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益来信将这些事情告知了阳明先生，守仁于三月间回信称赞了守益，其中道：“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是以行之万世而皆准。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传记之讹阙，则必古今风气习俗之异宜者矣。此虽先王未之有，亦可以义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袭礼也。后世心学不讲，人失其情，难乎与之言礼。然良知之在人心，则万古如一日，苟顺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则所谓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矣。”
在这里，守仁再次强调了礼乐的根本在于合乎人情，也因此摆明了他对于大议礼之争的态度。
四月，守仁又复信南大吉。此前，大吉入觐，见黜于时，他致书阳明先生，千数百言，勤勤恳恳，惟以得闻道为喜，急问学为事，恐卒不得为圣人为忧，略无一字及于得丧荣辱之间。
守仁读过大吉的信后，于是感叹道：“此非真有朝闻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看来大吉真的已经步入圣人之门。
欧阳德一向为守仁所器重，在中进士后他出守六安州。几个月后，他来信告诉先生说：自己初政倥偬，后稍次第，始得于诸生讲学。
阳明先生不禁对身边的门人说道：“我平生讲学，正在政务倥偬中，难道必先聚徒而后才讲论学问吗？”
此后，守仁又在致欧阳德的书信中说道：“良知不因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良知之外，则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圣门教人第一义。今云专求之见闻之末，则落在第二义矣。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则语意之间未免为二。此与专求之见闻之末者，虽稍不同，其为未得精一之旨则一也。”
还是那个宗旨，吾性自足，良知当不假外求。
这一年，钱德洪与王畿并举南宫，但当时大议礼之争闹得正凶，朝廷没有举行殿试，于是钱、王二人偕黄弘纲、张元冲同舟归越。
钱德洪是守仁的余姚同乡，他名宽，字德洪，后以字行，改字洪甫。德洪仕途坎坷，嘉靖十一年才成为真正的进士，但此后在险恶的政治漩涡中被两度下狱，后被斥为民。德洪既废，遂周游四方，宣讲良知之学。直到明穆宗继位，德洪才得以复官，进阶朝列大夫，致仕。神宗嗣位，复进一阶。卒年七十九，学者称“绪山先生”。
王畿，字汝中，山阴人。弱冠举于乡，跌宕自喜，悟性非凡，但有点狂者性情。后受业于守仁，阳明先生闻其言，无底滞，不禁大喜。后守仁征思、田，便留下他与钱德洪主持书院。王畿后来也在险恶的仕途中遭废黜，从此他益务讲学，足迹遍东南，吴、楚、闽、越皆有讲舍，年八十余不肯已。其人善谈说，能动人，所至听者云集；每讲，杂以禅机，亦不自讳也。
当时士大夫为博取虚名争相讲学，而钱德洪、王畿以守仁高第弟子，尤为人所宗。德洪彻悟不如畿，畿持循亦不如德洪，然畿竟入于禅，而德洪犹不失儒者矩矱。
王畿被学者称为“龙溪先生”。后来，士之浮诞不逞者，率自名龙溪弟子。王畿门徒之盛，与泰州王艮相埒。
看到几位弟子回来，守仁非常高兴，总比陷在是非之地无辜受牵累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接引”才成为一种正式的安排：凡初及门者，必令引导，俟志定有入，方请见阳明先生；而每当临坐，阳明先生却只是默对焚香，并无一语。
正像此前守仁对黄绾的忠告，总是重复自我的观念是没有益处的，而且心学归根结底是一位道德实践的学问，学生还当以悟为主，然后落实到行上，这才能成为“真知”。
尤其弟子们的禀赋、性情、志趣各有不同，正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NO.5 良知本体
在诸氏死后，为了照顾自己的起居，守仁不得已又续弦了年轻的张氏。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守仁，以久病之躯，对于生育自己的子女早已断了念想。可是，就在新婚不久，张氏却怀了孕，嘉靖五年的十一月，更顺利地产下了守仁的亲子。
看着自己这个白白胖胖的儿子，老来得子的守仁自是喜不自禁，看来上天还是待自己不薄的！同乡中有两位年逾九十的老者，还特以作诗向守仁表示祝贺。
当时，守仁给这个孩子取名为“正聪”。守仁死后，黄绾为了照顾这个孩子（悯其孤而抚之），于是认他做了自己的女婿；就在正聪七岁时，黄绾为了避皇帝（朱厚熜）的讳，便将正聪改名为正亿。
不过此前守仁已经过继了正宪为子嗣，如今又添亲子，正宪将如何安排便成了摆在守仁面前的一个现实棘手问题。由于守仁有爵位在身，正宪的亲生父母自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被原封不动地退回，他们自然希望守仁能给他们一个不错的交代。
可是，由于守仁死得太过匆促，一应后事都未得作妥善安排，正聪的出世反而成了王家不少人的一块心病。
十二月，守仁作《惜阴说》。
此前他的门人刘邦采在家乡吉安（安福县）聚合了一帮同志，取名为“惜阴”会，他们来请阳明先生书写会籍，守仁便作了这篇《惜阴说》。
其中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其所以学如不及，至于发愤忘食也。尧、舜兢兢业业，成汤日新又新，文王纯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阴之功，宁独大禹为然？”可见圣人都是珍惜光阴的表率。
次年，守仁奔赴广西的时候路过吉安，他还记挂着“惜阴”会的事，于是又寄安福诸同志书道：“诸友始为惜阴之会，当时惟恐只成虚语，迩来乃闻远近豪杰闻风而至者以百数，此可以见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几于此亦可以卜之矣。（程）明道有云：‘宁学圣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为有志圣人而未能真得圣人之学者，则可如此说。若今日所讲良知之说，乃真是圣学之的传，但从此学圣人，却无不至者。惟恐吾侪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专心致志于此耳。”
守仁在信中还是表达了自己的一番忧虑，那就是担心有些人急功近利、贪慕虚名，而不能真正下功夫去遵从良知、学至圣人。
在左顺门事件后，张璁、桂萼、席书、方献夫、霍韬等人由于在议礼中支持了皇帝，事后都得到了升迁。
其中方献夫从翰林学士进为少詹事，但他对朝臣们对自己与张、桂诸人的蔑视心理深感不安，没几年就告病还乡了。
嘉靖皇帝已经隐隐感觉到朝廷上下仍旧存在的反抗情绪，为此他一方面他更加依靠支持议礼的诸臣，尤其是张、桂二人；另一面也开始抓起皇权这把利器，通过狱案严厉打击反对派。
嘉靖五年，延续了达八年之久的“陈洸案”起，凡攻击陈洸及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几乎无不被牵连得罪，逮捕至百数十人。
陈洸本是个无赖之人，曾官居给事中，乡居时常横行不法，被人揭发。当时身为吏部尚书的乔宇在得知陈洸的秽行后，便将他出贬为湖广佥事。
后来，陈洸见张、桂等人因支持皇帝而骤贵，于是也加入了支持皇帝的阵营，并得以官复原职。但他很快就遭到了言官们的弹劾，狱案由此而起。
由于诸多主审大臣不能完全迎合皇帝的意思，结果纷纷遭到贬黜，这其中也包括了良知未泯的黄绾等人，他因参与审判此案受到了不小的牵连。
就在嘉靖六年的正月，守仁便致书黄绾道：“人在仕途，比之退处山林时，工夫难十倍；非得良友时时警发砥砺，平日志向鲜有不潜移默夺，弛然日就颓靡者。
近与诚甫（黄宗明）言，京师相与者少，二君必须彼此约定，便见微有动气处，即须提起致良知话头，互相规切。凡人言语正到快意时，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气正到发扬时，便翕然能收敛得；愤怒嗜欲正到腾沸时，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
然见得良知亲切时，其功夫又自不难，缘此数病，良知之所本无，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后有，若良知一提醒时，即如白日一出，魍魉自消矣。《中庸》谓：‘知耻近乎勇。’只是耻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
今人多以言语不能屈服得人，意气不能陵轧得人，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为耻；殊不知此数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耻者。古之大臣，更不称他知谋才略，只是一个断断无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诸君知谋才略，自是超然出于众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断断休休体段耳。
须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实康济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负如此圣明之君，方能不枉此出世一遭也。”
只有致得自己良知，做事才有充分的自信，才能一往无前。这算是守仁的经验之谈。
不过他如此谆谆教导，显然是对于黄绾一些举动的担忧；虽然不是玩火，但二黄被卷入巨大的政治漩涡中，一来不容易全身而退，二来也容易迷失良知。
尤其是黄绾与张璁走得太近，明显有朋党的嫌疑。
四月，邹守益刻阳明先生《文录》于广德州。
此前，守益录先生文字请刻。守仁于是自标年月，命德洪类次，且遗书曰：“所录以年月为次，不复分别体类，盖专以讲学明道为事，不在文辞体制间也。”
不久，钱德洪又掇拾先生所遗文字请刻，守仁有些不悦道：“此便非孔子删述《六经》手段。三代之教不明，盖因后世学者繁文盛而实意衰，故所学忘其本耳。比如孔子删《诗》，若以其辞，岂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为志，故所取止。此例《六经》皆然。若以爱惜文辞，便非孔子垂范后世之心矣。”
德洪解释说：“先生文字，虽一时应酬不同，亦莫不本于性情；况学者传诵日久，恐后为好事者搀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
于是守仁许他刻附录一卷，以遣守益，凡四册。
在守仁的晚年，据王艮所说，阳明先生已经不再重申“致良知”之教，而是只讲“良知”。
比如阳明先生曾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彼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
明末的大儒刘宗周指出：所谓“去人欲而存天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其实都是阳明先生在不同阶段教导学生的用功方法，同时也表现了他对自己的学说不断进行总结的过程；“而先生之言良知也，近本之孔、孟之说，远溯之精一之传，盖自程、朱一线中绝，而后补偏救弊，契圣归宗，未有若先生深切著明者也。是谓宗旨。”
可见“致良知”只是功夫，良知才是心之“本体”，守仁自己也说：“天地间活泼泼地，无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功夫。此理为惟不可离，实亦不得而离也。”
而回复到本体，大概也就表明了守仁心学体系的最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