把黎副总统安排住到了南海瀛台，就是当年慈禧软禁光绪的地方，虽然此风景绝佳之地已被他改名为“小蓬莱”，但毕竟是个不吉之处。再加上所有随行人员都被安排住到了东厂胡同将校俱乐部，距离虽不遥远等闲却不得相见，那么饶是黎元洪再忠厚，也彻底明白了自己的处境——虽然不是皇帝，却享受到了皇帝的待遇。可惜只是光绪皇帝的待遇！
好在袁世凯不是慈禧太后，有人情味得很，他很快就派人把黎副总统朝思暮想的黎本危从武昌给接到了小蓬莱。
黎本危本名危文绣，花名危红玉，江西贵溪人，自幼家境贫寒，少女时代赶上家乡闹饥荒，不幸父母双亡。危文绣很孝顺，结果为了筹钱埋葬父母，被人骗到汉口，改名为危红玉，从此堕入风尘。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在欢场，什么资历、炒作之类的通通都得让位于硬实力。危红玉长得美若天仙，还略通文采，更有一副天生的好歌喉，再加上她所在的枇杷门巷，大约相当于北京的八大胡同、南京的秦淮河畔，属于高档社区，前来捧场的，全是清一色的高端人士，而高端人士的眼睛是雪亮的，因此危红玉很快就红了。
1904年的时候，兵部侍郎铁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巡视全国，最后一站到的湖北，此时已是1905年初了。铁良此来，重点考察练兵情况，那会儿湖广总督还是张之洞，此老辈分摆在那儿呢，不可能太看重这个新近冒出来的铁侍郎，便将接待任务交给了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
黎元洪安排的军事操练非常成功，铁良深表满意，接下来少不了就是夜夜笙歌，某天晚上大家就到了汉口一家书寓里喝花酒。黎元洪平时生活作风还算严谨，但身为地方高干，有义务有责任陪同北京来的领导喝酒采花，结果不知怎地，那天晚上他率先喝醉了，且很不懂规矩地在游戏中赢了所有人而独占花魁，这花魁就是危红玉。酒席散场后，已然醉得不省人事的黎元洪，竟睡在了危红玉房里，没有回家。事情搞大了。
原来大清朝廷曾三令五申，官员一律不许嫖妓，虽然到了晚清时分，这更多的只被当成一个笑话，但黎元洪是老实人，尤其考虑到自己前一晚抢了领导的风头，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于是干脆花3000元把这个如花似玉的美女买回家来作妾，更为她取名为黎本危，想来应该有“黎就是危，危就是黎”的意思，可见二人之恩爱。
本危如夫人的到来，彻底消除了黎副总统的相思之苦，除此之外，袁世凯还给了黎元洪很高的待遇：月薪1万元，外加办公费2万元。黎元洪无公可办，这3万元就成了净收入。有重金缠身，又有美人相伴，虽不能再呼风唤雨，日子倒也过得逍遥自在。
只是袁世凯对黎元洪始终不能放心，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得亮出自家的独门绝技——联姻，借此来拉拢和黎副总统的关系。
政治联姻方面，袁世凯颇有心得。自古官场之上，最看重的是师生情谊，门生捧老师、老师提拔门生，早已是相沿已久的习俗，自此结成的利益共同体，真可谓水泼不进，牢不可破，加上又有“尊师重道”的幌子，说起来足够冠冕堂皇，旁人还真无话可说。
袁世凯吃亏在了未经正途，即使官做得再大，毕竟连秀才都没中过，自然无科场上的门生可言。不过虽有此先天不足，好在他子女众多，足以后天弥补——儿女亲家之情，应该不至于输给师生之谊。
如果说袁家大公子克定娶名宿吴大澂之女、二公子克文娶前广东巡抚刘瑞芬孙女还是无心插柳的话，那么剩下子女的姻缘，大多属于有心栽花，也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了。
比如三公子克良娶了朝中大佬张百熙的女儿；六公子克桓做了江苏巡抚陈启泰的女婿；八公子克轸娶了官至两广总督的周馥之女。满汉通婚刚一解禁，袁世凯更开风气之先，让五公子克权娶了端方的独生女儿；十三公子克相则当上了军机大臣那桐的孙女婿。本来袁世凯和老大哥徐世昌也差点成了亲家，按婚约规定，袁家十公子克坚，应迎娶徐家次女绪根。谁知克坚公子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狂热追求校长之女，因攻势过于离经叛道，违反了校规，惨遭开除学籍。事情传到徐世昌耳朵里，这桩婚事才只好作罢。
儿子们战绩不菲，女儿们也不遑多让，真正是巾帼不让须眉。像长女伯祯嫁给了广东巡抚张人骏的公子；七女复祯嫁给了陆军部尚书荫昌的公子。五女季祯比较命苦，嫁给礼部尚书陆宝忠之子本也算门当户对，谁知夫妻感情不好，季祯身体也不好，结果两年不到就去世了。袁世凯深为不安，随即便将十三女经祯嫁到陆家做了填房。本来对于袁家嫁个体弱多病且不情不愿的五女过来，陆家多有不满，但随着十三女过门，袁家这种前仆后继、愚公移山的精神着实感动了陆家，两家所有的芥蒂顿时烟消云散。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如斯言。
清末民初有一位和袁世凯英雄所见略同的孙宝琦，此君当过山东巡抚，同样儿女众多，计有8个儿子16个女儿，同样亲家遍天下，其中最大牌的当属庆亲王奕劻。还有一个亲家来头也很大，就是张佩纶的儿子张廷重。张佩纶前面说过，他是李鸿章的爱婿。
张廷重娶的是清末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黄素琼（即黄逸梵），著名的才女张爱玲，就是他们的亲生女儿；而孙宝琦的女儿孙用蕃，后来成了张爱玲的继母。
像袁世凯、孙宝琦这么两位志同道合者，一定会有异于常人的密切关系——袁家七子克齐娶了孙家的女儿；袁家六女籙祯则嫁给了孙家的儿子。
袁世凯和黎元洪联姻，欲参照的正是孙宝琦模式，也就是双方各自拿出一个女儿做对方的儿媳妇。黎元洪很大气，不提袁家女儿的事，只说：“我先给你一个吧！我有两个女儿，你想要哪一个？”
袁世凯倒也直率，回道：“无所谓，只要是你的女儿就好。”这样就定下了黎家次女绍芳许配给袁家九公子克玖的婚事，那年袁克玖11岁，黎绍芳才8岁。
这时黎元洪的原配夫人吴敬君也已经来了北京，她对此很不满意，认为绍芳乃自己亲生，袁克玖却是袁家五姨太所生，自家太吃亏。黎元洪只得苦苦解释，说袁世凯的正室夫人只生过一个儿子，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胳膊拧不过大腿，吴夫人就算百般不愿，事情最后还是定了下来。
不过即使如此，袁世凯对黎元洪仍不放心，特派总统府总务厅长唐在礼严密监视黎元洪的一言一行，不许他跟外界有任何接触。黎元洪是个老实人，不让他跟外界接触，他就真不接触，只每天在瀛台自娱自乐，让袁世凯省了不少心。章太炎却没那么老实，搞得袁世凯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