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曲兴起
我国散曲是继诗、词之后兴起的一种新诗体。宋金之际，契丹、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的乐曲相继传入北方地区，与当地原有音乐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乐曲，而原来与音乐相配，后来逐渐独立的词很难适应新的乐调，于是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这就是散曲。
散曲萌芽于宋金之际，兴起于金末，元代初期的散曲刚刚从词或俚曲脱胎而出。因此，这时的散曲有着“以词为曲”的特点。
北京自1012年辽代改称“燕京”，后金、元两代相继建都于此，金称“中都”，元称“大都”。金代于1153年迁都这里。1267年，蒙古大军统领忽必烈下令在“中都”城的东北郊建造新城作为国都，至1276年新城全部建成。1271年，忽必烈在扩建中的国都登基称帝，国号“大元”。由此可见，元大都自1153年以来作为金代的政治、文化、商贸的中心长达60年，也是中原文化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最重要的交汇地。
自中晚唐以来，民间长短句歌词经过长期的酝酿，到了宋金对峙时期，又吸收了一些在北方流行的民间曲词和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乐曲等文化因素，首先在金代统治的北方地区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这就是散曲。由于产生在北方，散曲由此也称“北曲”。
散曲可以说是承继于“词”之后的“可唱”的诗体部分，从金末元初的几十年间，散曲处于以金代遗民为创作主体的“以词为曲”的阶段。
所谓“以词为曲”，简单地说就是在词的形制中吸收了北方的俗语俚曲，正所谓“金元以来，士大夫好以俚语入词……同时诸调时行，即变为曲之始”，或在北方的俗语俚曲中融入了词的某些艺术特色。就是说，元代初期的散曲还刚刚从词和俚曲中脱胎出来。
散曲兼有词和曲的特色，“说它是曲，它的韵味却更像词；说它是词，它的面貌却已是曲。”所以《乐府余论》中说：“宋元之间，词曲一也。”
散曲与词都是取长短句的形式，倚声填词，以语体化来适应自身的音乐性，因此有时也称散曲为“词余”。但是散曲的句式更为灵活自由，从一字句到几十字不等，伸缩性很大。这主要是由于散曲特有的“衬字”手段造成的。
衬字，即在句子本格之外所加的字，衬字根据需要可多可少，比起诗词字数的固定化是一种突破，能更细腻、更自由地表达复杂多变的感情。
其次，散曲的用韵较密，几乎句句都要押韵，且平上去三声可以通押。诗词的韵脚一般不能用重复的字，散曲的韵脚则不受此限制。另外，在语言上，诗词一般宜雅而忌俗、宜庄而忌谐，而散曲则雅俗皆可、庄谐杂出，具有口语化、通俗化、自然率真的倾向。
散曲的体制包括小令、套数两大类。小令是散曲的基本单位，又称“叶儿”，起源于词的“小令”，是单一的简短的抒情歌曲，常和五言和七言绝句，及词中的小令，成为我国最好的抒情诗的大部分。
小令的曲牌常是一个，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它有3种变体，一种是带过曲，如“沽美酒带过太平令”、“雁而落带过得胜令”等。
二是集曲，系取各曲中零句合而成为一个新调，如《罗江怨》，便是摘合了《香罗带》、《皂罗袍》、《一江风》的三调中的好句而成的。最多者若“三十腔”，竟以30个不同调的摘句，合而成为一新调。
三是重头小令，即以若干首的小令咏歌一件连续的或同类的景色或故事，如元人常以8首小令咏“潇湘八景”，4首小令咏春、夏、秋、冬四景，或者竟100首小令咏唱《西厢》故事等，每首的韵不同。
套数又称“散套”、“套曲”、“大令”，是由若干支同一宫调的曲牌连缀而成的组曲，各曲同押一韵且连缀有一定的顺序，一般在结尾部分有尾声。
套数起源于宋大曲和唱赚，在南曲至少必须有引子、过曲，即尾声的3个不同的曲牌，始成为一套。在北曲则至少有一正曲及一尾声，但也有的套数亦有无尾声者。无论套数使用多少首曲牌，从首到尾，必须一韵到底。
正如词之为继于“乐府辞”之后的“可唱”的诗体的总称一样，散曲的曲调的来源，方面极广，包罗极多的不同的可唱的调子，不论是旧有的或者是新创的，本土的或者是外来的，宫廷的或者是民间的。在其间，旧有的曲调所占的成分并不是很多，大部分是新进入的“里巷之曲”与“胡夷之曲”。
金元之际，也包括元代初期的文人初作散曲，通常在创作方法上是“以词为曲”；在体裁上是多作小令，对套数很少或根本不予涉及，更不涉足杂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