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的精神越来越差了。庚子之乱后，荣禄赶往西安的路上，夫人不幸去世，对他打击极大；祸不单行，等到两宫回銮，在路上儿子又因病不治。
荣禄只有一子一女，这个打击可想而知，整个人简直就濒临崩溃，再也没有真正好转。自对女儿福妞的疼爱是变本加厉，娇纵得不行。
荣禄憔悴，据说和他传过绯闻的慈禧太后心有不忍，为了加以笼络，也为了冲喜，直接降旨指婚，做主让福妞嫁给光绪皇帝的亲弟弟、醇亲王载沣。这在荣禄来说，是件很得意很有面子的事，只是载沣的母亲刘佳氏执意不肯，又哭又闹的，搞得大家很是扫兴。
刘佳氏也并非无理取闹。原来载沣早已订婚，对象是蒙古亲贵德楞泰家族的小姐，性如烈火；其父希元，生前做过吉林将军。这门亲事是刘佳氏亲自定下的，现在要退婚，女方扬言会自杀，确实是个大麻烦。不过在慈禧看来这不算什么，轻轻一句话就摆平了两家，刘佳氏不肯也得肯，如此载沣和福妞的婚事就成了定局。希元家的小姐忍受不了这个奇耻大辱，果然服毒自杀了。
希元死去多年，再死个女儿实在掀不起波澜，更何况，此烈女是被慈禧逼死的，谁又敢出来说话？而荣禄嫁女儿，这才是大事，整个官场闻风而动，好不热闹。各方送的礼汗牛充栋，其中光魏光焘一人就送了20万两银子。袁世凯没那么多钱，只能由北洋公所凑了2万银子，算作表示。
按照清朝的体制，封疆大吏不经上谕召唤不得进京，所以婚礼当天袁世凯只能在天津待着。消息传来，荣禄只露了个面，没有亲自接待贺客，一时间谣言四起，更有医生私下透露，荣中堂大限将至，只怕活不过春天了。
这让袁世凯心生警惕，因为荣禄去世后，谁来接替首辅的位置事关自己的前程，觊觎他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位置者不在少数，别人他不在乎，有两个强敌却不得不防：一个是盛宣怀，有能力有资历还有大把的钱，且有张之洞鼎力支持；另一个就是岑春煊，此人近来官运亨通，在山西、四川确实也都干得有声有色，并且有老佛爷罩着，绝对不可小视。
袁世凯明白自己资历不够，不用有接替荣禄的妄想，还好张之洞同样没戏，因为荣禄的接班人，将出自于满族亲贵——首辅，即领班军机大臣不用汉人，这早已是传统，没什么可商量的余地。
那么放眼望去，亲贵里面，除了庆王奕劻，还真没有勉强可以堪当大任者，这令他颇感欣慰。现在北洋与庆王府之间，是鱼儿离不开水的那种关系，相当的水乳交融，一旦奕劻得道，自己不愁升不了天。
而事实上，奕劻的呼声确实最高，就连慈禧身边最受宠信的两个人大格格荣寿公主和李莲英都在极力帮助他。饶是如此，袁世凯仍不敢掉以轻心，若是荣禄如恭王临终前说翁同龢那样，留下一句“奕劻不靠谱”一类的遗言，以他在老佛爷心目中的地位，难保慈禧不会变计。
想到这里，袁世凯决定立即行动，无论如何要到京城走一趟，面见荣禄，为奕劻再增加点保险系数。于是某天当慈禧聊起西陵祭祖之事，说到新易铁路时，李莲英顺口一句“不如召直隶总督来问一问”，袁世凯便接到了来京陛见的上谕。
此次进京，袁世凯专门准备了一个大箱子，装的全是针对荣禄哮喘病的中西良药。1902年12月29日，袁世凯到了北京，宫门请安之后，首先拜访荣禄，先寒暄两句，再表过忠心，两人开始谈起正事。因为袁世凯刚从南边回来，荣禄便问起了两江的情形，这恰好给他攻击盛宣怀提供了机会，说轮船、电报、矿务、铁路等都创自北洋，可自李鸿章死后，这些事业便既不属于北洋，也不属于南洋，盛宣怀大有自立为王之势，时间长了必将尾大不掉，不可不防。
荣禄站得高看得远，他说你所奏请的电报局改为官办，盛宣怀对此没有意见，此事已成定局；另外招商局也必须收回，但这事不必太急；至于铁路，因为张之洞力保盛宣怀，暂且不动为宜。荣禄更进一步表示，电报局收回后，不妨仍归北洋管理，到时将给袁世凯一个新的头衔——督办电政大臣。这让袁世凯内心很是得意，但是另一件大事却办不成。因为荣禄对满人贵族之庸碌成见很深，所以袁世凯根本找不到机会替奕劻说话，只能暂时作罢。
第二天入宫谒见慈禧，谒陵及铁路、行宫的事慈禧问了又问，袁世凯答了又答，说了很长时间才告一段落。见太后高兴，机会难得，袁世凯便趁机提出废除彩票代之以印花税的事。
庚子之乱后百废待兴，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为了筹措经费而弄了彩票这么一个玩意，最开始销路还可以，后来就江河日下了。等到袁世凯上任，认为彩票无异于自己最痛恨的赌博，早有废除之意，便趁此奏请废除。慈禧也不装腔作势，老老实实承认这事自己不懂，如若真如袁世凯说的害处颇多，当然应该停办，然后要求袁世凯跟户部沟通之后，上奏折请示。袁世凯赶紧叩头称是，慈禧的最高指示随之而至，老佛爷说：“眼下国库空虚，袁世凯你是封疆大吏，也应该想想办法，为国分忧。”
袁世凯自然有办法，他的办法就是开征印花税。
这事并非袁世凯首创，早在1889年，为了给刚组建的北洋水师筹集经费，李鸿章即已建议仿照欧美各国征取印花税，但遭到了总理衙门的拒绝。其后十几年，征税的呼声一直不断，到了1901年，刘坤一和张之洞联名会奏，建议开办印花税，终于引起了朝廷的重视。1902年5月28日，外务部和户部遵光绪皇帝之旨意，草拟了印花税办法七条，即《清外务部户部遵议试行印花税并原拟办法七条疏》，上奏清廷。朝廷的办事效率低得能急死慢性子的人，一直没有下文大家也都可以理解。袁世凯是赞成此举的，看现在时机不错，更不迟疑，马上向慈禧请求开征印花税，慈禧还是那句话，让他先写个奏折和办法来看，这就意味着事情将要成了。
接下来慈禧问到了她最关心的练兵之事，问袁世凯要多长时间，大清朝的新军才能练得像个样子。
袁世凯实话实说，首先指出问题：现在各省兵制不一，军律不齐，粮饷有多有少，枪械有新有旧，士气有好有坏，操练有勤有惰，平时声息不通，战时自无法相顾。他随后表示，练兵先练将，所以必须先统一兵制，并统一教练。接下来袁世凯的语气就轻松了，他说各省训练的新军大都还未成形，但北洋的常备军和湖北的自强军已初具规模，不妨令各省选派将校到北洋、湖北学习操练，然后推而广之，这样不出三五年，应该会有让老佛爷眼前一亮的效果。
听到这话，慈禧果然眼前一亮，袁世凯却话锋一转，说练兵不能只埋头练兵，粮饷之外，像铁路、电报、轮船等新兴的洋务，无不关乎军事，如果不能统一调动，那么新军的战斗力照样出不来。这几句话，锋芒所指，不用说正是盛宣怀。
慈禧觉得袁世凯的话有道理，表示铁路刚开始建设，盛宣怀很能干，又有张之洞力保，不妨让他干下去；电报局已有成议，收归国有，拿回来就是；至于轮船招商局，尽不妨商量，进而问道：“你不刚从上海回来吗？和盛宣怀谈了些什么？”
袁世凯岂肯放过这个时机？他立即对盛宣怀展开攻击，说盛宣怀以商股的名义不肯交出招商局，而这个所谓商股，不过是几个人的股份，搞了20年，这几个人早就发了，说难听点，他们简直就是侵吞国有资产。现在国事艰难，这帮人也该知恩图报才对。
慈禧被说动了，表态说：“国家的利益，不能只肥了几个人。你下去跟荣禄商量下，看怎么办才好。”
袁世凯和荣禄早就商量好了的，于是结束召见之后，不急着再去看荣禄，出宫便直奔庆王府而去。
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自袁世凯以北洋公款每月1万两银子承包了庆王府的日常开销后，奕劻完全拿他当亲人来看待，此时早已等候许久，见面一番客套自是免不了的。
客套完毕，袁世凯却跟载振聊上了。载振是奕劻的儿子，爵位贝子，是京城著名的花花公子。袁世凯完全是一副大哥的样子，对他殷殷相问，劝他少一些声色犬马，有机会不妨到外洋走走看看：“老弟必将大有所为，不要辜负了自己才是！”载振频频点头，对袁世凯相当恭顺，一点没有平时那种纨绔的样子。奕劻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当场撮合两个人结拜成了换帖兄弟，载振岁数小，管袁世凯叫“四哥”。这下子袁总督和庆王爷一家的关系又深了一层。
既然如此，四哥关照一下弟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是袁世凯提出的蓝图过于宏伟，连载振都不只是受宠若惊，简直有点不知所措了。
袁世凯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推举载振当商部尚书。并且按他的设计，商部的尚书，将不像以往的六部尚书那样满汉各一，而只设一位，是绝对的老大。载振多少有点自知之明，闻听此言，脸都禁不住红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倒是奕劻沉着一些，还说得出话来，很没有底气地问了一句：“他行吗？”
这当然不是袁世凯的心血来潮，恰恰相反，这正是他深思熟虑的得意之招。
事情明摆着，商部的设立已是箭在弦上，觊觎这个尚书的人不少，却以盛宣怀的呼声最高，事实上连袁世凯自己都不得不承认，也只有盛宣怀才是最适合的人选。
但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商部尚书这个位子，谁都能坐，唯独盛宣怀不能坐。因为此部权力很大，像铁路矿务及商务等都归之掌管，别人来坐还好说，一旦落入盛宣怀之手，以他的精明强干，势必将它发展成一个独立王国，那么自己现在辛辛苦苦谋取的轮电两局就算得手，到时也难保不得而复失，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得推出一个人来抵御盛宣怀，之所以选中载振，一是因为他是少年亲贵，容易得到旗人的支持，另外袁世凯认为，推出载振能得到奕劻的死力相助，而奕劻现在的政治行情，就犹如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无可限量。因此当奕劻那一句“他行吗？”刚一出口，袁世凯立即斩钉截铁地回了一句：“怎么不行？”
“年纪太轻，又缺少阅历。”
“年纪轻算什么？甘罗12岁当使臣，康熙圣祖8岁当皇帝，孔融4岁就能让梨，跟他们比，贝子不年轻了。没有人天生就有阅历，去阅、去历就是！明年春天的日本大阪博览会，贝子不妨去看看，阅历阅历。”
袁世凯是早就想好了的，自己兼着一个督办商务大臣，尽可以奏请派载振出使商务活动。再有个户部右侍郎兼内务府总管大臣那桐，曾当过赴日谢罪专使，轻车熟路，而且此君声色犬马样样精通，和奕劻父子熟得不能再熟，由他陪着载振去，绝对万无一失。听到这里，奕劻放心了，载振也有自信了，事情就此定局，三个人皆大欢喜。
回到天津，袁世凯首先找来了吴重熹，也就是他考秀才时的那位陈州知府。
这些年以来，吴重熹的日子过得不好不坏，官位循着资历往上升，逐渐升到了江宁布政使，虽不曾大红大紫，倒也逍遥自在。
袁世凯当上直隶总督后，未忘师恩，奏请将吴重熹调到直隶来当布政使。官场的规律是，当到直隶藩司，红的机会就大了，吴重熹对此心怀感激，虽然袁世凯口口声声称他老师，他却绝不把这个顶头上司当学生看待。当然也是不敢，毕竟张謇的前车之鉴人所周知，所以吴老师对这个学生只称“宫保”，谦恭得很。
这次袁世凯找他来，是想让他去上海接管电报局。电报局就要正式收归北洋，袁世凯本人也已经被任命为督办电政大臣，主持接收工作，但他实在走不开，必须要找个信得过的副手常驻上海去当家，便打算奏请派吴重熹为会办大臣，以为犒劳。这是独当一面的美差，吴重熹当然求之不得，只是他也忌惮盛宣怀的才能，怕自己不是对手。好在这层顾虑袁世凯早想到了，他的解决方案是奏派杨士琦去当帮办大臣，给吴重熹当帮手。
杨士琦是杨士骧的弟弟，也是先追随李鸿章，现在袁世凯幕府中担任洋务总文案，是相当能干的一个人。袁世凯让他去做帮办，不仅是为了帮吴重熹，更是为日后拿下轮船招商局做准备。
杨士琦很能混，三教九流的朋友也多，还未去上海上任，就为袁世凯找到了一个打击盛宣怀的秘密武器。这武器是一个人，名叫朱宝奎。
朱宝奎，江苏常州人，是盛宣怀的老乡，曾游学美国，归国后便被盛宣怀罗致手下，先在招商局，后到电报局做事，是个能人，加上又是同乡，深得盛宣怀的信任，当了电报局总办，后又兼任铁路公司的材料处长。作为亲信，朱宝奎对盛宣怀各项事业的内幕，包括腐败、敛财等，无不了如指掌。可他和盛宣怀最近闹翻了，为的是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本是盛家的一个婢女，长得花容月貌，后来做了盛宣怀的通房丫头是件没有悬念的事。他们两个人行事相当低调，事情做得非常隐秘，以至于连朱宝奎都不知道内情。朱宝奎一见该婢女即惊为天人，仗着交情够，老朱便请盛宣怀把此美女送给他作妾，并表示自己愿出10万银元。像这种下级打上级女人主意的事，自古有之，最有名的当属宋朝的著名词人、大音乐家周邦彦。
周邦彦当年爱上的是时任皇帝宋徽宗的情人名妓李师师。有一次两人正幽会呢，徽宗来了，周邦彦赶紧躲到床底下去才没被发现。
周邦彦默默地趴在床下一动不动，上面动静有多大，他的醋就吃得有多厉害。等徽宗走后，他愤而写下一首词，记述下了当晚发生的故事，包括细节，很有点牢骚味：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帏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筝。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李师师很喜欢这首新词，经常拿出来吟唱，结果就唱到了徽宗的耳朵里。细节历历在目，徽宗当时就明白了那晚密会居然有人在旁，其人和李师师的关系自是可想而知。宋徽宗是个风雅的皇帝，但再风雅这会儿他也急了，直接把周才子给贬出了首都汴梁。多亏李师师好言相劝，夸周老师词填得好，音乐做得更是美妙，结果徽宗兄居然又把他给召了回来，并且给封了个不小的官。
可盛宣怀不是宋徽宗，所以闻得朱宝奎之言，顿时勃然大怒，开口就骂。朱宝奎受到羞辱，一怒之下与之决裂。
后来此事被他的酒肉朋友杨士琦知道了。袁世凯了解后大喜，立即让杨士琦给朱宝奎带话，只要他愿意揭发盛宣怀洋务事业上的种种猫腻，就先可以给他一个直隶洋务局总办的高位，干得好的话，“三五年之内，包他当上侍郎，戴红顶子”。这个价码开得够高，朱宝奎不能不心动，遂把盛宣怀的种种不法行为和盘托出。掌握了这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袁世凯对盛宣怀不再客气，只问他肯不肯交出招商局。盛宣怀被人掐住了咽喉，哪里还有底气，只能同意袁世凯的意见，让杨士琦来当招商局总理（即总经理）。杨士琦甫一上任，即拟定《章程十条》，强调北洋大臣在该局拥有绝对的权力，并进一步在招商局发行直隶公债。
此后的招商局，名义上仍是商办，事实上已经归了北洋，袁世凯再也不提收归官办的事，而只是强调，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已着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