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史·韩退之传》，初言：“愈常以为魏、晋已远，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不复振起。故所为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而又云：“时有恃才肆意，亦盭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辩》，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裴晋公有《寄李翱书》曰：“昌黎韩愈，仆知之旧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旧史》谓愈为纰缪，固不足责，晋公亦有是言，何哉？考公作此书时，名位犹未达，其末云：“昨弟来，欲度及时干进，度昔岁取名，不敢自高。今孤茕若此，游宦谓何？是不能复从故人之所勉耳！但置力田园，苟过朝夕而已。”然则公出征淮西，请愈为行军司马，又令作碑，盖在此累年之后，相知已深，非复前比也。（《随笔》卷六）
侪（chái）类：同辈，指朋友。
出征淮西：指元和十二年（817），宰臣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时，请韩愈为行军司马同去宣慰淮西。淮西、蔡州平定，韩愈随裴度还朝，因功授刑部侍郎，并诏韩愈撰《平淮西碑》，记自元和九年用兵淮蔡，至十三年始平事。碑文由唐之先朝叙起，写到宪宗武功、如何决计伐蔡州、怎样部署攻城降卒，以及平蔡战功、行赏、撰碑文诸事，多是称颂裴度。
“点评”
韩愈有怎样的性情和理念，通过洪迈引《旧唐书》，可使人了解到概貌。其所说的错误，在今天看来恰恰正是韩愈思想开放、才华横溢的表现。他撰写的《讳辩》、《毛颖传》、《顺宗实录》，如今不乏研究文章，其评价自然与《旧唐书》的指责大相径庭，对此便不再饶舌。这里单说韩愈为柳宗元撰《罗池庙碑》事。
《旧唐书》先说南方人错误地把柳宗元当作罗池神，韩愈随声附和，加以肯定。因为他是柳宗元的契友，深知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又贬到更偏远的柳州地区。那里贫困、落后、闭塞，柳宗元身为地方长官，想尽力改变这一切，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兴利除弊。比如把“没为奴婢”（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的人，以劳动应得的报酬折算，为他（她）们赎回自由；兴办学堂，重修“府学”（《柳州县志》）；使“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入相慈孝。”“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树以名木”（韩愈《柳州罗池庙碑》），这些都是柳宗元在柳州四年间的所做所为，是实实在在的贡献，并非韩愈生造的溢美之辞。此外，柳宗元还亲手种植中草药，介绍治病方剂，以严令禁止江湖巫医占卜治病的迷信落后恶习（柳宗元《种仙灵毗》诗）；组织人力挖掘水井，解决吃水困难（柳宗元《井铭》）；还组织闲散劳力开垦荒地，植树造林（《柳州复大云寺记》）等等。
为民做了这样多实事的父母官，在他死后，百姓怀念他，将他敬如神明，祭于罗池庙；他生前部下谢宁又赴京师请韩愈撰写碑文，都是很自然的事。《新唐书·柳宗元传》这样记载：“宗元既没，柳人怀之，托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辄死，庙于罗池，愈因碑以实之。”
可见百姓为柳宗元立庙，纯是对他的怀念；韩愈撰写碑文也纯是为吊宗元，“士有抱负不克施，遭流落以死，其不平之气上干牛斗，为神明烈鬼，福善祸淫”（石敏若语），怎能说是“以文为戏”呢？
韩愈任监察御史时，为了替关中灾民上疏求减赋税，被贬为阳山令，百姓感激他，“多以公之姓为名其子”（《韩公行状》）；元和十四年（819）又因上表反对迎拜佛骨而激怒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他“不顾蛇山鳄水万里之险毒”（皇甫湜《送简师序》）奔赴潮州，为百姓请置乡校，驱赶鳄鱼等办了一些好事，百姓为纪念他，在他死后修建韩文公庙，把他也看成了“神”，“饮食必祭，水旱灾疫，凡有求必祷焉”（苏轼《韩文公庙碑》），其实韩愈在潮州任官不过八个月。
从古到今历来如此，百姓对良吏往往敬若神明，而对酷吏则恨不能“纸船明烛照天烧”了。
洪迈表达意见的技巧很高，对《旧唐书》责韩的话，只用一句“固不足责”便否定了，又揭出裴度对韩愈前后认识及态度的变化，用韩愈与同代名人交往的事实，直接点明《旧唐书》所说“颇为当代所非”之不可信，十分有力。
不过还需说明的是，近年来也有人指出《柳州罗池庙碑》非韩愈所撰，而是柳州人窃韩之名的伪作，因尚待研究，故仍依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