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其他妇女，特别是近年来的妇女，在从事科学的同时，都已经有了家庭负担。有这样一位女性，名叫戈佩特（Maria Goeppert，1906—1972），1906年出生，正好是居里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的几年，所以，她可以算是名副其实的第二代。戈佩特来自一个科学世家——尽管她出生的德国反对妇女进入大学，但她父亲还是鼓励她学习，并且希望她进入大学。戈佩特在科学家的圈子里长大，成为一名科学家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和玛丽·居里一样，她也嫁给了一位科学家，是美国人，名叫乔·梅耶（Joe Mayer），受洛克菲勒奖学金的资助而来到德国。后来他们在美国定居，她希望在一所更宽松的美国大学里找到一个教学岗位。然而，她的领域——量子物理学——在美国不怎么出名，再加上其他排挤因素，使得她的求职之路困难重重。不过，她还是找到了一个薪水微薄的研究助理的工作。她成功地把量子力学运用于物理化学中，从而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在这一课题上发表了好几篇重要论文。
戈佩特·梅耶在1933年有了第一个孩子，这一年也是犹太科学家从德国大批离去的开始。由于她所从事的领域里第一流的科学家大多来到美国，结果使她有机会向这些科学家请教。物理学家泰勒（Edward Teller，1908—2003）邀请她一起工作，因为她擅长数学，在这个领域里作出过重要贡献。1963年，戈佩特一梅耶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在一次采访中她说道：“如果你爱科学，你真正需要的就是继续工作。诺贝尔奖会使你激动，但是它决不会改变什么。”
孤军奋战
另外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代表的是某些妇女的另一种选择，她们是麦克林托克（BarbaraMcClintock，1902—1992）和列维一蒙塔尔西尼（Rita Levi-Montalcini，1909—）。
麦克林托克和戈佩特一样，1902年6月16日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在康奈尔大学学习，从学士学位一直学到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集中于玉米遗传学和“跳跃基因”这一概念。麦克林托克有两个教学岗位，但她主要还是一名研究者，20多年中，她在自己的领域里持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她是一个特立独行者，不怎么与人交流，也不愿提供解释。但是人们仍然公认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科学家。有一个故事说她在冷泉港会议上向许多领头生物学家宣读论文。没有人听懂她所说的内容，那些生物学家全都忽视了她。麦克林托克也许有些害羞，但是她很坚强，实事求是，不愿承认她一直遭忽视。事实上，生物学家斯特蒂文特在她讲话后评论：“我一个字也没有听懂，但是如果麦克林托克说它是这样，它就一定是这样。”
麦克林托克于1983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还有一位特立独行者是列维一蒙塔尔西尼，她从小就对生理学充满激情。她和她的孪生姐妹泡拉（Paola）在1909年4月22日出生于意大利的都灵市。列维一蒙塔尔西尼像麦克林托克一样终生未嫁。她母亲在她的童年给予她支持和温暖。她的父亲则很守旧，对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持传统观念，在家里他说了算。他认为妇女无须受大学教育，于是，把儿子吉诺（Gino）送进大学，把两个女儿送进女子学校。由于列维一蒙塔尔西尼受的是非正规大学教育，因此无法以科学为生。但是当她儿童时的家庭女教师死于癌症时，她决定要成为一名医生。她向父亲恳求，最终和父亲达成协议：如果她承诺不结婚，她可以从事科学生涯。父亲从他一个姐妹的经历中得出结论，在女人的一生中，家庭和教育是不能兼顾的。对于列维一蒙塔尔西尼来说，这一让步是一种巨大的解脱，她愿意作出这一选择。于是，她继续学习，准备入学考试，在入学考试中获得优异成绩，1930年进入都灵医学院。1939年取得学位。然而在短期实习后，她不得不隐匿起来，因为纳粹和法西斯分子正在搜捕犹太人，把他们送到集中营。然而，从她读过的一篇论文中，她产生了一个实验设想，实验可以用小鸡胚胎来做，把这些胚胎藏在她的卧室里就可以了。她的兄弟吉诺帮她准备实验条件。她考察胚胎发育的最早阶段，亦即细胞开始分化时，特别注意神经细胞。后来证明，这些正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最终还使得她获诺贝尔奖。战后列维一蒙塔尔西尼迁到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在那里，汉伯格尔（Viktor Hamburger，1900—2001）正在做类似的工作。多年来，她一部分时间住在圣路易斯，一部分时间在罗马。她经常旅行，工作出色，并且以对神经生长因子的实验研究而闻名。1968年，列维一蒙塔尔西尼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6年，由于发现和离析了神经生长因子的工作与柯恩（Stanley Cohen，1922—）分享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上述四个故事说明，当妇女选择科学作为职业时仍然面临特殊的挑战，但是，要达到事业和家庭的平衡并不只有一条道路。在21世纪初，科学界中妇女数目正在增长。有一个促进妇女投入科学的网站不再开列1975年以后的女性科学家名单，理由是人数太多了。这场战斗也许已经接近胜利。
结论
1945年是一个强烈对比的时期：一场毁灭性的战争终于结束，人们刚刚松了一口气并且开始有了乐观情绪，但紧接着又面临广岛与长崎原子弹轰炸后带来的极端恐怖。科学家第一次发现自己正在走出研究所和大学实验室，以掌握知识者应有的政治和社会责任感发表时评。许多物理学家，包括玻尔和爱因斯坦，都积极投身于“和平利用原子能”这样的组织，它的宗旨是致力于和平利用原子能，建立反对运用核武器的条约。许多生物学家在为辐射对所有生物的危害，特别是对人体的危害而大声疾呼。原子弹的蘑菇云永远地改变了世界和科学界。
科学也通过其他方式在发生改变。1895年以后的50年里，科学已经越来越多地变成团队的活动。实验室和研究所，从物理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到哥伦比亚大学摩尔根小组的“蝇室”，成为新发展和新发现的苗圃。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产生了新的科学分支，诸如神经解剖学和亚原子物理学。科学进步要求越来越昂贵和特殊的设备，只有靠来自公共机构的资助、共享研究与开放的资源，以及来自政府的资助，才能得到足够的经费。哥白尼独自坐在塔里就能计算宇宙结构的时代，或者富兰克林放弃经商，未经正规的科学训练，就能对电学知识作出重大贡献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相比于过去，现在的科学不仅更加需要高度的客观性和创造性，而且要有交换思想、向别人学习以及从训练中受益的能力。
再有，越来越昂贵的研究也有其负面效应。由于越来越依赖政府和大型企业的支持，因而科学更多地被特殊利益所束缚，并且更加保密。在曼哈顿工程进行期间和其后，国际信息交流极为缓慢，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完全阻塞，因为国家和私人利益要保护他们的发现所得。
但是科学在许多方面却变得比以前更加活跃。20世纪前半叶发现原子具有结构，于是深入其内核并且使之分裂。经典物理学的思想体系对物理科学统治了两个世纪，但新出现的相对论却使之陷入困境。
除了这些变化，在原子世界里还揭示了一整套新宇宙观：革命性的量子观永远地改变了我们过去的宇宙观，那是一个有序而且可以预测的宇宙。物质本身不再是有形、稳定的东西，而是一种振动着的粒子，彼此还有相互作用，更诡异的是，它似乎受概率所控制。
在生命科学方面，强大的新概念产生了：遗传现象受细胞中的微小实体控制；机体平常合成的物质（如胰岛素），或者由食物产生的物质（如维生素），是维持生命的要素。
许多问题仍然有待解答——有些重要的发现还束之高阁。原子的探索者刚刚开始探索原子王国。新仪器和更复杂的测量将揭示质子、中子和微小电子后面更深层次的非凡发现。原子还有什么新秘密可以揭示？原子和分子之间有什么联系？生物体的基本单元是什么？是什么机制使染色体能够自我复制？基因由什么组成？它们怎样为后代性状设计蓝图？生命是如何起源的？宇宙是怎样开始的？宇宙在膨胀吗？宇宙中有没有其他的世界，其中存在生命、智慧生命和其他的文明吗？
20世纪后半叶的科学将揭示一个更加神奇的世界，这是一个知识接踵而至，科学家可以接近的世界，因为他们可以站在前人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