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简介”1988年是经济改革过程中“惊心动魄”的一年，加上发生几起火车相撞、空难、沉船等不幸事件，人们戏称这个龙年是“火车亲嘴儿、飞机打滚儿、轮船沉底儿、物价没准儿”。“总结概括”得有点离谱，但却增添了改革开放宽松环境下，人们才会有的那番情趣和自信，比起上一个“可怕的龙年” (1976年)来，真是天翻地覆，好过多了。
说到物价，则比上年猛增了18.5％，涨幅是那10年里最高的，直至引发挤兑和抢购。而高通胀的背后，是投资、消费双膨胀和经济过热，从市场供求角度看，则是卖方市场得到进一步强化。这种市场状态引起了各界注意，也促使我从已往从事“市场机制”的单纯分析，转向了“机制与状态”的相关分析。文中从运行特征和机理入手，探讨了中国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向相对宽松的买方市场转变的可能性，并提出了若干建议，特别是指出了强制紧缩后的“谷底”，就是市场状态转变的契机，于是再次推出了实行“战略决战”的初步设想。虽然我曾提出“短缺环境有可能具有长期性”的保守观点，但自从深入研究了“市场机制”以后，我对中国可能很快完成市场状态的基本转变增强了很大的信心。果然，这种“谷底”、“契机”和重大转变很快便露头了，只是比原先的预料来得更快一些。因为，时隔不久，中国买方市场的萌芽就悄然出现了，以致于1990年，物价指数从1988年18.5%、1989年17.8％，骤降至2％，迫使我当时所在的财贸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和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共同联手“研究”起刚刚露头的“需求不足”问题。
在现实经济中，市场状态可以有无限多的细微差别，但基本分类可以归结为两种：以市场自组织功能为运行基础的买方市场；以政府直接调控为运行基础的卖方市场。介于两类市场之间的总供求均衡的市场状态，通常只是一种理论假设，不属于现实经济中的市场类型。由于市场机制只有在买方市场状态下才可能正常发挥调节作用，故从运行机制角度看，买方市场可视为常态市场。由于市场机制在卖方市场状态下的调节作用受到很大局限和扭曲，市场状态和政府干预之间常常形成互相强化、互为因果的关系，故卖方市场可视为非常态市场。非常态市场存在强度不等的多种形式，并随经济运行而经常发生变化。从非常态市场步入常态市场则是市场状态质的转变，是市场发育过程中的一次飞跃。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目前的市场在总体上明显属于非常态的卖方市场。研究这种市场状态的运行机理，探讨其完成历史性转变的可能性和若干条件，对于后续改革的决策选择，确定培育市场的重点，具有重要意义。限于篇幅，本文着重运行机理的描述，对深层构造等制度性分析则力求从简。
一、非常态市场与政府行为
一种产品或总产品供给暂时短缺(这里假定不包含自然垄断性产品或劳务)，在理论上是什么问题呢？从常态市场运行规则来看，表明该种产品或总产品在客观上要求按照更高的市场价格水平来供给和分配。或者说，只有有能力接受更高价格的需求者才有资格获得这些产品。显然，这一变化将使供给和需求在更高价格水平上达到均衡，同时还将在刺激供给、抑制需求的过程中，孕育价格水平回落、短缺消失的趋向。在这种场合，无须担任宏观调控职能的政府采取过多的“场外措施”，市场的自组织功能会自行排除这种暂时性短缺。
但是，如果经济运行不是按常态规则，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当供给短缺要求价格上涨，以增加供给抑制需求时，倘若政府出于种种考虑不允许价格上涨或不能够承受价格上涨压力，则供给短缺和需求冲动的矛盾就不可能按常态市场原则得到解决。在这种场合，限价供给必然导致限量供给，价格管制必然导致工资管制和投资管制，市场均衡倾向必然让位于政府强制均衡的行为。因为，低水平下的价格管制，将继续刺激需求，并使需求者的注意力从市场转向政府。政府则一方面面临极大的需求压力，另一方面必须拥有由限价引致的限量配给、控制消费需求(工资)和投资需求的极大权力。总而言之，这种政府干预行为存在着逐步乃至全部取代常态下市场功能的趋向，政府行为存在着按几何级数扩张的内在机制或内生性环境。所以，值得注意的运行机理和后果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1.由于供给短缺，政府在通过工资管制和投资管制向需求者分配资源和消费品的过程中，难以摆平各方面的分配关系。厚此薄彼是这种政府行为自身所无法解决的难题，并导致种种“区别对待”的歧视政策和等级制管理。市场固有的一致性原则(公平竞争、机会均等、身份平等)绝少生存空间。
2.区别对待的基本假设是政府有能力扭转短缺瓶颈，增加供给，实现均衡。但这一假设难以成立的经常性原因是，政府将有限资源优先配给于那些可望增加供给的重点产业或企业，为的是令其按政府的限价水平增加生产。而在供给短缺、价格管制和需求者处于不利地位的条件下，这些产业或企业有争平价资源的积极性，却绝少增加产品供给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环境。高消耗、低效益、低有效供给和种种讨价还价行为便是对这一假设的回答。
3.在增加原有生产能力的目标受挫的场合，政府必然倾向于投资扩张，为增加供给另寻途径，即对原有行业或企业追加投资和投资开办新的同类企业。但问题的关键是，政府的这些投资在形成生产能力之前，首先形成的并不是产品供给的增长，而是对原有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需求的增长。因而从动态过程来看，投资扩张首先引起需求扩张，使短缺波及面不断扩大，出现“产品短缺—投资增加—需求增加—产品更为短缺”的恶性循环。
4.短缺恶化了企业生产要素的购置环境，恶化了消费者的生活环境，迫使(也是诱使)企业和消费者抢购和囤积。抢购囤积行为的普遍化，反过来会加剧供给的脆弱性和供给短缺，出现“供给短缺—抢购囤积—供给更为短缺”的恶性循环。
5.当外延性投资以及上述两种恶性循环发展到经济运行难以承受的程度，例如市场过度紧张、供给跟踪乏力、政府补贴剧增和通货膨胀严重等等，便会发生经济运行中的强制收缩(在我国通常称为经济调整)，完成从投资扩张到收缩的一个波动周期。经济波动周期的谷底往往是非常态市场最接近常态市场的时刻。但是，如果不在此刻改变政府限价、限量等运行机理，固有的循环又会从谷底起步，重新演绎(由此想到，1989年严厉的治理整顿，即又一次被迫强制收缩以后，买方市场逐渐显现的直接原因，有可能是政府从此逐步改变了限价、限量的政策，转而采用了市场化政策，从而结束了短缺状态的演绎周期——作者2002年补注)。
6.在非常态市场状态下。由于限价配给、工资和投资统制不可能满足企业和消费者的需求，由于产需衔接的多样化和复杂性，企业和消费者对产品的余缺调剂必然采取实物串换和黑市交易形式。串换和黑市交易的价格比例本身并不合理，但却常常是对政府管制下价格体系的一种悄悄的否定和校正。
7.供给短缺在地区和部门间分布的差异，常常使非常态市场中短缺产品和各种资源的流动受到地区封锁和部门阻隔，甚至在本身并非经济主体的地区政府之间或部门之间出现类似于企业的非市场串换和不正当交易。
二、市场状态转变的若干启示
现实经济运行远比以上的抽象分析复杂得多。政府主持下的个人收入分配和投资分配对形成市场需求的影响，个人收入分配中储蓄对投资的影响，总供给中的有效产品的比例对总供求关系的影响等等，事实上都是市场状态的形成因素。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后，非常态市场与政府行为的关系已发生很大变化。以价格双轨制为主要特征的经济运行双轨态势，使市场状态与政府行为的关系更加微妙了。尽管如此，只要市场发育尚未完成从非常态向常态的飞跃，以上抽象分析中的某些结论和启示便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1.非常态市场与政府过多干预之间存在着互相强化的逻辑关系，但是政府行为失当是非常态市场不断再生的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则在于传统的高度集权体制。若要打断这种互相强化的因果链，首先是纠正政府行为。
如前所述，政府是因过多干预价格、工资和投资的形成而陷入对产品有效供给“越短越统、越统越短”的困境之中的。实行价格管制和实物配给使政府的干预行为一发而不可收，并导致了经济运行远离常态市场的周期性波动。价格、工资、投资的统制是传统体制约束企业自主行为的三条绳索，它们遏制了企业及其职工增加产品有效供给的积极性，因而构成了短缺经济和非常态市场的制度性根源。
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非常态市场势头依然十分强劲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统制经济在放权让利中发生了倾斜，企业及其职工作为分配主体的地位远强于其作为增加产品供给主体的地位，企业生产行为和分配行为严重缺乏市场运行的一致性。经济运行的双轨制则加剧了这种倾斜，使得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被继续扭曲，形成刺激需求膨胀、强化收入分配矛盾、削弱供给动力的机制。出现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传统体制病，即企业的产权模糊和预算软约束。所不同的是，由于价格机制与工资就业机制的不一致，以及政府批准的种种“挂钩”政策，导致企业利润向工资性支出的大量泄漏、消费需求膨胀和现有企业生产后劲严重不足，而传统的外延型投资冲动则从企业行为进一步蜕变为政府(含地方政府)行为。
2.尽管如此，仍然存在非常态市场向常态市场彻底转换的可能性。如果说传统体制下政府为克服短缺所导致的低效投资膨胀难以持续，那么改革以来出现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双膨胀”更难以持久。当前，通货膨胀逐步升级的势头已显示出再度实行严厉紧缩的客观要求(当然，紧缩的方式和手段会与改革前有所区别)。因此，前文所说的经济周期的谷底会通过付出一定的代价而再度出现。谷底就是中国市场状态转变的契机。因为，通过治理经济环境，实行严厉紧缩之后的非常态市场，在总供求差额上最接近常态市场。但是，市场状态转变的可能性并不就是现实性。总供求数量上的差额若缺少运行机制的转变仍然会重新拉大。中国在传统体制下和体制改革中，曾多次出现膨胀—紧缩的经济周期，由于种种原因，都未曾出现谷底之后的市场状态转变。可见，抓住契机，创造条件，转变运行机制是根本扭转市场状态的关键。
3.市场状态转变的本质并非单纯总供求数量对比关系的改变，而是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重大变革。由于积累下来的种种矛盾互相缠绕，从原则上说，在经济运行谷底实行市场状态的历史性转变，只能采取综合配套、战略决战的断然措施。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变的历史时期，处于摆脱贫困落后，从低收入国家上升为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重要阶段。面临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双重历史任务，决定了转变中国市场状态的巨大难度，也决定了实行这一转变走出传统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培育市场的迫切性。这本身就是一个尖锐矛盾。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解决矛盾的关键首先在于深化改革，在市场化经济体制上升到主导地位之前，经济发展始终要服从于改革。以改革总揽全局的含义，包括了必须首先纠正政府行为，克服基于传统体制病的“速度崇拜”观念，切实把运行机制的转换和市场状态的转变摆在一切目标的首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状态转变就是从改变总供求数量对比关系的角度确定改革的目标。数量关系的背后是质的飞跃，意味着经济体制和运行机理的深刻变革。这场变革的总过程虽然是长期的，但实行变革的最有利时机却是传统运行周期中的谷底。实行变革的最有力、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是在前期改革的基础上总结经验，积聚力量，采取战略决战的断然措施。
应当承认，在市场状态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经济振荡、阵痛是不可避免的。这主要来自发展与改革的矛盾，非常态市场运行长期积累下来的增长速度冲动、投资扩张与经济效益低下的矛盾，改革以来劳动生产率、有效供给增长滞后与收入、消费超常增长的矛盾，改革价格体系与克服通货膨胀、稳定价格水平的矛盾，企业改革、价格改革、工资改革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和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等等。由于这些矛盾的互相缠绕和多方拖拽，在市场状态转变过程中时刻面临两难甚至多难选择，具有向非常态市场回归的极大可能性。在这种场合，靠前期改革中那种单项突破、重点多变的改革措施已经无济于事，也很少错了再试的回旋余地，只能采取战略决战的方式。无论从改革实践还是方法论来看，改革总体的渐进性并不排除阶段性突变。决战就是适应突变阶段的正确选择，参见拙文：《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探寻》，载《财贸经济》1989年第1期。也是机制转换中阵痛期最短、成本最小的方式。
所谓战略决战，就是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在决定改革和市场状态转变全局和长远的主要环节、方面和领域，采取综合配套、强度较大的改革措施，大体克服前期发展与改革中积累下来的矛盾，基本确立新体制的主导地位。战略决战的主线是创造使市场机制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内生性机制的社会经济环境。参见拙文：《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探寻》，载《财贸经济》1989年第1期。决战的重点，一是以产权收益明晰化为核心的企业改革；二是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价格、工资改革；参见刘溶沧、宋则：《价格—工资双放联改与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关转换》，载《财贸经济》1988年第10期。三是以重建财政、金融制度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方式的改革。改革的实质就是按照经济体制和市场状态的共生关系的要求，同时推进市场主体的成长，市场参数、市场体系、市场规则的健全和宏观监控系统的形成。
可以相信，随着市场机制的内生化，中国的经济运行将产生市场化的供给刺激机制和需求约束机制，市场状态将从卖方市场走向市场机制正常发挥调节作用的买方市场，从而完成市场发育的关键阶段。届时，如何调控买方市场将成为政府和理论界面临的新课题。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1989年第3期)