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薛一非校长那里学会了写校长日记，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
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个校长会议上，与会者聆听了县领导的报告后，便分组讨论。城关片的讨论地址设在文水中学校园里的一个教室内。当时，我在城关农中担任领导，薛校长在北街学校任副校长，彼此较为熟悉。会上，我因有一段笔记未记全，便借来薛校长的笔记本补记起来。待笔记补完，又欣赏起薛校长那一手训练有素、刚劲潇洒隽秀的钢笔字来。无意间翻开前面几页，发现逐日都有记载，是日记体裁，内容集中反映了学校工作方面的事宜。我又好奇又羡慕，便请教薛校长。薛校长谦逊地说：“我记性不好，主要是为了备忘。记工作日记已有数年了，家里存着好多本呢。”于是我提出抽时间到他家里参观学习的请求，他欣然答应下来。
一个休息日的下午，我联系好要去，便骑着自行车从东大街向北大街急急而去。
薛校长住在正北街，从市楼底向北走百米左右即到。院子是二进老院，街门坐西朝东，他住一进院正房，虽临街，但由于院子宽敞，仍然显得很清静。
我还未放好自行车，薛校长夫妇俩都前来迎接。因我急着要看那早已整整齐齐摆好的一摞日记，没言语几句，便一头扎在日记本中了。
我先粗略地一本一本过了一遍，发现薛校长每本日记的扉页均写着某年某月某日至某年某月某日，这显然是为了日后查找的方便吧。我又一本一本地细阅，边看边思考他记事有详有略的缘由：他的工作日记有的一日仅记几行，如今日听了谁的课，什么时间听了什么科目，听后评价则用甲、乙、丙三种符号标出。这样简略大概是因为他另有听课笔记的原因吧（当时各校领导均备有听课笔记）。有的一日写了好几页，足有千字以上。如他的校会讲话，不是提纲，而是讲话全文，估计一字一句都不漏。我猜测原因有二：其一，是他为准备此次讲话动了番脑筋，所以留作资料积累起来以备后用；其二，防止因即席发言讲错话而在“运动”中被诬陷（当时运动多，如有一两句讲得不当，会被揪住不放）。
我顾不上喝一口水，也顾不上说一句话，直看到夜幕降临才离开他家。
我带着丰硕的收获和溢满胸怀的激动走在回家的路上，遐思无限。
从此，我以薛校长为镜，天天记起工作日记来。只可惜城关农中那一段的日记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家抄走始终没有找到下落。后来的日记可派上用场了：八十年代，上级要求各校建立档案时，红卫学校和城镇中学的档案材料，其中一部分是由我的工作日记中查找出来的。我写的《学校工作的实践与探索》一书的素材，主要也来自我的工作日记。众成中学创建后，学校教室内墙壁上以及教学楼外墙上的格言警句数百条，大都来自我的工作日记的扉页。
薛校长已离开人世。不知他当年的工作日记是否被保存下来了？他在另一个世界是否还记得我向他学习工作日记之事？
几十年了，每当我提笔写工作日记时，薛校长的音容笑貌总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在我的面前，他是我写校长日记的引路人啊！
现在，我把我的工作日记进行了整理，主要是打破了日记顺序，而按不同的内容加以归纳、集中，分成了五个篇目，即校长篇、教师篇、修德篇、爱心篇和学习篇，使每个篇章都有了各自的主题，不但加强了可读性，而且更便于今后工作的再参考。
以后我还写不写日记？只要健康条件许可，我就还要写，因为，生命就是要不停地奔跑，不停地追求。
成绛卿
2012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