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军于是乘胜追剿，不久便传来捷报：福建兵攻破长富村等巢三十余所，广东兵攻破水竹、大重坑等巢一十三所，斩首从贼詹师富、温火烧等七千有奇，俘获贼属、辎重无算，而诸洞荡灭。
从守仁开始布置此役，到最终取得胜利，才不过三个月的时间。漳南地区的贼寇已经为患数十年，而一朝即被守仁荡平，他的威名算是就此传开了……
NO.5 加强事权
初战便取得大胜，这让守仁在军中树立起了相当的威望，正利于他对军队进行适当的改革。
也就是在这场平定漳南山贼的战斗中，守仁进一步发现了官军纪律性差、机动性差等弱点，所以在班师后的次月，他便决定立兵符，对军队组织体系来一次大的调整。
“兵符”在战国时代就有了，因为它是君主发兵的凭据，别人无法染指，所以才有了“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典故。
守仁道：“习战之方，莫要于行伍；治众之法，莫先于分数。”只有先把军队的组织问题解决了，才便于其战斗力的发挥。
为此，早年即精通此道的守仁特做出如下编制：每二十五人编为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为一队，队有总甲；二百人为一哨，哨有长，有协哨二人；四百人为一营，营有官，有参谋二人；一千二百人为一阵，阵有偏将；二千四百人为一军，军有副将、偏将无定员，临事而设。
另外还做出规定：小甲于各伍之中选才力优者为之，总甲于小甲之中选才力优者为之，哨长于千百户、义官之中选材识优者为之。副将得以罚偏将，偏将得以罚营官，营官得以罚哨长，哨长得以罚总甲，总甲得以罚小甲，小甲得以罚伍众。
这样安排的目的，就是为了能使大军如同一个人那样易于指挥：上下相维，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举动齐一，治众如寡，庶几有制之兵矣。
编选既定，为了便于士兵之间连络习熟，每五人给一牌，备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谓之伍符。每队各置两牌，编立字号，一付总甲，一藏本院，谓之队符。每哨各置两牌，编立字号，一付哨长，一藏本院，谓之哨符，每营各置两牌，编立字号，一付营官，一藏本院，谓之营符。
凡遇征调发符，比号而行，以防奸伪。其他诸如缉养训练的方式方法，旗鼓进退的信号设定，守仁也全按照简单实用的标准而行。
守仁见于漳南山贼据险，久为民患，今幸而扫灭，须为拊背扼吭之策，以防止其再起，乃奏请设平和县治于河头，移河头巡检司于枋头。
河头为山贼诸巢之咽喉，而枋头又河头之唇齿也。守仁在奏疏中指出：“方贼之据河头也，穷凶极恶，至动三军之众，合二省之力，而始克荡平。若不及今为久远之图，不过数年，势将复起，后悔无及矣。盖盗贼之患，譬诸病人，兴师征讨者，针药攻治之方；建县抚辑者，饮食调摄之道；徒恃攻治，而不务调摄，则病不旋踵，后虽扁鹊，仓公，无所施其术也。”饮食调摄就是培植元气，元气足则人神气旺，神气一旺则邪祟难侵。
六月，守仁疏请疏通盐法得允。
九月，朝廷又改授守仁为提督南、赣、汀、漳等处军务，给旗牌，如此便获得了便宜行事之权，强化了他对军队的指挥。
旗牌又称“王命旗牌”，它是朝廷颁发给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等高级官员或钦差大臣的标志，用以表示其奉王命有便宜行事之权。历来南赣地区只是以巡抚莅之，至都御史周南会请旗牌，事毕缴还，不为定制。
此番守仁见于自己的权限还不够大，不能有效地约束诸将，所以他也向朝廷要求旗牌（他后来能迅速平定宁王之乱，旗牌在手也是一大主因）。他知道，自己有了前次大捷的本钱，就足以向朝廷要求更大的权力，而且这也是办大事的前提——事权不大，事权不专，这是两宋的弊政，是其外战不断失败的惨痛教训。
而且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行军作战本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全在于将帅因势利导、随机应变，即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用兵重在便宜行事，这是历来兵家所重视的基本原则，朝廷不宜有所掣肘和遥控。
要在部属中树立更高的威望，也需要使他们认识到朝廷对自己的倚重，使得他们目中有“人”。守仁的请给旗牌的奏疏上陈以后，却不见朝廷回复，守仁心知此间利害还没有在奏疏中点透，于是又上一疏，其中道：“我国家有罚典，有赏格。然罚典止行于参提之后，而不行于临阵对敌之时；赏格止行于大军征剿之日，而不行于寻常用兵之际，故无成功。今后凡遇讨贼，领兵官不拘军卫有司，所领兵众，有退缩不用命者，许领兵官军前以军法从事；领兵官不用命者，许总统官军前以军法从事。所领兵众，有对敌擒斩功次，或赴敌阵亡，从实具报，覆实奏闻，升赏如制。若生擒贼徒，问明即押赴市曹，斩之以徇，庶使人知警畏，亦可比于令典决不待时者。如此，则赏罚既明，人心激励；盗起即得扑灭，粮饷可省，事功可建。”
阵前要严明赏罚，守仁又进一步指出：“古者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过时而赏，与无赏同；后事而罚，不罚同。况过时而不赏，后事而不罚，其何以齐一人心，作兴士气？虽使韩、白为将，亦不能有所成。诚得以大军诛赏之法，责而行之于平时，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贼有不灭，臣等亦无以逃其死矣！”
不能使巡抚之臣有效地行使赏罚之权，那么即使他有白起、韩信那样的统帅之才，也是无济于事的。
守仁在奏疏中还提到，漳南的贼患既平，不过这是小股的山贼，接下来要征剿的山贼其势力更大、更不易对付。
要平定横水、桶冈、浰头等处的两万多顽寇，按照传统的办法，朝廷需要调集十万人马，每天须耗费军费上千两，且不说这些军队扰民的问题，他们要获得成功，起码也得一年的时间。
可是，朝廷如果能给我王守仁足够的权限，又不急于求成、动辄掣肘，那么我王守仁既不需要朝廷兴师动众、糜兵费饷，百姓也没有运送粮草、横遭兵劫之苦。
这两种方法究竟孰优孰劣，难道朝廷还看不明白吗？不过守仁也知道，朝廷对于大臣、重臣的猜防态度是不易改变的，就像两宋那样，宁愿坐视外患扩大，也不愿看到用事之臣尾大不掉——想当年太祖皇帝只为着自己的疑心病就杀掉了几乎所有的开国元勋，难道这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
但是守仁又不能不试图改变目前这种不利的局面，他觉得皇帝既不负责，而杨廷和、王琼等人还是识大体的。
果不其然，守仁对朝廷的“要挟”引来了众怒，诸臣自然是不乐意看到有人的事权如此之重，这是嫉妒。于是有人不满道：“这个王阳明，满嘴里都是圣贤道理，如今又怎么样？刚建立了一点功劳，就翘尾巴了，管朝廷要权，真是可恶！”
可是，毕竟有人是能够明白守仁的苦心的，那些只会动嘴皮子吵架的臣僚不过是些迂腐、狭隘之徒。所以当朝廷将此事的参议权下到兵部，身为尚书的王琼于是建议朝廷同意守仁所请。不仅如此，在王琼的争取下，守仁得以改巡抚为提督，军法从事，钦给旗牌八面，悉听便宜。
王本兵对于守仁的支持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当时镇守太监毕真谋于近幸，请求到守仁军中去做监军。王琼于是上奏说兵法最忌遥制，若使南、赣用兵而必待谋于省城镇守，断乎不可；惟省城有警，则听南、赣策应。这样一来，毕真的企图才告落空。
守仁对于王本兵的赏识和支持，感动得真是无以复加了；以至于他后来总是不自觉地将功劳归于王本兵一人，弄得杨廷和等大学士对守仁很是不满。
如今守仁既有了更大的权限，他的舞台也就更为广阔了。然而守仁也知道，自己这是立下了军令状，一旦事情办得不顺利，那么结局将会非常难看了。
可是，守仁哪是计较个人得失之辈，而且有了前番的胜利，他心底的一块石头也终于落了地。
他内心已经非常清楚：没有什么贼寇是不能平定的，也没有什么困难是他王守仁所不能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